应该如何评价刘邦这个人

一、 刘邦的战力评估

自反秦以来，刘邦的余生基本上都在战争中度过，其作战能力究竟如何，好象没有说法。从他与项羽对抗百战百败来看，估计后世对此评价不高。刘邦得天下后，曾与群臣探讨刘胜项败的原因，推出了汉三杰论，在作战能力上首推韩信。而韩信在与刘邦探讨带兵能力时，也只说刘邦不过能带十万兵，而自己则多多益善。从这个记载来看，韩信应该还有所保留，也就是在他的真实想法里，刘邦可能连十万人也带不了。之所以要说这个数字，无非是要给刘邦留足面子。刘邦对此并不服气，他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韩信答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历史没有记录下刘邦对此有什么响应，或者认可了这个评价，或者他对这个问题不想顶真了。于是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即在后人看来，刘邦的强项就是会驾驭人，其作战能力则不值一提。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其实际作战能力或者大大超出后人的估计。

其实有关刘邦的作战记录还是相当多的，其作战之频、作战对象之多恐怕也是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但在人们的印象里，最容易记住的就是他常常被项羽打得落荒而逃，连子女及部队都顾不上，只顾一个人逃命了。确实，比起刘邦取得的胜利来说，这些败仗场面在司马迁的笔下既精彩又传神，让人看过一次，就牢牢记住。但在整个秦楚之际，刘邦也就败给项羽一人，其它人则均败在刘邦手下。如在反秦战事中，刘邦于起兵之初就在战斗中击杀泗水守，这是见之于史的秦军阵亡的最高军事长官。在秦三十六郡中，肯定为刘邦部战斗征服的至少有三分之一。在刘邦加入项梁阵营前，项梁对秦作战还没有取胜的记录，只有项羽有攻克襄城的胜果。而刘邦的加入，使得项梁部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留侯世家》记张良以《太公兵法》告刘邦，被刘邦用得很好，说明刘邦很有用兵的天分。在最后的灭秦作战中，刘邦以不足万人的部队（郦食其语）完成了策应援赵、拱卫楚都、西进灭秦一连串繁重的任务，没有非常的军事才干是不可想象的。

有关刘邦的战力或可从平定天下后的几次作战中反映出来。在刘邦死前，先后有击燕王臧荼、击韩王信之叛、击陈豨之叛、击黥布之叛，每次均由刘邦挂帅出战，说明在汉阵营中，其它的人（韩信除外，因其过早被废王为侯不受重用）的能力均不能让刘邦放心。《高祖本纪》记其击陈豨时分析道：“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后果如其言。黥布反时的心态也能说明问题。黥布以为：“上（指刘邦）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在黥布看来，汉阵营的将领除韩信、彭越外，均不在话下。只有刘邦的本事值得顾忌，但他又太老，估计不会亲自带兵作战。所以黥布反了。可以肯定，在当时人的眼里，刘邦的作战能力是相当受推崇的。但为何会留下与项羽作战百战百败的记录呢，原因只能是项羽的作战能力更高，刘与项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刘邦长期处在项羽阴影下，其作战能力根本显不出来。

关于韩信以为刘邦不能将兵的说法，《韩信卢绾列传》有一条反证，击陈豨时，刘邦先于全国军队到达时抵赵，问赵相周昌赵地有无可用之人，周昌推举了四人，刘邦面试后骂道：“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陈豨反，邯郸以北皆陈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吾胡爱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赵子弟！”表明刘邦能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权威手段调动当地士兵的积极性，可能也因此抵挡住了陈豨的凶猛攻势。刘邦每每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应该与他善于激励士气有关。仅此一条证据，就使得不善将兵说不那么可靠。

二、 刘邦的杀降杀俘倾向

后世总结楚汉成败时，总不会忘记说残暴是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而项羽残暴的重要证据之一便是杀降。其坑秦降卒、坑齐降卒，杀秦王子婴及秦国宗室，尽失人心。但刘邦的杀降杀俘就很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严重。

早在反秦战争期间，刘邦与项羽协同作战时，就有过共同屠城的记录。如屠城阳。因为当时有项羽在，或可将此罪行记到项羽的账上。但刘邦入秦时的屠武关（《秦始皇本纪》），就不能由项羽本分担了。众所周知，当时战争的酷烈，使得获胜一方在经过艰苦拼杀后，往往做出极其残暴的举动，即屠城。《项羽本纪》在汉四年，欲屠外黄事上，为后世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估计刘邦的屠武关及楚汉战争时樊哙的屠煮枣，性质与此相类。但刘邦的问题不出在屠城上，而是在有计划地杀害降将方面。

整个楚汉战争期间，为汉军俘获的一方势力人物为数相当不少。如魏王豹、赵王歇、代王陈余、代相国夏说、雍王章邯、齐王田广、塞王司马欣、韩王郑昌、殷王司马昂均属被俘。然而除郑昌不详其所终外，其余均留下死于非命的记载。

首先，明确记为禽，又记为斩或死者。如代相国夏说被擒（《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曹相国世家》记为斩；齐王田广为汉将曹参所虏，而《田儋列传》言田横“闻齐王广死，自立为王”。至于其何故而死则不可知。类似情况有：章邯分明为都昌侯朱轸所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祖本纪》言其自杀；陈余分明为张苍所虏（《张丞相列传》），《曹相国世家》等均言其为斩。赵王歇为禽（《淮阴侯列传》），《张耳陈余列传》则明言“追杀赵王歇襄国”。两种记载之差异究竟如何，今已不可考。但笔者倾向于，这些人都是先被俘后被杀。因为死是不可改变的最后结局，而被俘可能是死前的某种状态，如章邯的被擒，就是上了功臣表这样的档案材料，应该最可靠；而《曹相国世家》记曹参之功为得王二，即俘虏了两个王，应该分别是魏王豹和齐王广。那么，上述人等皆有先俘后杀的嫌疑。这些人都是一方领袖，杀掉他们可以减少敌对势力的凝聚力。

其次，明确被俘，又在相当一段时间后被处死，或死因不详者。如魏王豹明确被俘，却未立即就死，只是在日后找理由将其杀害。汉三年，楚围荥阳，刘邦与陈平等人弃军出逃，留投降的魏王豹与周苛等守城。周苛即以“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为名，将其杀害。此等手段类似于秦二世以出巡期间诛杀大臣事，刘邦亦不想让这类杀降事与己沾上边，所以杀魏豹的周苛或因此而立功，其子周成或也因周苛之功而封侯，除此之外，周苛确实没有值得称道的功劳，所谓的守城被俘不屈，可能传说成分大于事实成分，毕竟周苛不是守城的最高甚至重要的汉军首领，项羽未必肯开出那么高的条件来收买他。在《功臣表》里有堂阳侯孙赤就是以惠侯的身份在荥阳被楚军俘虏并投降了，楚要封高官也轮不到周苛。与此同类，故塞王司马欣之死亦属可疑。史称其因汉胜楚于成皋，与曹咎同自刭于汜水上。实际上，曹咎并非自杀，而是被斩。《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则以曹咎为龙侯陈署所斩，这是陈署功劳薄上的记录，恐其斩曹咎事属实。因此，《项羽本纪》言曹咎及司马欣之自刭，皆不可信。再联系到日后汉王受伤入关，枭故塞王欣首之事，距其战败战“死”时间更已达数月之久。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将一个死者首级或尸体完好保存。如果不能保存，或就是能保存，枭其首于栎阳又有何意义呢。一种更大的可能是，故塞王司马欣当时只是被俘，后被处死。也只有在示众后的斩首，才能显出汉之武功，也可以平当地之民愤，顺当地之民心。

司马欣之死，当为《史记》中隐而微之事，却仍属有蛛丝马迹可寻者。而殷王司马昂之死，就毫无迹象留存。自汉二年司马昂降汉后（实则为灌婴所虏），就在《史记》中失了记载。而《汉书·高帝纪》却明确记其死于汉二年、汉从彭城败退后。此事不见于《史记》，班固或另有所见。如果班固所见不假，则司马昂之死与司马欣之死似有相通之处，即二者都死得不明不白。

尽管刘邦的杀降属于隐而微，但事实俱在，不容置疑。问题是，为何在放弃或失去抵抗后，这些人却遭到杀戮了呢？这个问题确实耐人寻味。联系到汉定天下后，韩信、彭越之死，或可对理解这个现象有所帮助。即，杀降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局面，如果这不是全部理由，至少是一部分人如此结局的原因。

魏王豹、代王陈余、赵王歇、齐王田广还有司马昂虽然不是最厉害的角色，但也都曾是领袖一方的人物。尤其前二人，都具有一定的开拓能力，有一定的凝聚力，可以登高一呼，从者云集。这样的人之存在，总是让志在天下的刘邦心存忌讳。而司马昂亦非泛泛之辈，在赵王武臣失败后，司马昂曾一度变成了一支独立作战武装，其在秦之腹地作战，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发展壮大。更有甚者，其先反叛项羽，后因力不能敌，与项羽派来讨伐的陈平媾和罢兵。这等能屈能伸的功夫，与刘邦极为相似，刘邦容他不下，亦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章邯和司马欣，此二人是秦将，双手沾满了反秦武装的鲜血，刘邦对他们不仅在感情上不兼容，在理智上也不能允许他们继续存在。故在俘虏二人不久，即将其处死，满足了刘邦及其部下感情和理智的需求。还应该考虑到，赵地与齐地的平定并非一帆风顺，如果让赵、齐二国之王留下来，对于二地的敌对势力来说，等于是留下了精神支柱。故处死二人，或可使两地的平定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刘邦的杀降将，是有其政治上的考虑的，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刘邦的本性残忍。如果与天下大势相联系来考虑，才能见其深意。

鉴于上述考虑，刘邦的杀降，或可包括临江王共尉。据《荆燕世家》：“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而《傅靳蒯成列传》则另有说曰：“（靳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因定南郡。”江陵王，即临江王，江陵为临江国都。则共尉并非战死，而是被生擒，《高祖本纪》明言，共尉是被“杀之雒阳”。其实汉击共尉一事，本来就不合情理。据《高祖本纪》，汉令卢绾、刘贾击共尉在汉五年正月后，其罪名是“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而《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五年十二月，“汉虏驩”，表明，汉击临江之事是紧接着项羽之死、楚地大定之后就进行的。《史记》以一事之始的时间记其最终结果的现象经常发生，此为其一例。故临江之定或非此时的事，其始则可确定为此时的事。《韩信卢绾列传》称：“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十二月在正月前，汉击临江时间的不统一，表明了罪名的不成立。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临江在楚汉战争中的立场。尽管临江与汉、九江、衡山一样均为旧楚将而封王，但其没有在战争中帮楚是有一定根据的。据《黥布列传》：“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则与项羽交好的楚军旧将惟黥布一人，其余三人，汉王刘邦已叛，临江王共敖与衡山王吴芮不执行项羽杀义帝的密令，估计也与项羽关系疏远。而吴芮因与黥布的姻亲关系，在黥布归汉后，可能也有助汉的倾向。据《汉书·高帝纪》，汉五年正月，劝刘邦即皇帝位的诸侯中有衡山王吴芮，而刘邦的答谢诏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则吴芮与项羽有积怨，并肯定至少在楚汉战争后期，加入到汉阵营。而临江国可能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都处于两不相帮的境地，《高祖本纪》称其叛汉，只是欲加之罪的说法，不足为信。何况此前临江没有助汉之举，就谈不上什么叛与不叛的问题。事实可能是，先发起对临江的攻击，然后再安上罪名，因此，战争的性质是统一而非平叛。

根据共尉一事的隐秘因素，或者燕王臧荼的反叛也存在问题。《高祖本纪》称：汉五年“十月（实际上应该是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樊哙将兵攻代”。从这个记载来看，臧荼是反了。但臧荼反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臧荼之燕在楚汉战争中是帮助汉阵营的，此年正月的劝进诸侯中也有臧荼的名字。在前一年楚汉相持荥阳时，燕出兵助汉击灭楚大司马曹咎。在刘项胜负未定时助汉，到天下归汉时叛汉，情理上不通。应该考虑汉欲加之罪的情况。代地的情况当时是怎么样的呢。自汉三年韩信等汉将击灭代相国夏说后，代地就落入了汉的掌握，主事者是张苍，其职位是代相，即在没有代王的情况下，代汉行使权力，署理代地事务。而汉定天下时，张苍又从赵相的位子上，回到代相之位，而汉击燕时，张苍以“代相从击臧荼有功”，看不出燕有攻下代地的痕迹。而从张苍事迹来看，这一段的历史有点乱。《张丞相列传》记张苍相代王在臧荼反前，而当时代地无王，至汉七年才由刘邦兄刘仲为代王。另有陈豨在战争中曾以游击将军别定代，汉击燕时，或者陈豨仍在代地，由张苍扶佐也未可知。《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击燕，未及攻代一事，与张苍事迹合。《高祖本纪》记樊哙攻代可能是误记，因为汉七年，刘邦从白城败退下来，就让樊哙定代地，或许有将二事搞混了的可能。所以，在臧荼问题上不能排除捏造罪名的可能。为什么要为臧荼捏造罪名，这就要从楚汉战争结束时诸王的情况来分析了。项羽分封立十八王，三秦王、三齐王、代王赵歇都死于战事，辽东王韩广为臧荼所杀，韩王成为项羽所杀，河南王申阳降汉失地，项羽自立之韩王郑昌也被汉俘虏，魏王被汉诛死，殷王死得不明不白。剩下的汉王称帝，九江王黥布被项羽杀了全家，死心塌地归汉；常山王张耳被陈余击败失国归汉，得汉助而为赵王；衡山王吴芮受汉封四郡之地，虽然实领一郡，应该比项羽时多。剩下的临江国共敖传子共尉，已安了个罪名剿灭。而臧荼之燕，实则是合并了项羽分封时燕与辽东之地，相当于战国燕的全境，疆域相当大。而此燕在战争中没受什么损失，也没得汉什么好处，要笼络住也颇为不易。这样一个与汉关系不甚密切的大国，总是让人不放心。所以，就不能排除汉为取得长治久安而给燕安个罪名的可能性。

从韩信、黥布事件来看，汉为求得安定是愿意付出一定代价的。比如告发韩信造反的栾说，与告发黥布造反的贲赫，就分别被封为慎阳侯与期思侯，并各受封二千户。而很多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人，受封户数远不及这二人。韩信之叛，始终存在着不足以取信于人的问题，汉室也因此没有把韩信的功劳化解于无形，反而把一些不是他的功劳说成是他的，比如定魏、定代、定齐就有吕泽、陈豨等人的功劳，基本上都划归了韩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刘邦为了消除不安定因素，是会采用捏造罪名的办法。临江与燕的情况应该归于这一类。

总而言之，刘邦的杀降更像是一种出于为了江山社稷安定的深谋远虑，而项羽的杀降则很具有滥杀无辜的施暴狂意味。于是，刘邦的杀降常常消除了后患，而项羽的杀降，则激起了更大的反抗。

战国时春平君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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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之一——千古传颂亚鲁王

亚鲁王是蚩尤之后两千多年苗族部落的一位王族后裔——苗族第十八代王，二千多年前，这位不可思议的王带领苗族部落从东北往西南迁徙，一路征战，开辟万里疆土，最后来到贵州今麻山（紫云、长顺、望谟、平塘一带）这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建立西南苗族家园。《亚鲁王》这部千古绝唱的苗族英雄史诗记载了其穿越时空的刀光剑影，万马奔腾，恢弘的历史迁徙场景和开疆辟土的悲壮历史传奇，令人震撼让人膜拜，2011年正式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不可思议之二 -----戈若徒手攀岩

戈若是苗语蜘蛛的意思，此处指身怀绝技的当地苗民——蜘蛛人。不知从何时而起，苗族歌师—东朗为将历代离世而去的苗人祖先背上河谷两岸的悬崖峭壁安葬，从而练就了千年不变的徒手攀岩绝技，代代相传，以至于他们不用任何保护设施能在高达百丈的大穿洞崖壁上放悬棺、掏燕窝，身轻如燕，行走如飞，敏如猿猴而无不及。他们将这一绝世神功延传至今，成为世界唯一、中国独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绝壁舞者---蜘蛛人。

2、 不可思议之三——千年悬棺洞葬

格凸河两岸的万丈悬崖绝壁上遗存了众多的苗人悬棺，崖壁的洞穴中也摆放了成百上千的苗人古椁。这些悬棺洞葬，历经千年风雨而保存完好，不知是古苗先人战死沙场的英雄墓冢，还是南迁的苗族不肯入土为安，希望有朝一日能让子孙把他们带回梦绕魂牵的东方家园的途中憩院。

4、 不可思议之四——砍马祭祀祖宗魂

在群山环抱的奇峰谷地，一座有着苗族创世纪哈伽女神的孤峰之东，坐落了一座上千年的苗族古村寨----东拜王城。这是亚鲁王两个儿子迪地仑和欧地聂在此开疆辟土所修建的王城所在地。为纪念亚鲁王及其王子们从黄河流域万里南迁开辟苗族疆土的悲凉壮举，千百年来，东拜王城的子孙们每年进行一次盛大的祭祖仪式，其中最为震撼人心的仪式之一----砍马祭祀祖宗魂，是世界上现存的最血腥的祭祀活动。它代表了苗族子孙对祖先亡灵最虔诚的敬奉。

5、 不可思议之五——最后的穴居部落

贵州高原上绵延的群山孕育了万千巨大的喀斯特洞穴，在紫云格凸河的一座大山坡腰上有一洞穴被称为大山的眼睛—中洞千夫洞寨，这个洞穴巨大而敞阔，里面不知何时而起修建了一座居住了几百上千人的洞中苗族村寨，上百间无顶木屋和一所学校环洞而建，相依相偎，井然有序，蔚为壮观。这里的人们世代生在洞里，长在洞里，死后也安葬在临近的洞里，被称为世界最后的穴居部落。

6、 不可思议之六—苗族大观园

在格凸河几十公里的沿河两岸，聚居了有十五支彼此语言不同、服饰、穿戴、习俗迥异的苗族支系。他们是亚鲁王及其子孙部落开拓疆域的守望者，千百年来一直传承着各自王子部落的特有语言习俗，是苗族演化传承的活化石。华丽缤纷的服饰、优美奇幻而多姿的歌舞、精彩绝伦的功夫绝技、寓意丰富的苗族节日，在繁复的苗族大家庭中独具魅力，格凸河因此有风情河谷、苗族大观园之称。

7、 不可思议之七——天地神光

每日的清晨，天上的神灵在横跨格凸河的巍巍大山之颠 ，透过通往天上的门---穿上洞通天门，将一束金灿灿的阳光倾倒在薄雾冉冉的格凸河上，为这里的生灵带来无限的生机，这就是世上罕见的----天地神光。而在稍后的中午，天地神光再次从天上射入深邃的望天洞里，给洞中数十万只翻飞的生灵---燕子带来生命的神光。夜晚，皓月从通天门又投出皎洁的月光，这一系列神奇瑰丽、变换多姿的天地神光令人叹为观止，犹如时空穿越，给这里的山水生灵带来了无限的吉祥。

8、 不可思议之八——魔幻阴阳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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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不可思议之九 ——立体穿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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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不可思议之十——山顶上的古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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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不可思议之十一 ——地球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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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晚期赵国的封君有春平侯，见于《战国策·赵策四》，而《史记·赵世家》、刘向《列女传》作“春平君”。目前已知此人为相邦时监造的铜铍多达17件，铭文并没有写作“春平君”的。以往关于春平侯的讨论，羼杂了很多伪刻，因此影响了结论的可靠性。今除去伪器1 ，把相邦春平侯铍从纪年的不同分为两类：第一类共有11件，纪年全都是十七年。这里擧“邦左伐器”与“邦右伐器”各一件为代表：

[B]1.十七年，相邦春平侯，邦右伐器工师 ，冶疢报斋·大工尹韩专。2

2.十七年，相邦春平侯，邦左伐器工师长凤，冶 羍斋·大攻尹韩专。3 [/B]

黄盛璋、高明、李学勤等诸位先生都曾分别指出，十七年相邦春平侯铍的纪年即赵孝成王十七年。4 这是正确的，也是本文以下讨论的定点。

其余纪年普遍很低的为第二类，有“王立事”、二、三、四、五年共五种6件：

[B]3.王立事，相邦春平侯，邦左库工师肖瘠，冶尹 报斋。5 [/B]

[B]4.二年，相邦春平侯，邦左库工师肖瘠，冶史开报斋。6 [/B]

[B]5.三年，相邦春平侯，邦左库工师肖瘠，冶史开报齐。7 [/B]

[B]6.四年，相邦春平侯，邦左库工师长身，冶尹□报齐。8 [/B]

[B]7.四年，相邦春平侯，邦左库工师长身，冶陶湵ㄆ搿ご蠊ヒ?ぜ洹！?9 [/B]

[B]8.五年，相邦春平侯，[邦左（或右）]伐器工师□□，冶□报斋。10[/B]

对这类低纪年相邦春平侯铍的王世归属，则有三种不同的意见：1、高明先生认为属于孝成王前期；2、黄盛璋、许进雄、李学勤等多数先生认为属于悼襄王时代；3、张琰先生认为是属于赵王迁。11 由于低纪年相邦春平侯铍不会晚到代王嘉世，所以上述三种意见可以说已经覆盖了所有的可能性，必有一种是正确的。

我认为，上述张琰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张琰先生对此阐述不够，其文章在文献和铭文的理解两方面存在有不少失误12 ，所以他的这个看法并未能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下面先来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通过对有关研究史的梳理，我认为，能否有不止一个相邦或守相（假相）同时在位，是讨论战国晚期赵国相邦年代的原则性问题。例如，黄盛璋先生说：

[face=楷体_GB2312]据《赵世家》，孝成王十五年与十八年相国为廉颇，但据《廉颇传》，廉颇实为假相国，同时战国相邦决不止一个，秦就有左、右相，而秦设相邦为时很晚，乃是仿效三晋制度。《赵世家》又记孝成王“十七年假相大将军武襄君（乐乘）攻燕”，“十八年延陵钧率师从相国信平君（廉颇）助魏攻燕”，而十五年相国就是廉颇，这也证明赵国相邦或假相并不止一个。廉颇与乐乘都是大将，这几年都将兵在外对战，国内不可能没有掌政的相邦，春平侯与掌军的假相或相邦廉颇或乐乘可以不矛盾”（《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107－108页，齐鲁书社，1982年）。[/face]

据此可以知道，黄先生是认为春平侯跟守相廉颇、乐乘曾同时并相。目前所知大部分讨论这个问题的学者，如高明、许进雄等先生，都同意上述黄先生的看法。此外，李学勤先生对于文献和兵器题铭所记载孝成王后期相邦错综复杂的情况的理解是“当时的赵相屡有更换”。13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看法。

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是认为一个官职只能设一人，因此不会有两个名号完全相同的职官同时为政。铭文所见的“守相”是“守相邦”的简称，文献称“假相”、“假相国”。“相邦”跟“守相”之间的关系，和“令”跟“守令”、“守（郡守）”跟“假守”的关系相同，“守”跟“假”的含义略同，都指在无正职的情况下，在位行事者并非正式拜官（真除），而是临时兼职代理。因此“守相”并不是相邦的属官或副职，也不是相邦的分职，而是全权的相邦临时代理者。因此，并不会出现守相跟相邦同时在位的情况。至于黄先生所说的秦国的“左、右相”，本来是“左/右丞相”的省称，根据近年的研究，丞相是相邦的属官，二者不能等同。14 因此，我们认为战国时代列国可以暂时无相邦或守相（例如秦王政十年以后秦无相邦），但是决不会同时有两个相邦或者同时有一个相邦、一个守相、或者同时有两个守相。我们以下的讨论，都将遵循这个原则。

[center][B]贰[/B][/center]

根据文献记载和铭文研究的结果，从赵孝成王十五年至十八年的历任相邦情况如下：

十五年，守相廉颇15 ；

十六年，守相信平君廉颇16 、

十七年，守相武襄君乐乘；17 相邦春平侯

十八年，相邦平国君18 、相邦信平君廉颇19

十五年廉颇出任守相，有可能是因为当年赵相邦平原君死，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所以请廉颇来兼职代理。十六年，廉颇围燕，可能是当年去相，故而换由乐乘继任守相，仍属兼职代理性质20 ，十七年，乐乘又去围燕，春平侯跟平国君先后于当年和下一年出任正职相邦，十八年“相国信平君助魏攻燕”，是平国君已经于当年去相，所以换信平君廉颇出任相邦。由于廉颇在十五、十六年曾做过“守相”，所以这次廉颇所担任的不是守相，而是正职。21

史载赵孝成王十五年燕趁赵长平之战失败后国力委顿而举兵攻赵，赵国反击，战争持续至十九年，以赵国胜利结束。短短四、五年内，赵国频繁更换相邦凡四人六次。最初守相廉颇和守相乐乘的相继卸任，如上所述，是因为他们都是临时代理的性质，又轮番征战围燕，长期在外。而铍铭所见春平侯跟平国君都是正职相邦，为什么在位时间也很短呢？

我认为，这个情况需要跟《赵策四》所记载春平侯和平国君同时在秦为质的事情联系起来看：

[face=楷体_GB2312]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钧为之谓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赵王之所甚爱也，而郎中甚妒之，故向与谋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谋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绝赵，而郎中之计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遇赵王，必厚割赵以事君，而赎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与接意而遣之。[/face]

平都侯当即铍铭所见的“平国君”，文献以“都”换“国”字的情况，跟文献所见的“信平君”、“建信君”之“信”，铍铭都写作“躳（躬）”类似。

《赵世家》赵悼襄王二年（即秦王政四年）下也记春平君归赵之事，文字跟《赵策四》基本相同。春平侯跟平国君既先后于赵孝成王十七、十八两年间短暂出任赵国相邦，后来又同时为质于秦，这不是偶然的巧合。

我认为，他们先后为质于秦，正是他们先后去相的原因。上举《策》文在《赵世家》系于赵悼襄王二年下，是据春平侯归赵的时间，而并不是出质的时间。联系赵孝成王十八年的情势，可以从出质的原因和春平侯的身份两个方面来解释这次出质事件。

首先，春平侯、平国君先后去相而入质于秦，当跟《赵世家》记载孝成王十八年“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之事有关。

赵孝成王十八年当秦庄襄王二年（前248年），这一年，秦将蒙骜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定太原郡。此事除《赵世家》的记载，还见于《六国年表》、《蒙恬列传》、《燕世家》、《秦本纪》以及《秦始皇本纪》后附《秦记》。秦昭王四十八年长平之战后，曾“使司马梗北定太原（引按：原属赵国），尽有韩上党”（《秦本纪》），但是在昭王五十一年，赵使“乐乘、庆舍攻信梁军，破之”（《赵世家》），因而秦所定太原郡又为赵所恢复。22 这次秦趁赵、燕相战的机会，又重定太原郡，赵自然无暇顾及。我认为当时赵国方面为防止秦乘胜进攻灭赵，因此有求和之事的发生。此事在文献中没有记载，但是根据十七年春平侯铍和十八年平国君铍来看，求和行动都发生在十八年，春平侯和平国君先后被召入秦，既可能是被秦国单方面扣押为人质，也有可能是两国为守信用而交换人质。

春平侯之所以被作为人质，是因为他的身份是赵国太子。

《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四年，拔畼、有诡。三月，军罢。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六国年表》同年赵列：“太子从质秦归”，因此《赵世家集解》在悼襄王二年春平君归赵之事下有“徐广曰”引《年表》，已经暗示春平君即从秦质归的太子，至张守节《正义》则断定“太子即春平君”。但是，以往学者对此意见分歧。

在不承认《赵世家集解》和《正义》的讲法的学者中，一部分学者认为春平侯不是太子，例如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说，“据‘甚爱’、‘妒之’、‘言行信’等语，春平君必王之亲臣，非太子”；黄盛璋先生根据他对四年春平相邦葛得铍铭文的错误理解，认为春平侯为“葛”氏，因而不是赵王室，自然也不是赵太子。23 另有学者的表述有所不同，例如金正炜引《列女传》认为春平君不是“悼襄王太子”，李学勤先生引述金正炜说，也认为“从铍铭可以进一步证明，春平侯不是悼襄王太子，而是一名大臣。”24 我们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古文字材料所见战国时代各国的封君爵位，是“君”、“侯”二等制，“侯”高于“君”，25 二者并不可以混用。26 从铍铭来看，春平侯在出质于秦之前的爵位就已经是“侯”，而文献对此前的春平侯事迹并无任何记载。赵铍铭文称“侯”的封君，目前只有春平侯一人，这已经说明春平侯的身份不同寻常。从先秦时代的质子制度来看，可以做质子的人，其身份绝大多数都是国君的太子或诸王子、公子，以大臣为质的情况很少见。27 由此结合前述文献记载可以推定，能够出质秦国的这两位赵国封君，不但春平侯肯定是太子，就连平国君至少也是赵国王室成员，否则他们是没有资格作人质的。

至于春平侯不是悼襄王太子，这本是正确的。28 因为悼襄王之子在孝成王17年时年龄尚幼，不可能出任相邦。但并不能据此认为春平侯不是太子。春平侯实际是赵孝成王的太子。结合文献和铭文看，赵孝成王至少有三个儿子。《赵世家》记载，赵孝成王十年，太子死。此太子死后继立的太子，就应该是春平侯，十七年春平侯任相邦29 ，十八年作为人质入秦，二十一年，赵孝成王死时，先前指定的王储春平侯还在秦作人质，不得归立为王，于是子偃得立，即赵悼襄王。30 因此，春平侯跟悼襄王应当是兄弟行辈。

综合上述，春平侯跟平国君先后出质于秦，是铍铭所见春平侯跟平国君相继出任赵国相邦和离任的原因。

[center][B]叁[/B][/center]

下面来讨论春平侯跟赵悼襄王、赵王迁两世相邦的关系。

春平侯在赵悼襄王时未曾出任相邦。根据吴振武先生进年对铍铭和文献记载的考订，建信君是赵悼襄王相邦。31 可信据的建信君铍铭目前共有八件，纪年有元、三、四、八年四种，32 若把低纪年的相邦春平侯铍也排入悼襄王世，则建信君铍跟春平侯铍的纪年至少在三、四两年间重合。根据我们先前所定的原则，重合的情况只能用二者一来一去解释。文献记载这两年赵国以庞煖为将对外作战，而本土相对安定，无由频繁更换相邦。因此，春平侯是赵悼襄王相邦的可能性很小。

悼襄王在位九年死，子幽缪王迁立。刘向《列女传》记载赵悼倡后在赵王迁时代通于春平侯：

[face=楷体_GB2312]及悼襄王薨，迁立，是为幽闵王。倡后*佚不正，通于春平君，多受秦赂，而使王诛其良将武安君李牧。其后秦兵径入，莫能距，迁遂见虏于秦，赵亡。[/face]

这件事跟战国晚期秦相邦吕不韦通於秦庄襄王后、楚春申君之於楚考烈王后，都有些类似。正如黄盛璋先生所说：“刘向领校秘书多见古籍，这一条比《史记》、《战国策》都各有些异同，应另有根据”。这条记载说明，春平侯在赵王迁世很有势力，此时的他就应该是相邦。在赵王迁世，春平侯以王室长辈的身份出任相邦辅佐其侄，这也容易理解。因此低纪年的相邦春平侯铍必须排入悼襄王之后的赵王迁时代。

这次春平侯从赵王迁继位开始出任相邦直至五年，之前之后的赵国相邦都是司空马。

据《秦策五》“文信侯出走”章，“文信侯出走，与司空马之赵，赵以为守相。”（后文“秦下甲而攻赵。司空马说赵王曰……”与“赵以为守相”之事相隔多年，详见下），吕不韦免相出就国河南事在秦王政十年十月（秦之岁首，当公元前237年），相当于赵悼襄王八年年底，司空马入赵为“守相”，应该已到了赵悼襄王九年。目前发现的相邦建信君铍最高纪年为八年。建信君去相应该在赵悼襄王九年，他去相的原因，见于《赵策三》：

[face=楷体_GB2312]秦攻赵，鼓铎之音闻于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赵，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赞群臣而访之，先言横者，则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横。[/face]

以顾观光为代表的传统说法，认为这次攻赵是在秦王政十一年（悼襄王九年），是年秦伐赵，取九城。33 从此条材料来看，此时赵主张合纵抗秦，所以希卑说秦国祇能以鼓铎之声跟主张连衡的建信君暗中联系。秦攻赵的起因，记载于《燕策三》第四章。先是，悼襄王八年入朝于秦，秦、赵相合，许赵攻燕，九年赵攻燕，燕国使者以“今王使赵北并燕，燕、赵同力，必不复受命于秦矣”游说秦王政，秦以为然，遂起兵攻赵救燕。秦已转为攻赵，赵必然马上弃连衡而取合纵，仍想维持秦赵之交的建信君遂因此失宠而去相。所以司空马入赵先是接替了建信君的位置，不到一年，赵王迁立，春平侯出任相邦，取代了守相司空马。

保利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六年相邦司空马铍，李学勤先生考订其纪年属赵王迁。34 这是正确的。根据本文对低纪年相邦春平侯铍的看法，这件六年相邦司空马铍的纪年紧接清华大学所藏五年相邦春平侯铍，因此，春平侯这次去相也就是在赵王迁的五年或六年之时。

[center][B]肆[/B][/center]

本节从几件铭文来谈跟春平侯有关的一些其它问题。

上节我们说“春平侯从赵王迁继位开始出任相邦直至五年”，目前元年相邦春平侯铭文尚未发现。这里要解释的是王立事相邦春平侯铍的特殊纪年“王立事”。

王立事相邦春平侯铍铭文中的工师跟冶名与二年、三年相邦春平侯铍互相系联，所以此铍“王立事”所代表的纪年，有两种可能：1、赵王迁元年；2、战国诸侯称王或者新君继位，其元年有从第二年开始计算的情况，这称为“逾年称元法”。因此“王立事”可能指悼襄王已死、赵王迁继位以后、改元以前的那段时间。

以“王立事”纪年的，另有 “王何立事”戈（《集成》11329）和 “王立事南行昜（唐）”铍（《集成》11674）。因为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8年）五月传位王子何（赵惠文王）后自称“主父”，戈铭“王何立事”所指可能为当年五月至来年岁首这段时间，而惠文王之元年是从翌年算起的。纪年为“元年”的赵兵器，有济南市博物馆藏元年建信君铍外和 “元年往 （？）命”铍（《集成》11660）。因为赵器纪年“王立事”跟“元年”都有所见，因此，“王立事”所代表的不应该是元年，所以上述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据以上的考订，建信君、司空马、春平侯三人的去相和来相，均是一年之间的事情。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两件“春平相邦葛得”铭文。一件是旧著录的四年春平相邦葛得铍铭，另一件是新发现的五年春平相邦葛得鼎，其铭文分别如下：

[B]9.铍：四年，春平相邦 得，邦右库工师蜀（？）辂徒，冶臣成报斋。35

10.鼎：五年春平相邦 （葛）得，傌（柏人）36 在序剸（？）劲，卸（御）史臧是，邦右库工师= （郎？） ，冶臣市所伐·容一斗四益，冢（重）十二益三两[/B]

黄盛璋先生曾认为，铍铭的春平相邦 得就是相邦春平侯，他根据铭文认为春平侯为“ ”氏，因此不是赵国王室，也就不是赵太子。

从前文所论来看，春平侯是赵孝成王太子，因此黄先生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下面是就这两件铭文而补充的一些看法。

首先是“春平相邦 得”是否就是“相邦春平侯”。“相邦春平侯”这一称呼的“相邦”之前没有限定成分，指的是赵国国家的“相邦”；“春平相邦 得”中的“相邦”前面有限定语“春平”，说明这个“相邦 得”是属於“春平”的，正是为了跟没有限定成分的“相邦”相区别开来。可见，二者肯定不能等同。

“春平相邦 得”应该是春平侯的家相或者在其封地“春平”的地方长官。裘锡圭先生在谈到曾藏於台湾古越阁的一件七年武城相邦戈时，曾指出战国时代“封邑之长官称‘相邦’，与汉代侯国之长官称‘相’同例”。37 这是很正确的讲法。战国时代，各国封君的采地食邑，也称为“邦”，如同相对独立的小国。封君在自己的采地上委派官吏，其官吏体系也跟宗主国类似。除了裘先生所指出的七年武城相邦戈的例子以外，还有几件“代相”监造的兵器，“代相”即“代相邦”的简称，是赵国在代地封君之相邦；38 又如古文字材料所见有“平安君”、“平安夫人”、“平安邦”、“平安少府”等称呼，也是有关平安邦君的一套称呼。39 此外见於文献、出土古文字资料的例子还有不少。可见，跟封君春平侯有关的称呼，前面就可以冠以“春平”来限定。

由此我们需要讨论“春平”的含义。杨宽先生曾经指出，战国时代封君的称呼有三种类型：1、以封邑为封号是常例；此外还有以功德为封号的，这种情况还可以再分为两种类型：2、有封邑而另有封号；3、有封号无封邑。40 “春平”作为地名不见於文献记载，因此我们曾经怀疑春平侯并没有封邑，仅有封号。但是我们上文已经指出春平侯是赵孝成王的太子，“春平侯”的爵位是“侯”，高於目前古文字材料所见赵国任何其它封君的爵位“君”，从这一点来看，说春平侯没有封邑，是不大合适的。因此我们认为，春平侯应该是以“春平”为封号而另有封邑的封君。41 “春平”可能是取“纯厚平和”的意思。

两件春平相邦 （葛）得铭文所见的库名均为“邦右库”，这可能会有两种解释：1、此“邦右库”的“邦”跟“春平相邦”的“邦”同指春平侯的采邑，如然，则该铍属於封君采邑的产品；2、赵中央相邦所管理的“邦右库”跟该铍铭文的“邦右库”所指相同，那麽“春平相邦 得”在该铍铭文中的地位，就是代理春平侯行使在中央的监造权，该铍仍然是属於中央监造系统的产品。

上述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需要判断究竟哪一个是正确的。我们看到赵国代相所监造的三件兵器，其库名“左/右库”，跟赵国其它地方县邑的库名“上/下/左/右库”类同，前面都没有限定语“邦”。因此，四年春平相邦 得铍应属于赵国中央所铸造。铭文所见的情况，是 得以封君家臣的地位代理其主君春平侯行使赵国中央的监造权并且署名，这真是一种罕见的情况。

根据我们对低纪年相邦春平侯铍年代的意见，四年春平相邦 得铍的纪年也应该是属於赵王迁。制造於同一时期的相邦春平侯铍库名均为“邦左库”，其中1970年发现于辽宁大连的一件四年相邦春平侯铍在铍体另一面加刻有“大攻尹赵间”。加刻“大攻尹”在赵铍中并不是通例，目前所见，集中于赵孝成王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年邦左/右库所造诸铍以及赵王迁六年的相邦司空马铍。我认为，这是一种相邦在位时的代理情况，此时相邦的署名只不过是名义上负责，并未实际亲自过问监造事务。

鼎铭“所伐”之“伐”字，还见于十七年相邦春平侯铍和十八年相邦平国君铍铭，辞例为“邦左/右伐器”。“邦左/右伐器”应该如何解释，也是困扰学界已久的问题。何琳仪先生曾指出，“邦左/右”为“邦左/右库”的省称；42 吴振武先生据此又进而指出，“伐”字的语法地位相当于齐兵器铭文所见的“造”字，他认为“伐”跟“敦”、“攻”等字常常同义连用，“攻”、“敦”二字皆有“治”义43 ，所以“伐”字的词义因为同步引申，也可以训为“治”。44 我认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赵器铭文常见“所为”45 ，跟五年春平相邦鼎铭“所伐”适相类比，“伐”、“为”词义相当，这可以给吴先生的上述论点再提供一个很好的证据。46

清华大学藏五年相邦春平侯铍也有“伐器”二字，因此五年鼎的“所伐”之“伐”也并不是赵王迁时代的孤例。

[center][B]结语[/B][/center]

本文的讨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1、春平侯是赵孝成王太子，曾于赵孝成王十七年出任相邦，翌年因为出质于秦而去相，赵悼襄王二年，秦遣春平君归赵，至赵悼襄王死，春平君又出任赵王迁相邦，并在赵王迁世与赵悼倡后私通。直至赵王迁五年或六年，春平侯去相。

2、春平相邦葛得是春平侯的家相，曾在赵王迁四、五两年一度代理邦右库的监造事务，同时大攻尹赵间代理相邦春平侯管理邦左库，这个情况反映了春平侯当时可能一度不在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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