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倒拐加炮台下一句

城墙倒拐加炮台下一句

城墙拐拐加炮台——脸皮厚

解放前，文山城有四个城门，分别为东门、南门、西门、北门。围城而建的城墙大约有一丈左右厚，城墙上比较宽，老百姓可以推着手推车行走。在城墙与城墙转角接头处，城墙更加厚实，一般便会在此处修建一个防御炮台，此处的城墙就比其他地方的城墙要厚实很多很多。炮台上面架设一门**，以防外敌入侵，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在威远街背后，内梁子紧靠原来的文山百货公司旧址处就修建有这样的一个炮台。当时老百姓说谁脸皮非常厚，就会拿城墙拐拐处又修建了炮台来形容，久而久之，在文山人中形容谁脸皮非常厚就会说“城墙拐拐加炮台”。

■一个不识几个字的贫苦农民，要认汉字还要学英文，最终成为熟练掌握无线电技术的电台台长

李白，1910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农家，从小失学，13岁入染坊当学徒。1925年，中共湘区委员会在浏阳最早建立组织时，年仅15岁的李白即入了党，随后秘密领导农民协会的工作。1930年秋，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到达浏阳，李白参军并随部队进入中央苏区。

1931年初，红一方面军利用反“围剿”时缴获的国民党军电台，建立了无线电学习班，李白被挑去参加学习。他原来不识几个汉字，而这时不仅要用汉字还要学英文，掌握电讯技术对他来说真是难而又难。他们的老师是党中央从上海派来的一位精通专业的电讯人员，脾气急躁。开始，他对李白经常呵斥。李白想到革命工作第一，便采取忍耐态度，不仅日夜加班学习，还时常盯着老师模仿。后来，那位老师惊讶地发现，这位他原认为最笨的徒弟，在一些技术上已赶上自己。

1934年秋，他在长征途中任电台台长、政委。翌年秋过草地时，他所在电台被编入红四方面军，经历了三过草地和长居高寒地带的艰辛。当时有的战士生了病，他尽管食不果腹，也同大家一起抬着病号走。事过几十年后，当年的一些小鬼在回忆录中还深情缅怀这位“李政委”的救命之恩。

1937年秋，国共合作，李克农出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处长，将李白带去。李克农一开始便要李白隐蔽身份，八路军办事处撤退后又让他归上海地下党领导，成为党设在当地的三个秘密电台中的一部，随时同中央联络。

■假夫妻在工作中产生爱情，变成真正的夫妻和生死与共的战友

李白刚到上海时是单身汉，租房子容易引起怀疑，党组织便调绸厂女工出身的裘慧英与他扮作假夫妻。裘慧英出身苦大仇深的“包身工”，在斗争中入了党。她很快受到李白工作精神的感染，工作中逐渐产生了爱情。经党组织批准他们变成真正的夫妻，并有了孩子，他们的家庭也成为充满革命精神的秘密斗争之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的西方租界区，加紧了对秘密电台的侦测搜捕。翌年9月，李白同妻子一同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他们被敌特认定是私人电台而获保释，处在监视下开糖果铺。后来国民党特务看中了他的电讯技术而秘密拉他，经组织同意，李白于1945年去浙江淳安县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当报务员，并利用这一电台向***组织发报。不久，他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被关押，因未暴露***员身份而获释。1946年，李白回到上海，在地下党的秘密电台继续负责发报。

1948年12月29日，他在向中央电台拍发国民党绝密的江防计划时，被特务机关测出电台位置而被捕。1949年5月7日，解放军已渡江并接近上海，他因被赶来坐镇指挥的蒋介石亲批“坚不吐实，处以极刑”而遭特务秘密杀害。20天后上海解放，党组织和裘慧英寻找到烈士的遗体，并于8月间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李克农也始终怀念着李白，建议将他的事迹搬上银幕。1961年，李克农强支病体赶到上海，看望了遗属，离去前又最后向烈士墓三鞠躬……

故事

■李白到上海后，租了法租界的一栋小楼的三层，天黑后便在抬不起头的阁楼里工作。他发报前先把一圈天线挂在阁楼内墙根，一头露出窗台少许。为防止声音外传从不开窗，夏天里不透气的阁楼如同火炉，发一次报，裤衩都能拧出水来。裘慧英看着心疼，便也流着大汗在丈夫旁边打扇。冬天阁楼里不能生火，李白的指头冻得僵硬肿大，仍强忍痛楚坚持发报。每次工作完，裘慧英都给他揉搓，直到发热。

当时，李白的电台功率很小，天线又不能外露。他想出各种办法，仍能把电报发到千里之外的延安，而且信号清楚。解放后，苏联情报电讯专家曾采访过裘慧英，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不可思议。其实，这是李白刻苦学习钻研的结果。他刚到上海时，就向王一知（原张太雷夫人）学文化，以后又终日研究无线电方面的书籍，再结合实践，便有了许多创造。

■ 李白在上海工作期间，先后被日寇和国民党逮捕过。1942年9月，日特机关用测向仪逐步缩小范围，确定电台方位后突然砸门闯入。李白听到一楼有动静，马上收好天线并藏起机器。狡猾的特务进来后首先把手伸进被窝，发现是凉的，再抓过他的手指仔细看，接着又敲地板，发现有两块声音异常，从隔层里搜出了电台。

日本特务审讯时，不仅给他上老虎凳，还用钳子把他的指甲一片片拔下来。李白忍受巨痛，一口咬定自己是为阔佬在战时沟通商业情报。每次提审时经过裘慧英的牢房，他总要用眼光暗示妻子坚持。当时，此类私人电台在上海确有不少，地下党组织也设法出具了假证明，加上敌特分析电台的功率也认为不具备同延安通报的能力，后来才同意保释。

1948年12月末，李白又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属军统）侦破逮捕，身份完全暴露。敌特拷问他使用了针刺手指、香火烧眉毛和鼻子、上老虎凳等酷刑，但李白没有吐露任何情况，使上海地下党仍能同中央继续保持联络。妻子以家庭妇女的身份探监时，李白只关心解放军的胜利进展，并说：“天快亮了，我等于看到了，不论生死，我心里都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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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

在革命斗争年代牺牲的诸先烈之中，有这样一位女性，不管老人还是孩子都尊称她为“江姐”。吟唱她高尚品质的歌曾经成为特定时代的流行曲，她舞台上的艺术形象更深入人心。这位牺牲于重庆“中美合作所”的女烈士的名字，就是江竹筠。

江竹筠，又名江竹君、江志伟，1920年旧历八月二十生于四川自贡。在她8岁时，性格刚强的母亲与游手好闲的父亲不能相处，便带着江竹筠姐弟到重庆投奔兄弟。江竹筠10岁到重庆的织袜厂当了童工，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11岁时，她又进了重庆的一所教会办的孤儿院，边做工边读书。在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江竹筠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充满了憎恨，同时也养成了刻苦学习的精神。她在上学时非常用功，记忆力超群。后来据同牢难友讲，在狱中，她背诵和默写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论***员的修养》，供难友们学习。

江竹筠于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系，翌年转入农艺系。1946年，她毕业后回到重庆，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47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只几个月的时间，报纸就发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

1948年4月，《挺进报》的发行机关被伪装进步的特务打入，以顺藤摸瓜的方式破坏了重庆市委，6月间，江竹筠被逮捕。在押往重庆的码头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经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使得叛徒无法再伪装害人。江竹筠被送到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后，惨遭手指钉竹签等毒刑的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的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务秘密枪杀，然后被用镪水毁尸灭迹，时年29岁。

■在亿万中国人的心中，江姐是革命意志坚强的代表。她的一句名言曾激动了无数人的心——“严刑拷打算不了什么，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员的意志是钢的。”

江竹筠这位看似文弱的女性有那样坚强的表现，是由于对旧社会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仇恨，也是由于对***领导的新中国的无限向往。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时，她和渣滓洞里的难友们虽不知国旗的图案，却也以憧憬的心情商议着绣制这面代表解放的旗帜——尽管她们知道自己已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在四川大学期间，江竹筠学会了俄语，并阅读来自苏联的书籍和报刊。1944年暑假回到重庆时，她参加了中苏友协招待会，会上放映了苏联故事影片《丹娘》——英勇不屈的卓娅成了江竹筠心目中的楷模。在狱中她受酷刑后，难友们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当年的革命需要这种时代精神，而后人在为理想而奋斗时，同样能够从江竹筠身上得到教益。

■在江竹筠身上，寄托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种精神的融合。她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也是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最后为了革命事业又舍弃了她难舍的一切。

1943年4月，党组织派23岁的江竹筠以假夫妻的身份，配合地下党重庆市委***之一的彭咏梧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通信联络。他们二人只有夫妻之名，实际上还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在工作中，老彭十分关心江竹筠的安全。为了躲避重庆特务的跟踪，翌年，老彭让她报考成都的四川大学——那里号称民主堡垒，比较安全。江竹筠只读过一年高中，却向老彭保证：“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愿意拼命！”经过3个月的复习，她终于考上了四川大学，老彭则经常以丈夫的名义去看望并布置工作。

1945年，经组织批准，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彭咏梧和江竹筠结为夫妇。一年后，儿子彭云出世。夫妇俩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江竹筠为了在地下斗争中轻装上阵，毅然做了绝育手术。1947年秋，彭咏梧、江竹筠夫妇奉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赴川东打游击。翌年春节前夕，彭咏梧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门上示众。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这一情景，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出镇定。此后，她继续战斗在川东的门户万县。

江竹筠被捕后仍时时惦念着自己的儿子。1949年初秋，她利用一个难友出狱的机会，事先用竹签蘸着棉花灰对水调成的“墨汁”，给同样是***员的哥哥江竹安写了一封信：“假如不幸的话，云儿（指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几十年来，“江姐”要比烈士本名——江竹筠的知名度高得多，她身穿旗袍外罩毛线背心的服装样式也曾被人称为“江姐式”。这虽然要归功于艺术作品的形象塑造，更重要的还在于烈士本人的事迹感人。

重庆刚解放时，罗广斌在一本小册子中发表了《江竹筠烈士小传》。罗广斌是由江竹筠介绍入党，并在她的领导下工作。他被关入“渣滓洞”监狱后，江姐通知狱中的难友“此人可靠”。1951年纪念建党30周年时，重庆《大众文艺》发表了杨益言所写的《圣洁的血花》征文，也是以江竹筠烈士为题材的。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万册的《在烈火中永生》。此后，罗广斌、杨益言以3年的艰苦创作写出长篇小说《红岩》。此书仅国内就先后发行800多万册，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

烈士的事迹不仅被作为长篇小说的素材，而且还被搬上了舞台、银幕和屏幕，很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都以能够扮演江姐为荣。如歌剧《江姐》，是1964年由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首度排练和演出的，公演后很快在全国引起轰动。在风风雨雨的35年间，她经三代演员四度复排，前后共演出460余场，被赞誉为中国歌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的唱段如《绣红旗》、《红梅赞》等脍炙人口，被广为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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