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品读《诗经》

昨日，有幸参加了图书馆举办的树兰品读《不一样的诗经》读书会，由一位文学爱好者王老师解读李山老师的《诗经析读》，还有幸聆听了一位蒋博士给大家交流的一番学习心得，让我这个古典文学门外汉受益匪浅！

之前，读《诗经》是我的难点，很多字不认识，就算知道怎么读了，又不知道意思。参加了这个读书会，我发现自己对《诗经》有了深入的理解，并且喜欢上了它。

二话不说，课后立马趁热打铁，恭敬整理出听课笔记，以备今后学习。

诗的起源

诗的起源有两种：1、劳动号子；2、宗教仪式。

劳动号子：早期的人类在劳作中，都是通过集体劳动来完成的，在劳作的过程当中，大家会伴随着耕种、搬运、伐木、狩猎等等体力劳动发出有节奏的声音，这样的呼声可以减轻劳作中的疲劳，增加劳动者之间协调能力，久而久之原始的诗歌就渐渐产生了。

我们在《淮南子》当中就可以看到，有“杭育耶忽”这样的记载，那什么是“杭育耶忽”呢？具体的意思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大家只要知道这是一种劳动时候的口号，就跟我们现在说的“嘿吼嘿吼”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在劳动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些口号，那么这些就成了诗的起源。

宗教仪式：西周建构礼乐文明的需要。古代能够做到天人感应，跟上天相通的人就叫巫。巫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是怎么解释的？就是以舞降神者为巫，就是用跳舞来和神灵沟通的人被称为巫。

古代巫师在祈祷的时候会跳舞，会唱歌，他在宗教祭祀仪式时候的这种歌词就成为了诗的起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诗其实它最早的形式一定是那种重章叠句循环往复的，然后有咏叹的这种性质的，然后他也离不开唱歌和跳舞，离不开舞乐的这种形式。

那么这种形式到最后就逐渐的演变成了诗，所以从我们也可以由此推断，诗歌其实都是入乐的，或者说是所有的诗最早其实它都是可以唱的，他是可以唱出来的歌。

包括诗经、唐诗、宋词，最早都是可以唱的，现在因为很多乐谱都已经丢失了，所以留下来的只是所谓的歌词。曲谱已经没了。

《诗经》的人文气息

诗经在教科书里面其实是冷冰冰的一句话：诗经，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但是我们去看诗经其实不应该使用这种冷冰冰的眼光，而应该用一种更加温情、更加人文的眼光去读。

《诗经》里的许多诗并不是像《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等西方史诗那样，是波澜壮阔的，会描绘战争，全部是大场面大事件。

相反，《诗经》里面的诗歌都是非常接地气的，是属于普通的老百姓的，既有关于婚丧嫁娶的，又有阶级矛盾的，还有专门写农业生产的，所以我们去读诗经就更加应该关注他的一些人文气息。比如：

讲农耕农事的：豳风《七月》

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其实是农耕民族，中华文明是农耕的文明，所以最早的诗歌或者说诗经，他肯定会带着农业时代的印记，带着先人对黄土地最深沉的乡愁。

《七月》这首诗，它就写：“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讲的其实就是农耕生活非常的辛苦，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完完全全地记载了辛苦繁忙的农事。

我们去翻诗经的话，就可以看到这种和农耕农事相关的诗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

讲细腻感情的：《摽有梅》《氓》《野有蔓草》

这一类就是讲情感的，他的情感很丰富，有少女怀春，有妻子思念丈夫，有士兵思念家乡，有思念父母，诸如此类很多的表达情感的诗，这些其实都是最原始最本真的一种情感。

我们去看的时候会发现3000年前的那些情感，和我们现在3000年后其实完全是一样，完全是互通的。

比方说诗经国风里面有一首诗叫《摽有梅》，其实讲的就是剩女的心情，完全就是大龄剩女的心情，他把自己比作是刚打下来的梅子，梅子在筐子里面，他说小伙子你快点来追求，我梅子都快要掉了，就半筐梅子了。

小伙子你来追求，不要再犹豫迟疑了，我今天马上答应你，今天我马上就能跟你定下来跟你走，就是那种剩女的心情可以迫切到这种程度。我们去看诗经里面，它就表现得非常鲜活，非常有意思。

再比方说很有名的《氓》，我们高中语文都学过：“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这诗大家都看过，那个时候把它当成是一首弃妇诗，说我很可怜的一个女的被丈夫抛弃，被婆家抛弃。

其实我们想这首诗没那么简单，因为你从头读到尾，从他的未婚夫或者从氓这个小伙子来跟他求亲，开始一步一步到后面，其实这首诗讲的就是一个妇女最真挚的情感，是他一生情感经历的回忆，有甜蜜、有青涩、有失意、有绝望，是他一生情感经历的一个写照和回忆。情感非常的动人。

我们再看还有一首，大家也很熟悉，《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写的，其实就是青年男女一见钟情的这么一个故事，也非常简单。所以诗经里面第二部分就是讲情感的，我们应该关注到他的情感是非常得简单、纯粹、美好。

讲礼乐仪式的：《关雎》

诗经里面还有一大部分的诗是跟礼乐制度相关的，周朝最大的特点就是礼乐文明，婚丧嫁娶需要礼乐，生子需要礼乐，祭祀更需要礼乐，连吃饭喝酒都需要礼乐。小雅里面就有好多表现宴饮礼乐的诗篇，吃饭喝酒都要行饮酒礼。

比如诗经第一首《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首诗其实就是和婚礼仪式有关的一首诗。

讲社会矛盾的：《硕鼠》《新台》

反映的其实是很多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了，包括是周天子和诸侯之间和底层人民之间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诗经里面都有反映。

比方说《墙有茨》，《新台》，讽刺的就是贵族的荒*无度。

比方说《硕鼠》，大家都很熟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就是反映了当时的剥削，压迫其实是非常的严重。

这些诗歌蕴含着非常浓厚的人文气息，社会下层民众的痛苦呻吟，也得以被管弦、传唱于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倾听民声的表现。

诗经概况

《诗经》总共有305篇，分为十五国风、大雅、小雅、商颂、鲁颂、周颂。

诗经最初其实不叫诗经，就叫诗或者是诗三百，那么到后来逐渐在经学家的一些解释，推崇后变为了儒家经典，因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嘛，到汉朝的时候诗才变成了诗经。

关于《诗经》，有三件事大家首先要了解。

第一个是诗经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是怎么成书的呢？

影响最大的就是孔子删诗说。就是说诗经是孔子编的，这种说法其实在历史上有着很大的市场，因为是史记里面记载的，司马迁说的，所以影响巨大。

司马迁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然后是三百五篇，就是说一开始古代的诗有3000多篇，后来孔子删除编定以后变成了305篇，那是司马迁的说法了。

但是孔子说，不，我没有，诗经根本不是我编的。

说诗经不是孔子编的呢有两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其实就在论语里面，孔子自己就多次提到《诗》，或者《诗三百》，比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比如不学诗无以言，比如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诗或者诗三百其实在孔子那个年代已经是个固定称谓了，已经是一本成型的非常成熟的诗集了，所以自然也就不可能是孔子去编诗的。

那么第二个证据就是左传里面的一个故事，左传里面有一个叫季札观乐的故事。

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讲当时啊吴国的公子季札到鲁国去进行国事访问，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国事访问，他到鲁国去，然后鲁国也很好客。

因为那个时候鲁国是礼仪之邦，继承了周朝的很多诗歌，所以当时鲁国接待吴国的公子季札的时候，就十分讲究礼数，就把诗经里面的风雅颂，按顺序让乐工一首一首的表演了一遍，季札是听的津津有味。

那其中就有一点，左传里面是完整记录了当时乐工的演奏顺序，我们发现当时演奏的诗经里面篇目的顺序，和现存版本基本是一样的，所以就可以断定季札观乐那个时候，诗经已经是成书了。

而当时呢，孔子只有八岁。那一个八岁的小孩当然不可能编诗了。

所以说，孔子删诗说是不成立的，但是不能否认，孔子确实对诗经的完善做出了贡献的，论语里面记载啊，孔子他曾经很骄傲的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所以他晚年从卫国返回鲁国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对诗经的一些乐曲做了修订和完善的工作，就是所谓的正乐。

第二个要了解的是，既然孔子删诗说不成立，那诗经又是怎么来的呢？

比较靠谱的应该就是王官采诗说。

什么是王官采诗？就是说周朝的天子，他派出了一批人，这些人到各个地方去，把我们民间的这些诗歌啊去采集起来，呈现给周天子，供天子去了解。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收集舆情的过程，通过采诗可以知道百姓的一些呼声，他可以知道民间的一些情况，也可以知道民间对我们的朝廷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所以当时周王朝是派了很多采诗官下去，那么这些采诗的人虽然叫王官，但是他们并不是一些地位很高的人，史书记载是男子60岁，女子50岁以上，并且无子，就是没有小孩的这些老年人，朝廷让他们去承担采诗的工作，同时呢给予他们一些生活保障，让他们赖以为生。

所以这是一件挺双赢的事，朝廷可以掌握舆情，这些老人的生活也有了保障。

而且就是因为这些人自己本身就是弱者，所以他去采诗的时候一定会有同情弱者的倾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诗经里面有很多反映底层百姓民生疾苦的一些诗歌。

当然，采诗并不是他们采上来就能用的，打个比方，他们可能仅是到了绍兴，听到了绍兴当地的一个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然后就直接把这个故事呈上去了，很粗糙，也没有诗的样子，更没有编曲。

那这些诗的精加工最终还是要由周朝的乐工来加工，这个乐工在当时是称为太师，它是有公职的，就相当于是朝廷里面专业的编曲官。

他们把这么一些采上来的诗经过专业的编曲加工以后就成为了我们看到的诗经。所以我们会发现诗经里面的诗虽然地域、年代各不相同，但基本的格式都是统一的。

最后，我们要知道这个诗还有一部分其实不一定是采诗的人送上去的，诸侯也有动机去献诗，诸侯为什么给周天子献诗？

因为当时其实周王室和诸侯贵族之间也是有矛盾的，因为周王室要征税，征税很有可能征集到贵族的头上，周王室要出兵打仗，可能贵族就要身先士卒，所以周王室和贵族当时并不是一条心的，也会有矛盾，所以那个时候贵族也会借这些诗来反映自己的心声来呈现给周天子，他是通过这个诗讲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一些小情绪。

所以总而言之，有这样一批采诗人，然后这些诗又有乐工的加工，然后逐渐成为了诗三百。

其实这样的采诗官搜集的诗篇题材，真是风诗中的大幸，它直接影响到风诗在情感上的一大优点，即同情弱小。

第三个要了解的，是《诗经》的粗略历史：

春秋战国之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大家都知道发生了焚书坑儒，诗经肯定首当其冲。

好在那个时候的诗经呢，还可以口传心授，所以汉朝建立的时候有三家诗。

鲁诗、齐诗、韩诗这三家诗，他们讲述传授的诗经是官方认可的。大家注意这三家诗被称为今文经，都是用隶书写的，因为古代的已经失传了嘛，但是直到汉武帝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有一天鲁恭王修建马场，要搞大拆大建嘛，在孔子的老宅的墙壁里面发现了很多的古籍，里面有尚书啊诗经啊都有，而且这些书都是用蝌蚪文写的，也就是先秦时候的篆书，我们把这批书称为古文经。

那后来鲁国人毛亨毛长就对这个古文诗经进行了解读，后来毛诗压倒了三家诗，三家诗反而逐渐失传了。所以我们现在读诗经，绕不过的就是毛诗，毛诗在诗经的每首诗前面都会有《毛诗序》，阐明了这首诗的主旨啊意义之类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诗经一路流传下来是经过了各种学者大家的注疏和解读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李山教授的这个《诗经析读》为什么好？是因为他站在了前面那么多研究的基础上面，所以它肯定是站得更高，站的更远。

同时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李山教授他对我们现在出土的一些竹简上面的一些新的史料也进行了结合，所以他对诗经的一些论证和解释，应该说是更加有说服力的。

风雅颂

诗经六义就是风雅颂赋比兴。

我们着重讲讲风雅颂，什么是风，什么是雅？什么是颂？我们说说三种观点，先说毛诗的观点，毛诗是怎么看待风雅颂的？

《毛诗序》中提到：

风者，讽也，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讽上。这里是说风就是讽刺的意思，具有教化和讽诫的双重作用。

一是教化，是君主对臣民的教化，二是讽谏，臣民对君主进行讽谏，它通过一种讽刺反讽的手段去提醒君主，你在为政当中要注意这样那样的事项，不能让老百姓来说你的闲话，那毛诗认为什么这个要叫风呢？

因为你不管是教化还是讽谏，都需要像风一样，非常的含蓄，非常的委婉，非常的温柔，我们说润物细无声，就是让听的人呢，不会觉得非常难受，但是他内心的是能够接受这种教化和讽谏的，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意思是说雅的作用和风刚好相反，雅是用正言，就是很严肃很刚正地来谈论王朝的得失和利弊。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颂认为他的作用就是歌功颂德，就是歌颂我王者的美德。

所以毛诗里面认为风雅颂是这样来分的，是根据诗的功能、作用来分的。

我们再来说说朱熹的观点，朱熹认为风雅颂是根据它的内容来划分的，他说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就是说国风里面的内容其实就是一些民俗歌谣，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底层老百姓所写的那些歌谣都放在国风里面。

雅和颂呢，朱熹认为就是朝廷宗庙的一些诗歌，就是一些比较高大上的诗歌，放在雅和颂里面，这个是毛氏的观点和朱熹的观点。

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其实这些观点不论是从诗的内容还是诗的体裁才区分风雅颂，都是有失偏颇的。

真正的什么是风，什么是雅，什么是颂，其实我们通过现代学者的考证，应该用音乐用曲调来区分。

风土之音曰风：风其实就是土乐，就是地方的曲调。

那么我们说风诗里面有十五国风，为什么说风就是指地方曲调，比方说十五国风里面有卫风、郑风、秦风、陈风、曹风、豳风等。

放到我们现在其实就是河北腔、山西腔、陕西腔和河南腔等，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什么昆曲、越剧、京韵大鼓、河北梆子等，所以各国的国风其实就是各地的曲调，所谓的风其实就是各国土乐、各个地方的乐调的意思。

那么古人为什么又要用风这个字来比喻乐调呢？大概是因为风很轻柔的，当风吹动乐器的时候，会触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十分悦耳动听，所以古人就用风来比喻音乐。

李山教授他也讲到了，古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叫做吹音定律。春天到了，农民该下地去耕种了，那么什么时候耕种最好，古代就会请一群盲人去吹乐管，因为盲人耳朵很灵，他可以通过管子里面吹出去的风去判断当天的气压、湿度、气温，从而判断这天是不是适合耕种。

所以乐管中的气流就是风，风后来也就用来形容乐曲乐调了。我们说到现在还有一些词叫采风，风俗其实都是和诗经里面的风有关。

一地的风俗是怎么来的？最早就是和这个地方的音乐曲调有关系的，因为一个地方的民风、风俗怎么样，就是从这个地方的传统音乐、曲调、舞蹈这种最原生态的这种艺术表现形式里面看出来是。

那古人其实认为风不是一个一般的东西，古人说八方风动而虫生，在他们看来风是带着某种神秘的，是用来沟通天人的重要媒介，有这么一种神秘意志的一种东西。这是我们中国古代很奇特的一种观念。

我们再来说说雅什么是雅？

其实古代的雅是通华夏的夏，周王朝把自己的首都就叫做夏，周代的统治者自称自己是叫夏人，所以雅乐就是夏乐，周朝人把自己的方言叫做雅言，和别的地方区别开来。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北京话，那它脱胎变成了普通话。

那别的地方的话，他觉得都是方言，我普通话才是正统，那周朝也是一样，就是周人用自己的语言演奏的乐曲就叫雅，就是正统的音乐，是朝廷之音。

宗庙之音曰颂。

就是祭祀、祭祖啊等各种典礼时的乐曲。颂和风雅不同的一点就是他往往是载歌载舞，不仅是唱，同时还有舞蹈等表演形式，是非常隆重，非常有仪式感的。

关雎——婚礼进行曲

《关雎》是西周贵族婚姻典礼上的乐歌。而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是一首爱情诗，是“君子”追求“淑女”的诗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诗经》

关于这首诗其实从古到今的对他的解读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有好几个转变。

我们首先来看看古人对他的看法，毛诗序里面写的很清楚，就说关雎是后妃之德，风之始也，也就是关雎讲的就是后妃之德。

什么是后妃之德？字面上面的意思就是周文王的妻子的美德，到后来就衍生之为妇德，就是作为一个妻子要贤惠，要贞洁，要会持家，要不嫉妒，你不嫉妒我丈夫迎娶的其它妾室。

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是东汉或者是后世经学家、理学家的一种痕迹在里面，他们往往出于维护儒家伦理纲常，习惯于脱离诗的文本去牵强附会的去解释，这种说法在我们现代已经是基本上完全被抛弃了，因为我从这首诗的文本里面完全看不出什么后妃之德的影子，基本上是无稽之谈。

然后现代学者其实对这首诗的解读也很多，就把它返璞归真了，把他从字面意义上看是青年男女的一首爱情诗，就是我男生追求女生的一首非常美好的爱情诗。

那么这样的理解其实也是有失偏颇的，待会我们就可以看下去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李山教授在诗经析读里面写的很清楚，这首诗讲的是什么？实际上是西周贵族婚姻典礼上面的乐歌，说白了这是一首婚礼进行曲，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

首先第一句很简单，不用解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雎鸠就是一种鸟，类似鱼鹰一样的鸟。

那么后面八个字我们要注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首先看窈窕，窈窕我们一般解释为美好，窈窕淑女美好的女子。

但是我们看窈窕这两个字，他们都是什么？他们上面都是一个洞穴的穴，穴字头。其实窈窕他的本意都是有深远幽深的意思的，说明这个女子我并不是那么好接近的，并不是那么好看到的，他不是小家碧玉，他是大家闺秀，我们说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其实窈窕的意思就是这位女子它一定是贵族家的女子，是深居简出的。

那么君子好逑，君子窈窕淑女相对的是君子，君子指的是什么？我们又可以看到君子绝对不是说一般的那种小伙子，古代君子字面上面来看很简单，君之子君王的儿子才能叫君子，那嫡出的称为大人，庶出的称为小人，所以君子啊、小人啊这些词古代的意义其实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那不管怎样，君子都是用来称为那些起码是诸侯贵族地位非常高的人。

所以我们要注意窈窕和君子的意思，然后好逑就是好的配偶，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这位窈窕淑女是我君子的一个好配偶。

所以我们这样看来有没有觉得这句是有点怪怪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果我们单纯的把它看作一首情诗的话，或者是一首情歌的话，有没有发现他用的都是第三人称，他用的是君子、淑女。

我们一般的情诗会不会这样写？不会这样写的，肯定是写我怎么怎么喜欢你，你怎么爱我对不对，比如徐志摩就写：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波心。

不可能说某某**怎么样，某某先生怎么样，不可能用第三人称对吧？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其实并不是一首情诗，而是一首婚姻典礼上面的词，我们只有在婚礼上面才会说，让我们祝福某某先生和某某**喜结连理，对不对？

后面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这个流其实是捞的意思，在水中的荇菜我们把它捞起来。这里用荇菜做意象也是有意义的，荇菜是一种水生植物，叶子圆形，茎是白色的，是可以吃的，那荇菜做的不是一般的菜，是在祭祀，而且是比较高规格的祭祀典礼上做羹汤用的，所以也可以侧面推断出这首诗的礼乐性质。

诗经六艺、风雅颂、赋比兴，这个是兴的一种手法，用参差荇菜起兴，引出后面的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就是我醒了也想得到她，睡了也想得到她，然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思服的意思，其实思并不是思念的意思，思是语气助词，没有实际的意义，服才是思念的意思，所以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我因为一直想着希望和这位淑女成为配偶，想和这位女子结合，我的心里面想了很多事情，思绪万千。

其实我想到的很可能并不仅仅是爱情，而是想着我和这位女子结合以后，怎样负担起婚姻、家庭乃至是整个家族、国家的责任和重担，因为是贵族君子嘛，婚姻并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所以我才会寤寐思服，我才会辗转反侧，我会睡不着。

这边悠哉悠哉的意思，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我悠哉悠哉很闲适的一种状态，又在指的是时间非常的长，我整晚上整晚上都睡不着，在想着事情，我们说悠长悠久嘛，悠就是长的意思。

后面还有很关键的两个词就是琴瑟和钟鼓。我们说琴瑟和钟鼓绝对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家可以用得起的，也不会是在一般的那种青年男女的爱情诗里面会用到的两个意象。

琴瑟和钟鼓古代都是贵族用的，而且是在规格非常高的典礼仪式上面才能用到的。

我们说堂上用琴瑟，堂下用钟鼓情，琴瑟琴瑟，学过古琴的人都知道，古琴有七根弦，其实最早是只有五根弦，因为对应宫商角徵羽五音，又暗合金木水火土五行，后来呢据说是周文王思念儿子伯邑考，加了一根弦，这根弦清幽哀怨，周武王又加了一根弦，高亢激扬，就变成了七根弦，所以称为文武七弦琴。

那么瑟呢？李商隐有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瑟有50根弦，那琴瑟是非常高贵的一种乐器，在诗经里面大概是琴出现了7次，瑟出现了10次，所以注意他的出现频率是不高的，说明是非常高贵非常难得的一种乐器。

钟鼓就更加不用说了，我们说周朝出土的曾侯乙编钟，这个都是在朝廷庙堂上面才能用的一种乐器。

所以我们解释了这么多意象，就可以看到这首诗是非常庄重非常庄严的婚礼仪式上面的这么一首乐章。

他讲的就是说我从这位小伙子和这位君子和淑女从一开始的追求到后面的结合到后面直接描写婚礼的场景，就是用琴瑟用钟鼓来祝福他们，祝他们永结同心，使他们非常的快乐，乐之嘛。

我们现在称夫妻关系说琴瑟和谐琴瑟和谐，其实最早也是从这首诗里面来的。

那我们再衍生开去讲，诗经为什么会把这首婚礼的乐章放在第一首，或者说我们的周朝为什么会对婚姻对婚礼这么重视，乃至影响了我们华夏文明几千年的这种儒家的那种宗族观念。

其实很简单，因为周朝那个时候只是一个部落，他这个部落是非常的非常的弱小，那么他当时要对抗商朝，我们说是非常无道，他要对抗商朝的话，只能通过联姻，通过婚姻来使自己的族群不断的扩大，从而我能跟商朝去抗衡。

所以从周人他就是对婚姻制度非常的重视，他们那个规定同姓之间不可以通婚的，我通婚就要跟外族人去通婚，扩大我的势力。

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有通过婚姻结成了同盟，我们才可以说是站在了统一战线上面。

这些从周朝贵族复杂的婚礼流程上也能看出来，据说有六礼,比如有反马礼，就是女方嫁过去以后，娘家送女方过来的马车是不回去的，要三个月以后，没有什么问题，才能行庙见之礼，正式祭拜宗庙，承认女方在这个家族的合法地位了，然后才能把当时送来的马还回去，这就叫反马礼，演变到今天变成了回门，就是我们结婚后第三天要回娘家看一下。

所以从古到今我们整个华夏文明就对婚姻非常的重视，最初就是受到了周朝的影响，包括到现在为止，我们也经常有说法说婚姻是其实是两家人的事，而不是说两个人的事。

在西方完全没有这种说法，西方的婚姻其实他可以看做是一种原罪，是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

所以我们看这首诗，更深层次的应该看到我们中国古代的一种婚姻文化，包括孔子曾经说婚姻婚姻是合两姓之好，这个姓注意不是姓别的姓是姓名的姓，比方说王姓和李姓和两性之好，婚姻就是两家人变成了一家人。

《易经》上面也有写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夫妻之道不可以不久也，也就是说夫妇之道非常的重要，像天地生万物一样，认为所有的人伦关系，所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的这种宗族观念乃至家国情怀，最核心的其实就是婚姻关系，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逻辑。

墙有茨

第二首要讲的是《墙有茨》，这是诗经卫风里面的一首诗。

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墙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详也。所可详也，言之长也。 墙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

对《毛诗序》中“变风变雅”是怎么认识的

只找到注解……太晚了，不想一句句的人工翻译了……

送张廉卿序[1]·（清）吴汝纶 孙况、扬雄[2]，世传所称大贤，其著书，皆以成名乎后世。而孙卿书称说春申[3]，《法言》叹安汉公之懿[4]，皆干世论之不韪[4]，载而以告万世者。世以此颇怪之。吾则以谓凡著书者，君子不自得于时者之所为作也[6]。凡所以不自得者，君子之道不枉实以谀人[7]，而当世贵人在势者必好人谀己。十人谀之，一人不谀，则贵人恶其傲己[8]，十人者恶其异己，贵人与贵人比肩于上[9]，十人与十人比肩于下，上恶其傲，下恶其异，虽穷天地横四海，而无与容吾身，吾且于书也何有[10]？于此有一在势者，虽甚恶之，而犹敬乎其名而不之害伤，则君子俯嘿而就容焉[11]，而以成吾书。而是人也，虽敬乎其名，固前知其不谀己也，闻有书，则就求而亟观焉[12]。察其褒讥所寓，得其疑且似者，且曰：此谤我也，此怨非我也。则从而龆、齮龁之矣[13]。盖必其章章然称道叹羡我也[14]，夫乃始慭置而相忘焉[15]。彼君子也，其志洁，其行危，共不枉实而谀人，众者于天下后世。及其为书，则往往诡辞谬称，谲变以自乱[16]，以为吾意之是非，后有君子读吾书而可以自得之矣，安取彼訔訔察察者为[17]？磋夫！此殆君子所遭之不幸，其用意至可悲。而《诗》三百篇所为主文而谲谏[18]，孔子之《春秋》所为定、哀之际微辞者也[19]。楚两龚、孔北海、祢正平之徒[20]，背而易之，乃卒会祸殃，至死不悟，岂不哀哉！ 二子之书，意其在此，吾既推而得之，会吾友张 廉卿北来，乃为书告之。复书日：“子言殆是也。”盖自廉卿之北游，五年于兹，吾与之岁相往来，日月相问讯，有疑则以问焉，有得则以告焉，见则面相质，别则以书，每如此。今兹湖北大吏走书币[21]，因李相国聘廉卿而南[22]，都讲于江汉[23]。廉卿，今世之孙、扬也。见今贵人在势，皆折节下贤，不好人谀己，其所遭，孙、扬远不如。其北来也，自李相国以下，皆尊师之。老而思欲南归，而湖北君所居乡，其大吏又慕声礼下之如此。吾知廉卿可以直道正辞[24]，立信文以垂示后世[25]，无所不自得者。独吾离石友[26]，无以考道问业，疑无问，得无告，于其归，不怏怏也。因取所意于古而尝质于君者，书赠之，以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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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张廉卿：即张裕钊。 [2]孙况：即战国时想家、文学家荀况，汉人避宣帝（刘询）讳，改“荀”为“孙”，后人时亦沿用。扬雄：西汉末思想家、文学家， 著有《太玄》、《法言》等书。 [3]“孙卿”句：战国时楚人黄歇号春申君，楚考烈王时为令尹。《荀子·成相篇》以春申君为“大儒”之列，与孔子、柳下惠(展禽)并提，说“世之愚，恶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绌，春申道缀基毕输。”荀子曾因春申君之力为兰陵令，在其著作中这样称说春申君，尽管其时春申君已死，仍有阿谀之嫌。 [4]“《法言》”句：安汉公即王莽。汉平帝元始元年，以王莽为太傅，号安汉公。扬雄在王莽秉政时官为大夫，校书天禄阁，他在《法言》里称赞王莽说：“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法言·孝至》）懿（yì易）：美德。 [5]干世论之不韪（wěi委）：犯了世论所不容的错误。不韪：不对，错误。 [6]不自得：不得已。 [7]枉实：歪曲事事。 [8]傲：轻慢。 [9]比肩：并肩，引申意为处于同等地位而相互结成势力。 [10]于书也何有：何有于书，还能写什么书呢？ [11]俯嘿：低头无语。“嘿”同“默”。以上四句实际上也是指荀况、扬雄的处境。作者认为，春申君、王莽虽恶荀况、扬雄，但“犹敬乎其名而不之害伤”，因此荀、扬得以容身而有所著作。 [12]亟（jí吉）：迫切。 [13]（齮）龁（yǐ hé以何）：咬，引申意为伤害。 [14]章章然：亦作“彰彰然”，明显地。 [15]慭（yìn印）：愿。 [16]谲（jué决）变：诡诈。这句意为故意说假话以混淆自己真正的意思。 [17]訔訔（yín银）：争讼貌。察察，分辨。 [18]“《诗》三百篇”句：《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主文：主于文辞，即以描绘形象为主。谲谏：劝谏时隐约其辞，不直言指摘。 [19]“孔子”句：《公羊传·定公元年》：“定、哀多微辞。”鲁定公、鲁哀公与孔子同时，故孔子修《春秋》对这两位同时的君主从不直言批评，而是把贬意隐含在言辞之中。 [20]楚两龚：龚胜字君宾，龚舍字君倩，西汉末楚地人，相友善，坚节操，世称“楚两龚”。王莽专权，龚胜归隐乡里，王莽征之，他以“岂一身事二姓”拒不出，绝食而死。孔北海：孔融字文举，曾任北海相，时称孔北海，为人持才负气，以著文讥刺曹操，为操所杀。祢正平：祢衡字正平，性刚直，以当众辱骂曹操，为操遣送荆州刘表处，刘表复转送江夏太守黄祖处，卒为黄祖所杀。 [21]走书币：送来书信和路费。 [22]李相国：即李鸿章，安徽合肥人，清末淮军军阀，积极镇压太平军、捻军。后又从事洋务运动，建立北洋海军。对外一贯妥协投降，曾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日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近氏史上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时李鸿章以大学士兼直隶总督，故称相国。 [23]都讲：学舍书院的主持人。 [24]直道正辞：以正直之道，坦率之辞著书，不必象荀况等人那样“谲变以自乱”了。上面几句对“见今贵人”李鸿章的称颂，实是地道的谀辞，很不足取。 [25]信文：诚实不欺之文。 [26]石友：情谊坚如金石的朋友。

毛诗序是汉人作品，系杂凑先秦儒家关于诗的见解，却集中地表现了汉人的诗论。惟其杂凑，故精华糟粕并存，但仍有它自己的主旨。

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段话源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水，律和声”。所谓志就是思想感情。“诗言志”，是《尧典》对诗所下的经典性定义。先秦儒家的大师们对此有所发挥，如《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诗序虽本于这些论述，但表述得更为精炼而生动。它说明诗是通过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必须合乎韵律，可以永歌；还说明了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古代诗论的精华，他对诗的本质的说明，万古不磨，值得我们用黄金铸成大字镶嵌在艺术的殿堂上。

可惜，这段论述并不是毛诗序的主要内容。诗序的基本精神，主要内容，是论述诗的教化作用。它把诗作为统治者推行教化的工具。

诗序说：“情发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段话抄自《乐记》。《乐记》的结论是“声音之道与政通”，故“审乐而知政”。《乐记》的这一结论是基本正确的，认为诗与乐反映出时代的政治态度，有它一定的真理性。诗序抄了这段话，其结论却越过了“与政通”的范围，笔锋一转，一下跳到了什么“故政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诗序开头论述《关雎》的作意也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表面上他把诗的作用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实际上取消了诗的独立性，歪曲了诗的本质。它改变了《乐记》谓声音之道客观上“与政道”的观点，而认为是统治者主观上推行教化的工具。两者的立场有着根本的不同：《乐记》说的是人们审音而“知”统治者之政，诗序则认为是先王即统治者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即用诗以“成”统治者之政。

接着，诗序就进一步牵强反复累赘的论述其风动教化说。

它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义抄自《周礼·春官·大师》。但抄过之后，接着即把赋比兴撂过一边，只用它的风动教化观点来解释风雅颂。

它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所谓“上以风化下”，指统治者教化他的臣民。这话源于孔子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认为统治者有着极大的力量，教化所及，一切臣民都必为之匍匐。但孔子的话内涵丰富，涉及的范围很广，诗序只用之于诗就更加荒谬，所谓“下以风刺上”，就是臣民通过诗歌对统治者进行讽喻。但必须是“主文而谲谏”，即正面歌咏一个事物，而间接委婉地进行讽喻，以不触犯统治者的尊严。

诗序解释雅说：“言四方之事，形天下之风，谓之雅”。形，见也。照此理解，则雅与风并无区别。又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近代学者常引用“雅者，正也”，谓雅为正乐。这样理解当然有据，因为孔子说过“恶郑声之乱雅乐”，荀子也说过“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 ，故释雅为正乐并不错。但诗序所谓“正也”即“政也”,观后文“言王政之所由废兴”可知。可见诗序之意，谓雅即政治诗。这与诗的实际不完全符合，二雅特别是小雅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政治诗。

这种简单化的理论无法解释丰富多彩的诗三百。诗三百中不少作品是和所谓“主文而谲谏”的精神相悖的。如此诗序提出所谓变风变雅之说。它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教，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它把风与雅，分出正和变，意谓正风正雅为治世之音，而变风变雅则是乱世之音。作者希图用变风变雅解释诗中那些忧愤激烈之作。还怕越出了“主文而谲谏”的轨范，如此加以限制，说“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规定即使变也不能超过统治者礼义的樊篱。

变风变雅纯系主观的臆测。其中所谓“国史”如此就很离奇，似乎风雅是由什么“国史”有计划的制作。一入衰乱之世，“国史”如此“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历史上绝对找不到这种制作风雅的“国史”，而诗经风雅中也很少有这种主题先行的作品。诗序之说，实属无稽。诗中哪些是正风正雅，哪些是变风变雅，是根本无法区分的。郑玄作诗谱：把风雅正变之说加以推衍，试图把所有的诗纳入某种时代系列。然而他谱出某个作品属某个时候；只是根据小序做的主观的编排。小序本身就荒诞无稽,郑氏的谱也没有科学根据。后世有些经师，抬高正风正雅，贬低变风变雅；对于正变的篇目断限，又往往各执一词，意见分歧。由于风雅正变说本身没有根据，这些争论仍然只能是治丝益紊。

由于诗序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是风动教化说，它的“诗者志之所之也”的观点，便淹没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污泥浊水之中;它的所谓志也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志。一个本来非常正确的命题，就这样化神奇为腐朽！

把风动教化说用于具体的诗篇，就是所谓小序。小序试图把所有诗篇都与历史事实联系起来，强拉硬派，集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曲解胡说之大成。下面试举数例：

如开卷第一篇《周南·关雎》是一篇普通的爱情诗（不排斥统治者采集改造作为新婚的颂歌），小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从诗本身看不到后妃的痕迹，更没有任何“风天下而正夫妇”的内容。《周南》十一篇，竟有八篇归之于后妃。《兔置》歌颂“赳赳武夫”，小序也称之为“后妃之化”！

如《召南·小星》云：“肃肃霄征，夙夜在公”。 “肃肃霄征, 报衾与绸”。主人公夙夜在公干什么，我们无从揣知，但表现其夙夜辛劳的怨恨是明显的。而小序说：“小星,惑及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姑不说诗与夫人贱妾毫不相干，假令真是夫人“惠及贱妾，进御于君”。令其“肃肃霄征，报衾与稠”，又成何体统，有何教化之可言！

如《豳风·柏舟》是一首明显的爱情诗。小序说：“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诗以绝之”。据考证，共伯被迫自杀时已年近五十，不能说早死，其妻也应到了不可能父母欲夺而嫁之的年龄。主人公明明思慕那“耽彼两髦”的青年，怎会是自誓不嫁呢？

如《郑风·将仲子》，因诗中有“仲子”一词，小序把他和郑庄公谋臣祭仲拉在一起，说是刺庄公“祭仲谏而弗听”，两者实风马牛不相及。

再如《郑风》有两篇《叔于田》。因第二篇题为“大叔于田”。而《左传》载郑庄公之弟共叔段曾称“京城大叔”，小序把两个“大叔”附会一起；说诗是国人剌庄公而美叔段。其望文生义极为低级。诗经中有些作品篇题相同，则前出者称“小”，后出者称“大”。“大叔于田”之大即属此类。叔是女子称其情人之词，诗中屡见，与共叔段邈不相干。

小序之荒诞大多类此，前人揭发甚多，举此数例即可得其梗概。宋代郑樵斥诗序作者为“村野妄人”，并不算刻薄。

清理江河的污染必须从源头开始。由毛诗序所集中表现的汉人诗论的荒谬，实先秦几百年间儒家诗学的沉滓积淀而成。我们不妨对这种积淀作粗略的清理。

《左传》襄公29年载吴季札观乐，是春秋时代一篇重要的艺术论。虽然季札评论是乐，但无疑直接与诗相关。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是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乐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幽》，曰：“美哉！荡乎！乐而不*，其周公之乐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贵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先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盛德之所同也。”

必须明确，这是一篇创作，并非真实的历史记录，季札即使是旷古无双的诗乐奇才，也不可能如此知音，能够通过听觉对中原诗乐作出如此“准确”的判断，但这篇作品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它实际是《左传》作者的诗论。

季札观乐所述鲁国所歌诗乐的顺序和《诗经》大体相符，可见当时 已有诗的定本，其时孔子才八岁。由此可以判断，《诗经》的编定者就是这些乐师，而不是孔子。也由此可以判断，诗三百是为了制礼作乐而采集起来的。《札记·王制》谓：“天子五年一巡狩”，“使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说古代派“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先秦采诗的具体情况资料太少，但诗是确实采过的，采诗是为了“观民风”，为了“制礼作乐”。可知诗从它被采集，被“比其音律”用于演奏歌唱的第一天开始，就是为了统治者的政教服务，这就决定了诗三百的命运。因它为统治者的政教服务。使它得以保存流传，也因此而被蒙上歪曲误解、牵强附会的阴霾。季札的全部评论，正是《乐记》“声音之道与政通”，“故审音而知政”论的体现，可见这一理论其来有自久矣！但季札把它绝对化了，似乎所有的乐，即“比其音律”的诗，都是表现政治教化的。他感受到的全是风化政教，没有一个字涉及教化以外诗人原于生活的情志。这篇评论可以说是毛诗序的源头。

季札只是概括地评乐，没有对歌辞加以分析。但按照他的理解去解释每篇诗的词句，与诗人的作意无肄会相悬天壤。《左传》引诗大多在外交场合，引用诗句来表达特定的意思。这种引用很难与诗的原意相符，如此断章取义就成为《左传》引诗的特点。

如文公13年：鲁文公自晋回国，路过郑国，郑穆公要求文公“请平于晋”。宴饮时，郑子家赋《鸿雁》，借诗中“爱及矜人，哀此鳏寡”，希望文公哀怜郑国，为之请平。鲁季文子赋《四月》，借诗中“先祖匪人，胡宁忍予？”表示鲁侯急于回国祭祀，不能再去晋国。予家又赋《载驰》之四章，借诗中“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言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季文子也赋《采薇》之四章，借诗中“岂取定居，一月三捷”，答应再往晋国，为之请平。

又如襄公27年：晋国使臣赵武过郑，在宴会上，赵武请郑国诸臣赋诗言志。郑子展赋《草虫》。因诗中有“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以赵武为君子，赵武说：“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此诗被认为是剌卫宣姜*乱而作，其中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赵武认为伯有无礼就说：“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因诗中有“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等句，比赵武为召伯。赵武表示不敢当，说“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借诗中“既见君子，其乐如何”，表示对赵武的敬仰。赵武说：“武请受其座章”，卒章是“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也表示对子产的感念。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取诗中“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表示初见赵武的心情。赵武也表示感激说：“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因诗句有“无以太，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土瞿瞿”，赵武以其能戒惧不荒，赞赏说：“善哉，保家之主也！”公孙段赋《桑扈》。因诗中有“匪交匪敖，万福来求”，赵武说：“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事后赵武又对诸人加以评判，谓伯有诬辱君上，将来定会被杀，其余则皆将为数世之主。特别是子展赋“我心则降”，谓在上位而不忘降，将会最后亡。其次是印段赋“好乐无荒”，能乐以安民，也将较后才亡。

举此二例，即可窥见引诗概貌.前例通过赋诗进行外交谈判,后例于宴请使臣时赋诗言志.他们赋诗只是借用诗中词句曲喻其意, 不需考虑诗的本意。赵武对郑国七子赋诗言志的评论尤没道理，通过所赋诗句即可绝对判断他们的内心活动，而且还能断定他们的命运，无疑是荒谬的。然而照《左传》所述，赵武的判断后来都一 一应验。这恰好说明〈〈左传〉〉的创性质，不可以绝对看作信史。

除了外交场合引诗以外，统治者论述事理往往也引诗为证。这在〈〈左传〉〉〈〈国语〉〉中大量存在。后来儒家大师们引诗成为重要的议论依据和修辞手段。

孔子对诗的总的评价叫做“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什么 “思无邪”可以作三百篇的概括，孔子没有解释〈〈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可以作为“思无邪”的注脚。（虽然〈〈经解〉〉说的是学诗得来得的修养，自然也表现了他对诗本身的理解）然而三百篇中颇有不少激烈之作，并不符合“温柔敦厚”的原则。要使三百篇都归之“思无邪”，就只有对诗加以曲解，而这正是〈〈左传 〉〉引诗和后来毛诗序的作法。

关于诗的功用即学诗的目的，孔子有明确的阐述。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实还有一条，可以言。因为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这是从正面说的。〈〈子路〉〉篇从反面说，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知孔子兴、观、群、怨、言的终极目的,就在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就在于授之以政能达,使于四方能专对。这是春秋时代统治者学诗的总结。毛诗序所谓“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教，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说既即原于此。孔子治诗 ，一言以蔽之，曰：为政。先秦第一号伟大的哲人、诗书的传授者，其全部诗学都是政治学，都是用诗来作为政治活动的工具。

《论语》中有几处孔子同弟子论诗和引诗的实例。如:《学而》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八佾》：子下问曰：“‘巧笑倩兮，素以为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又《泰伯》：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子贡引的两句诗，见于《卫风·淇奥》，是赞美一个君子如何锻炼自己的，子贡用作修养的箴言，还大体和原意相近。子夏引的是逸诗，原来的作意很难揣知，从字面看，是赞美一个女子的美貌。孔子把它当作绘画的方法已颇令人犯疑，子夏竟进一步作为礼后于仁义的比兴，更有毫厘万里的差异。曾子所引三句见于《小雅·小旻 》，诗人原写其惊惶恐惧的心理，曾子竟用他作慎以修身的格言。可见孔子引诗也都是段章取义，作为政治伦理的说教。

孟子论诗，谓“说诗者不以问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作为一般原则，这些意见实在很有价值，但孟子实际运用时却颇成问题。《豳风·七月》云：“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啕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诗诉说农夫们为统治者劳动的辛勤。孟子摘引后四句，作为“民事不可缓也”的论据，解释为统治者对人民生活的关切。《小雅·小东》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然顾之，潸然出涕”。诗写东方被周人征服的人民，难禁繁重的赋役，顾望周道而潸然流涕。孟子摘取后四句，作为“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的说明 。这与子夏把绘事后素联及礼后于仁义是同样的逻辑。

传诗大师荀子在儒家著作中最先把诗三百首当作经。他在〈〈劝学>>篇中提出为学须“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先秦诸子中荀子引诗最多，大多是断章取义。如〈〈齐风?乐方未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不管是按古人解释为君兴居无节，号令不时，还是照今人理解为反映劳动人民繁重的劳役，诗所写的都是不正常的现象。但荀子在〈〈大略〉〉篇中解释为：“诸侯召其臣，臣不俟驾，颠倒衣裳而走，礼也”，把它当礼的正常行为。前文提到曾子所引〈〈小旻〉〉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荀子在〈〈臣道〉〉篇中用在说明“仁者必敬人”的态度，比曾子所用离诗意更远。如此断章取义，在〈〈荀子〉〉一书中比比皆是。再举一个例子：〈〈小雅?裳裳者华〉〉末章：“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这四句实紧承上章“我觏之子，乘其四路；乘其四路，六辔沃若”而来。左之右之者，无非是写之子驾驭技术高明，能够驰骋自如。（有，通友，顺也，与宜同意）锂子在〈〈不苟〉〉章中竟解释为：此言君子能以义屈信变应故也。“到了毛公训诂传，这四句更被训为“左，阳道，朝祀之事。右，阴道，丧戎这事”，更是离题万里。其始作俑者，实为荀子。

汉代统治者诗，是把诗当作政治伦理教材。〈〈汉书·儒林传〉〉：“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之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这可以说是汉代统治者诵习六艺的教学大纲，与毛诗序所谓“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教，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正是同出一辙。汉昭帝时昌邑王*乱暴戾，郎中令龚遂谏曰：“臣不敢隐忠，数言危亡之戒，大王不悦。夫国之存亡，岂在臣言哉！顾王自揆度，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人事浃，王道备”，是独尊儒术的汉代统治集团对诗三百的理解。昌邑王中尉王式也曾谏王。后昌邑王嗣位被霍光废弃，王式系狱。人问王氏何以没谏书，王式说：“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为王流涕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这个例子，典型地表现了汉人诵习诗经的目的和他们对诗经的认识。

从春秋到汉代儒家著作的引诗，基本上都是断章取义，大多不顾全诗的内容，有许多违背诗句的原意。几百年间，对诗这样理解，这样引用，积淀下来，到毛诗序就恶性膨胀。它在大序中先规定了“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作诗原则，又确定了“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教，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目的；然后在小序中即按照这种理论，强拉硬配，捕风捉影，强行解释每一篇诗的作意，对许多诗篇进行曲解。毛诗序给诗三百蒙上深深的尘垢，使后来的学者花了两千年的光阴也未能洗刷干净！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笺毛诗，亦杂取三家义，对汉代诗学具有总结的性质。郑氏对诗句词义的训解有极大的功绩，但郑氏痴信诗序，全以“政教”释诗，甚至对诗六义也全用正教来解释，它在〈〈周礼·大师〉〉注中说：“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谕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诵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六艺都是表现政教的，三百五篇自无一篇例外。然而用这种理论验之于三百五篇，则无异于按牛头入斗瓮，是无论如何进不去的。全部用政教释诗，诗的生命就被彻底阉割了，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正确的结论应该是，政教之缚紧而诗亡！儒家学说是伴随着封建主义发生发展的，它是封建主义的灵魂，是封建社会的政治论理学，在我国历史上发挥过极大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儒家把诗拖入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轨道，作为他们的宗教的工具。诗三百由于儒家这一功用目的得以保存，也因这一功用目的而被歪曲。他们是诗的传授者，但并不懂得诗的本质。孔子是传诗的祖师，他的后继者把诗当作经。然而孔子之后，风雅反而寝声了。原因自然很复杂，但儒家诗论的阻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自战国以迄汉代，没有一个传诗的儒者是诗人，五个多世纪文坛上听不多少诗的歌咏；纵或有之，也只有〈〈郊祀歌〉〉、〈〈安世房中歌〉〉之类的庙堂文学，这与抒发性灵的诗艺不能同日而语。炎汉之世，只有民间的歌唱继承了风雅的传统 。直到东汉后期，诗才在民歌的滋养下育出新的胚胎，成长为五言古诗。自风雅寝声，历劫五百馀年，诗才以五言的形态重新复活。然而儒家诗论的幽灵始终缠住我国的诗神不放，不时对她加以折磨。所以揭露儒家诗论的偏谬，对于推动今天诗歌创作的发展仍有其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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