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于黄初元年（220年）命其制定的制度。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期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

九品中正制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实际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或者说是察举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扩展资料：

史家争论

1，称谓问题

陈长琦对史学界习称的“九品中正制”这一提法持有异议。他指出，现存的魏晋南朝史料，均无“九品中正制”的提法，最早的提法则是“九品官人法”。

实际上，无论是认为“九品中正制度”就是“九品官人法”，二者无需区别；或者认为九品中正制是对九品官人法的更准确的表述，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认识产生的根源，在于误解了魏晋时人对九品官人法的评价。

魏晋人集中攻击的是中正制度，攻击中正对人才的不公平评价。由于中正制度是九品官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一些学者产生误解，将中正九品之制误认为就是九品官人法。其实，中正九品制或者我们所常说的九品中正制，只是九品官人法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

2，评定品级

陈长琦指出，九品官人法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现职官员进行品评，一是对官吏的候补人进行品评。前者完善、发展为九品官制，后者形成为中正九品制，习惯称之为九品中正制。对于九品官制的品第，人们习惯称之为“官品”，而对由中正给予官吏侯补人品评出的品第，有称之为“中正的品第”，也有称之为“乡品”的。

他认为，九品中正制下，评品权力握于中正之手，品第之高低，常常系之于门第世资，一个人的宗族地位及父兄官爵，即“资”，在品评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故此，使用“资品”的概念来称谓九官人法中中正综合给予官吏侯补人的“品”，既合乎习惯，又切合事实，中正给予官吏侯补人的品第，实质上正是一种基于被品评者门资家格的任官“资格品第”。

参考资料：

九品中正制—百度百科

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 袁行霈

1. 隋书中关于隋炀帝的句子

1.迁都洛阳：

汉魏洛阳已经不适合作为都城了，于是杨广另选地质，重新营建新都洛阳，《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载“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十一月已末，幸洛阳。癸丑，诏日：。。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没有分职，以为民极也。”《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载：“（大业元年）三月丁未，诏尙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展开了大规模的营建东都洛阳的工程。“又是阜涧营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徙天下富商大贾万家于东京。辛亥，发河南诸君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船、凤帽、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次年，东京修建完工。“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城，赐监督者各有差。。。.三月庚午，车驾发江都。。。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船万骑，入于东京。”

2.隋书评价：

《隋书》：“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于是矫情饰貌，肆厥奸回，故得献后钟心，文皇革虑，天方肇乱，遂登储两，践峻极之崇基，承丕显之休命。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译。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委积于塞下。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阳之乱，匈奴有雁门之围，天子方弃中土，远之扬越。奸宄乘衅，强弱相陵，关梁闭而不通，皇舆往而不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流离道路，转死沟壑，十八九焉。于是相聚萑蒲，胃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并为麋鹿之场，忄弃忄弃黔黎，俱充蛇豕之饵。四方万里，简书相续，犹谓鼠窃狗盗，不足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乱，振蜉蝣之羽，穷长夜之乐。土崩鱼烂，贯盈恶稔，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终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亿兆靡感恩之士，九牧无勤王之师。子弟同就诛夷，骸骨弃而莫掩，社稷颠陨，本枝殄绝，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传》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观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征矣！”

2. 隋炀帝为什么迁都洛阳

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夺取了政权，建立隋朝，定都长安。589年，隋灭陈，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重新统一了全国。公元604年，隋文帝杨坚卒，太子杨广在长安即位，是为隋炀帝。

杨广即位当年的年底，亲自来到洛阳，登上邙山，察看地形。他认为邙山之南，伊阙之北，瀍水之西，涧河之东是绝好的军事要地，他决定在此营建东都城。公元605年3月，他命尚书杨素为营建东都太监，纳言杨达为副监、宇文恺为将作大匠，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展开了大规模的营建东都洛阳的工程。第二年的正月东都建成。正在江南巡游的隋炀帝听说之后，即速从江都出发，四月到达东都洛阳。接着六宫百官也迁居洛阳。洛阳遂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人口过百万，富商数万家，城西的西苑是全国最大最美的花园。

为加强南北的交通，巩固隋朝对全国的统治，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通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分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全长四五千里，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东北通到涿郡，东南到余杭，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隋炀帝时，经济有很大发展。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农作物产量提高。洛阳官仓里储粮多的达千万石，少的也有数百万石。手工业有新的发展，造船技术达到很高水平，能造起五层楼的宏伟战舰。

隋炀帝滥用民力，他三次乘坐大龙舟到江都巡游，随行船只几千艘，绵延200多里，沿路州县，都必须供应食物。隋炀帝还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繁重的兵役和徭役，迫使农民大量离开土地，农田荒芜，造成饥荒。公元611年，山东长白山农民首先起义，各地纷纷响应。起义军逐渐汇合成几个强大集团，最主要的是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瓦岗军在河南瓦岗起义，攻占隋朝大粮仓兴洛仓，把粮食发给农民。隋朝政权摇摇欲坠。

公元618年，隋将宇文化及在扬州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越王杨侗在洛阳称帝，王世充为太尉，独揽朝政。义宁二年 （公元619年）四月，王世充废杨侗为潞国公，自立为帝，国号郑。后被唐所灭。隋朝都洛15 年，2帝。

3. 隋炀帝杨广,是不是想迁都洛阳

是，隋炀帝即位后，营建新都洛阳，这座新都被冠以“东京”称号，洛阳在北魏分裂不复为都后重新崛起，并在隋唐两代乃至五代发挥了重要作用。隋炀帝入住新都后，洛阳成为隋王朝新的政治经济中心，但是关于隋炀帝建都洛阳是否属于迁都目前存在部分争议。楼主支持隋炀帝迁都的说法，直接证据来源自《隋书》，《隋书》宇文恺列传写到：“炀帝即位，迁都洛阳，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寻迁将作大匠。“

之前看到有网友认为宇文恺列传中“迁都”的意思不是迁移帝国的都城，而指的是将洛阳城从汉魏故城向西迁移至隋代新洛阳城的意思。楼主认为这种解释不妥，下面楼主尝试从逻辑的角度大概解释下为什么不妥。

隋朝有过两次迁都，第一次是隋文帝时期，文帝嫌弃汉长安城残破和水质，在开皇二年于汉长安城东南二十里营建新都大兴城，并在开皇三年迁都至大兴。这次迁都将隋王朝的政治中心迁至大兴城，后在唐朝正式更名长安。第二次迁都是在隋炀帝即位后，仁寿四年（604年）炀帝即位伊始即下诏营建东京，东京洛阳于大业元年正式开工，每月役使二百万人，终于在大业二年新都建成，隋炀帝也正式入住新都，新都洛阳的奢华成都远超大兴，同时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洛阳成为隋王朝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通过隋朝两次都城的迁移，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迁都路线，从汉长安至大兴城是第一次，再到新的洛阳城是第二次，政治中心伴随着都城的迁移而改变。

问题来了，部分网友认为隋朝的第二次迁都不是真正意义上国家政治中心都城的改变，而是城址的变迁。楼主认为说都城迁移是城址变迁不合逻辑。

众所周知，隋文帝通过禅让登基为帝后沿用北周的都城长安，在开皇三年正式迁都大兴城之前，汉长安城一直都是隋王朝的首都，所以从汉长安城到大兴城的迁移，在史书记载中用了迁都，指的是王朝首都政治中心的转移，虽然大兴和汉长安距离很近，但是仍是两座不同的城市，所以叫迁都。

而汉魏洛阳城虽然在北周宣帝即位后，重新修缮建为东京，但是在隋文帝即位后就废除了洛阳的东京称号。所以在隋炀帝建东京前，洛阳不能称之为都城。直到隋炀帝即位后下诏营建东京，洛阳才有了都城的名号，而这个东京的名号自始至终和汉魏洛阳城没有一毛钱关系。这座东京洛阳城是一座全新的都城，不是从旧都汉魏洛阳城（汉魏洛阳城在这个时候还不睡都城，不能叫旧都）迁到这里。那么这个迁都是何意呢，楼主以为就是国家政治中心的迁移，而不是某些网友的说的城址的迁移。

虽然在迁都的过程中，事实上洛阳城的城址是迁移了，但是史书用的是迁都而不是迁城后升级为东都。所以楼主认为隋炀帝建东京洛阳，是隋王朝都城的迁移。

4. 让人不解：隋炀帝为什么非要迁都洛阳

隋炀帝迁都洛阳，主要是因为粮食问题。

隋朝成立的时候，最早定都在关中一带。关中有八百秦川的肥沃土地，又有函谷关这样的险峻关口，作为都城，确实合适。但随着隋朝的国力增强，都城涌进了大量人口。从粮食的角度讲，以关中的土地，就已经很难供给都城人口的需要。 而洛阳这个地方，虽然产粮同样有限，但隋炀帝修建了通洛渠后，可以把江苏跟洛阳连接起来。中国南北因为运河得以贯通。这样一来，就可以通过运输解决都城的粮食问题。

而洛阳地区在过去就被认为是天下的中心。跟洛阳比起来，关中地区偏处西方，不利于隋朝集权后对国土的控制。当时江南一带，以及山东地区，都曾爆发过叛乱。隋炀帝如果想加强对江南，以及其他地区的控制，迁都就成了必要。

5. 隋炀帝杨广少年时的诗词有哪几首

1、隋炀帝杨广少年时的诗词有《春江花月夜》、《饮马长城窟行》两首。

2、《春江花月夜》

其一

暮江平不动，

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

潮水带星来。

其二

夜露含花气，

春潭漾月晖。

汉水逢游女，

湘川值二妃。

3、《饮马长城窟行》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

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

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

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

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

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

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4、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4月11日），一名英，小字阿摐，华阴（今陕西华阴）人，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次子，隋朝第二位皇帝。生于大兴，开皇元年（581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继位。在位期间开创科举制度，修隋唐大运河，营建东都、迁都洛阳，对后世颇有影响，然而频繁的发动战争，如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加之滥用民力，致使民变频起。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

6. 关于洛阳的诗词

1乡书何处达？ 归雁洛阳边。唐·王湾《次北固山下》

2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功夫织得成。唐·刘克庄《莺梭》

3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唐·张籍《秋思》

4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唐·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5挂林风景异， 秋似洛阳春 。唐·王绩《野望》

6花开花落二十日， 一城之人皆若狂 唐 白居易

7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动京城。 唐 刘禹锡

8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 唐 欧阳修

9当春天地争奢华， 洛阳园苑尤纷拏。 唐 韩愈

10香车倾一顾， 惊动洛阳尘。唐·韩愈《李花二首》

11北邙山头少闲土， 尽是洛阳人旧墓。 唐 王建

12洛阳城里春光好， 洛阳才子他乡老。 唐 韦庄

13争得大裘长万丈， 与君都盖洛阳城。 白居易

14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

15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唐 杜甫

16洛阳春日最繁花，红绿荫中十万家。 宋 司马光

17何人不爱洛阳花，占断城中好物华。 清 刘灏

18曾为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唐 欧阳修

19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 唐 武元衡

20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唐 李白

21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唐 欧阳修

22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容颜十五余。 唐 王维

23金谷园中柳，春来似舞腰。那堪好风景， 独上洛阳桥。 唐 李益

24郑国游人未及家，洛阳行子空叹息。 唐 李颀

25洛阳吹别风， 龙门起断烟。 唐 李贺

26俯视洛阳川， 茫茫走胡兵。 唐 李白

27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在三湘。 唐 贾至

28今我不乐思洛阳，身欲奋飞病在床。 唐 杜甫

29寄语洛阳使， 为传边塞情。 唐 崔颢

30悠悠洛阳去， 此会在何年。 唐 陈子昂

31白玉谁家郎，回车渡天津。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 唐 李白

32汉有洛阳子， 少年明是非。 宋 王安石

33洛阳城东西， 长作经时别。 昔去雪如花， 今来花似雪。

34洛阳名工见咨嗟， 一翦一刻作琵琶。 唐 吴均

35河中之水向东流， 洛阳女儿名莫愁。 晋 萧衍

36既乏琅邪政， 方憩洛阳社。 唐 谢珧

7. 隋文帝定都是在洛阳还是在长安

隋文帝定都长安，后来隋炀帝迁都于洛阳。

隋朝（581年-618年，一说619年或630年）是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大一统王朝，因唐朝与隋朝的文化、制度、社会特点一脉相承，故史学家常将两朝合称为隋唐。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即隋文帝，定国号为“隋”，定都大兴城，北周覆亡。隋朝是五胡乱华后汉族在北方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隋炀帝过度消耗国力，最后引发了隋末民变和贵族叛变。大业十四年（618年）隋恭帝杨侑禅让李渊，619年王世充废隋哀帝，隋朝灭亡，享国38年。

8. 隋宫这首诗从哪几个角度讽刺了隋炀帝

①角度：第一，开凿了两千余里的运河；第二，沿河广建行宫，乘坐龙舟游行。

②全文：隋宫[律诗·李商隐]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③白话译文：长安的殿阁内弥漫着一片烟霞，杨广还想把芜城作为帝王之家。如果不是李渊得到传国的玉玺，那么他的龙舟还会游遍到天涯。

如今隋朝的宫苑中已不见萤虫，只有低垂的杨柳和归巢的乌鸦。如果杨广在地下和陈后主相遇，有心欣赏*逸辱国的后庭花吗？④作者简介：李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诗人。

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

公元837年进士及第。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

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被人排挤，潦倒终身。诗歌成就很高，所作“咏史”诗多托古以讽，“无题”诗很有名。

擅长律、绝，富于文采，具有独特风格，然有用典过多，意旨隐晦之病。有《李义山诗集》。

9. 隋迁都洛阳有必要吗

根本不是因为西安让占了！

迁都因为皇帝高兴，想想，你有个新房子，装修好了，不去住，是不是很可惜？

洛阳新建好后，又是大运河的中心，所以为了玩着方便，迁都了。。。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隋迁都洛阳城；隋炀帝下江都（今扬州），船队绵延二百里；隋炀帝北巡塞上。

605年左右的战斗情况是：1.隋平杨谅之战，604年（隋仁寿四年），汉王杨谅在晋阳（今太原市西南）起兵反对其兄杨广即位而被镇压的一场军事政变，结果杨谅兵败计穷，向杨素乞降。2.隋攻林邑之战，605年（隋大业元年）隋炀帝派人经略林邑（即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中发生的战争，结果 刘方进入国都，俘获其庙主18人，全都为该庙整修了神像，刻石纪功然后班师还朝。由于长途跋涉，连日行军，士兵肿足，死十之四五，刘方也染疾，亡于途中。隋军撤后林邑王又重占国土。3.隋击契丹之战，605年（隋大业元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反击契丹的作战，结果此役，韦云起严明军纪，将纪律涣散的突厥兵训练成令行禁止的可战之军，然后用假道计策，一举击败契丹军。

总结就是西安没被占。

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 ? 袁行霈

　

一、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盛唐的时代风貌

盛唐指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大致相当于公元八世纪上半叶。这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盛唐涌现出以李白、杜甫、王维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他们共同开辟了一个气象恢宏的诗歌的黄金时代。

所谓“盛唐气象”，着眼于盛唐诗歌给人的总体印象，诗歌的时代风格、时代精神：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创造的愉悦、崭新的体验；以及通过意象的运用、意境的呈现，性情和声色的结合，而形成的新的美感——这一切合起来就成为盛唐诗歌与其它时期的诗歌相区别的特色。盛唐诗人王湾有一首《次北固山下》，当时的宰相张说称赞不已，将颈联抄在官署的墙上，作为诗歌的楷模。（见殷河岳英灵集》）这诗的中间两联正好可以用来形容那个时代：“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那三个形容词：平、阔、正，还有那高悬的风帆，从残夜中生成的海日，进入到旧年里的江春，都让人感受到盛唐时代的气息以及盛唐诗歌的风貌。再看以下这些盛唐诗人的歌唱：“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李白《庐山谣》）“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李白《宣州谢饯别校书叔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在这些诗句里洋溢着一股涵天盖地的雄浑之气，千载之下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壮。盛唐诗人并不是没有忧愁，李白就经常把愁字挂在嘴边，诸如“愁疾”、“愁颜”、“愁心”、“愁发”、“愁肠”，不一而足。但我们只要将李白和中唐的孟郊、李贺，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比一比，就可以感到李白愁得来有力、愁得来气派。正如他的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饯别校书叔云》）显示的是强者之愁，在愁中有一股浩然奇气。杜甫也写愁，那是一片忧国忧民的伟大之愁、健康之愁：“忧端齐终南，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集中地体现了盛唐气象的诗人，往往是富有魅力的人物。例如王维，那个时代培育出来的全才，便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佛教造诣很深，而且能将禅意融会到诗里。他是书法家，又是音乐家和画家，被后人推崇为文人画的始祖。他的画迹，据《宣和画谱》著录，仅宋朝宫廷里就有一百二十六件。王维九岁就会作诗属文，他的政治感遇诗、山水诗、边塞诗、赠别诗，都是第一流的。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李白的魅力更是无人可以匹敌，他以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了当时的读者。他不甘心走一般士人的科举之路，要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声誉直取卿相。他常自比为大鹏，任意地遨游于天地之间。秘书监贺知章在长安初遇李白，诵其《蜀道难》，竟呼为“谪仙人”，解下身上的佩饰金龟换酒为乐。唐玄宗也降辇步迎，御手调羹以招待他。杜甫在赴长安应试的途中与离开长安东下漫游的李白相遇，竟然放弃考试，跟随李白漫游了许多地方，别后杜甫对他仍念念不忘，写了许多诗怀念他，称赞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还有一个叫魏万的人，为了一睹李白的风采，从嵩宋出发追踪李白几千里，终于在广陵见面，称赞李白的诗“鬼出神入”。盛唐诗人的魅力，既是属于他们个人的，又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只有辉煌的时代，才能为辉煌的人物提供形成魅力的条件。

盛唐气象作为盛唐时代精神的反映，也呈现在书法、绘画、音乐等其它艺术门类之中。张旭的草书狂放不羁，李颀在《赠张旭》中形容他写字时的神态：“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颜真卿的楷书在庄重严整之中透露出凛然而不可犯的气势。吴道子的绘画轰动长安，他在兴善寺绘画时，“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人皆谓之神助。”（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吴道子在洛阳曾遇到书法家张旭和舞剑名手裴裴请吴在天宫寺为他亡故的双亲作壁画，吴不受金而请裴舞剑以壮气。“舞毕，奋笔，俄顷而就。”张旭也在那里写了一壁字。洛阳人都说：“一日之中，获睹三绝。”（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当时还有专擅画马的曹霸、韩干、韦偃等。杜甫在《丹青引》中称赞曹霸的画“有神”；说他为玄宗的御马画像，“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董庭兰善弹胡笳，李颀描写他的音乐所产生的效果：“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公孙大娘善舞剑器，当她舞蹈时，“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些艺术家的出现，以及他们有若神助的艺术，同样呈现了盛唐气象。

? 二、盛唐诗歌的新趋势

盛唐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盛唐气象主要表现为：投身社会和参预政治的热情，高度的自信和自尊。后期，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当政，这时盛唐气象主要表现为：敏锐的洞察力，暴露社会矛盾的勇气，对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对社会危机即将到来的忧虑。例如李白在《古风》其二十四中痛斥宦官和斗鸡小儿，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揭露政治的腐败。又如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夕揭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尖锐的问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社会充满信心和责任感。李白六十一岁时还请求参加李光弼的军队，去讨伐安史叛军。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但不是悲观主义者。写于安史之乱期间的《北征》，忠实地记录了战乱中民生的疾苦，却仍相信国家将会中兴。他漂泊西南之际所写的《登楼》，在痛心“万方多难”之余又把大唐比作北极星，相信它不会沉沦。他在《江汉》中说：“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在《凤凰台》中说：“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在《洗兵马》中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正是在安史之乱那些最阴霾的日子里，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盛唐和前代相比有一些新的趋势。从这些趋势中也可以看到盛唐气象：

首先是面向外部世界。初唐诗歌的发展脉络是从宫廷御用的路线转向个人抒情的路线，这是很大的进步。如果只是沉溺于个人感情的纠葛之中，而不能面向外部世界，那还是很有局限的。盛唐诗人既不用诗去讨好帝王，也不把诗当成只供个人玩赏的小摆设，而是把一己之情融入普遍性的主题之中。这普遍性的主题就是社会政治主题，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创造出长治久安的局面。李白抱着宏伟的理想，欲“济苍生”、“安社稷”，“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后像鲁仲连、范蠡、谢安那样功成身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突破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虽然一生未达，却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其次是表现新的体验。盛唐诗歌的题材都是旧有的，无非是感遇、咏怀、咏史、山水、田园、离别、闺怨、边塞、从军、宴饮等等。明代张之象《唐诗类苑》收有1472位诗人的28245首诗，占《全唐诗》的五分之三。此书按题材分为39类，没有哪一类前代未曾写过。可见盛唐诗人的贡献并不在开拓了新的题材，而在于他们就原有的题材，找到并表现了新的体验。例如边塞诗早在汉魏就有了，此后一直没有中断过，可是许多人写边塞诗未必到过边塞，而盛唐的边塞诗多出自诗人亲身的生活体验。高适以政治家的眼光议论边防之得失，王维和岑参以诗人的敏感描绘边塞奇异的风光，王昌龄以战士的口吻诉说内心复杂的感情。例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燕歌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这样真切的诗句以前是少见的。第三是大眼光、大格局。初唐以精细为美，盛唐以阔大为美。李白的眼光简直是宇宙眼光，他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科。”（《日出入行》）又说：“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他与宇宙处于平等的地位，也可以说他心里装着整个宇宙，并以这种气魄看待社会与人生。这是一种全新的眼光和格局，正如皮日休所说，李白是“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刘枣强碑》）此外如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望月怀远》）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眺》）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凉州词》）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望岳》这些盛唐的佳句都表现了大眼光、大格局，具有雄伟的气魄。

三、开明与开放

　——盛唐气象的根基

盛唐气象的形成有诗歌艺术方面的原因，例如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意象的运用与意境的呈现等等，这在拙作《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以及其它一些论文中已从多方面做过论述，本文限于篇幅不再重复了。

下面仅从历史、文化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方面做一番探讨。

从历史、文化的发展这个角度看来，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南北文化的交融。晋室东渡之后，中国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分裂和战乱。在这期间，南北双方的文化呈现相当明显的差异。南方喜庄老、尚清谈，注重抽象名理的论辩；北方流行汉儒的经学，注重人的行为准则。南方文风华靡，北方文风质朴。南方的书法多见于帖，南帖飘逸；北方的书法多见于碑，北碑凝重。《隋书·文学传序》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之大较也。”很显然，单一的南方文化或单一的北方文化，都有局限性，如果不能融合就不能蔚为大观。隋朝统一全国，以及大运河的通航，已经开启了南北文化互补的过程。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文化交融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南朝的“文”妆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隋书·文学传序》）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的、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如果说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么盛唐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

李白带有蜀地的浪漫与豪情，杜甫带有中原的纯朴与厚重；王维信佛，李白崇道，杜甫尊儒。盛唐的许多诗人都有一段漫游的经历，这只有在国家统一的时候才有可能。南朝的诗人足未涉黄河，身未登泰山。而北朝的诗人，亦未能见到南方的奇山异水。若论眼界、胸襟和见识，他们就差多了。盛唐的诗人可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白五岳寻仙，四海为家，足迹及于大半个中国。杜甫也有一段壮游时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都留下他的足迹。当时的东越即现在浙江东部地区风光奇丽，许多诗人都到那里寻幽探胜，觅得诗的灵感。就连大半生隐居在家的孟浩然，也有浙东之行。至于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远走东北、西北边陲，充分体验了军旅的生活，目睹了边塞的风光，他们的眼界就更不一般了。其次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地方，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在八世纪前半叶人口已达百万，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敦煌石窟中所存《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是开元十九年翻译的汉文摩尼教经典。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

早在唐太宗时就设立了十部乐，其中四部来自唐朝境内少数民族，四部来自国外。盛唐时期外来的舞蹈也很流行，如著名的胡旋舞。敦煌石窟中盛唐的壁画和雕塑，以雄浑的气魄、卓绝的造型、丰富的色彩，远远高出于其它的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归根结底，盛唐气象的出现是由大一统的局面下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社会安定所决定的。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甚么气象可言。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不乏记载，如：“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三）“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綮《开天传信记》）据两《唐书》、《唐六典》、《通典》、《资治通鉴》、《唐会要》等书记载，从中宗神龙元年（705）到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短短的五十年间，人口就从37140000，增加到52919309，增幅达40％。人口激增说明社会安定、经济富裕。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物价反而有所下降，开元初年，“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新唐书·食货一》）天宝年间人均粮食达到700斤。杜甫在《忆昔》里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玄宗诛除了韦后、太平公主等腐朽势力后，任用姚崇、宋贤相，整顿吏治、检括田户、改善财政、改革兵制，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并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提一下被称为“救时之相”的姚崇，以及宋姚崇为人豪爽，崇尚气节，为政简肃，掊断如流。开元元年（713），玄宗不顾某些大臣的激烈反对，毅然任命姚崇为相。姚崇提出“十事要说”，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从稳定政局、整顿吏治、改善财政这三个大的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得到玄宗的支持。姚崇于开元四年（716）罢相时推荐宋任相位。宋耿介无私，直言急谏，而且工于文翰。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继续贯彻姚崇的政策，使得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盛唐时期能够出现姚崇、宋样的人物，而玄宗又能发现和任用他们，这对盛唐安定繁荣局面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这是形成盛唐气象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儒家在唐朝的地位不断提高，玄宗很重视在官学里研习儒家经典，并允许民间立私学以弘扬儒家学说。对于佛教，玄宗在开元初期曾经采取一些限制的政策，但总的看来他对佛教还是尊重的，对于开元年间传入的密宗尤有兴趣。玄宗的崇道更有甚于尊儒，他在科举中设立了道举；在两京设立崇玄馆；还亲自注释《道德经》颁示天下。在思想比较自由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于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人才发展空间的扩大是一个起了直接作用的因素。由于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

盛唐文人之间有一种健康融洽的关系，这也有助于气象的形成。

杜甫在《忆昔》中回忆开元年间的情况说：“天下朋友皆胶漆”，反映了当时的状况。他们觉得某个人受了委屈，就为之大声疾呼，有担待、不世故。杜甫为郑虔鸣不平：“诸公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醉时歌》）李白为王十二鸣不平：“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而当他们佩服一个人时，又出自真心的褒之扬之。从贺知章和杜甫对李白的推崇、李白对孟浩然的称颂中，都能看出盛唐文坛那种良好的气氛。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描绘贺知章、李白、张旭等八人醉后的狂态，欣赏和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还有一个人应当特别提出来说一说，这就是张说，他是从初唐过渡到盛唐的关键人物。他的诗还带着初唐的拘谨，不具备盛唐诗歌那种浏亮与光彩。但是他“前后三秉大政”，朝廷的“大手笔”都是由他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旧唐书·张说传》）他特别奖掖后进，他所奖掖的文人能考知的有张九龄、贺知章等三十余人。还有一些是曾以文学受知于张说，日后以政绩著称的，如房李泌、刘晏等。这种奖掖后进的做法已经形成传统，贺知章和张九龄受到张说的拔擢，他们又再奖掖后进，如贺之对李白，张之对王维。

从以上所举的种种事例可以看出，盛唐文人是怎样的大度。盛唐文坛的情况可以借用曹丕《典论·论文》里的两句话来形容：“咸以自骋骥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总之：开明与开放是盛唐气象的根基。惟开明才能革旧布新云蒸霞蔚，惟开放才能百川汇海博大深邃。盛唐不过短短的五十年，其国势之强盛，气象之恢宏，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亮点，放到世界历史上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片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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