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九六式机枪居然装刺刀

日本二战时期装备的九六式轻机枪。外型上最大的特点居然带了一把长达500毫米的刺刀，被认为是小日本十分搞怪的一种机枪。

在中国抗日武装力量中，有将该型机枪称为“拐把子”的，但这个俗名并没有叫响，更没有叫开。九六年式6.5mm轻机枪何以得名“拐把子”呢？究其主要原因，大概是由于猛地一看它的外观造型与“歪把子”相似之处甚多，“歪把子” 所具有的日本“风格”，在它身上甚至有增无减，特别是其提把、小握把和枪托造型显得格外别扭。由此延续，又为了与“歪把子”有所区别，因之冠名为“拐把子”，倒也不失贴切。

如果单纯从枪械技术、战术性能和作战使用的角度来评析“拐把子”上刺刀的问题，简直就是画蛇添足！一个身高在1.60m左右的男性青年，端着一挺不带弹匣、空枪质量就达8.85kg（加上刺刀达9.35kg）的机枪，在那里拚刺刀，恐怕连日军中那些基层官佐也会嘲讽有加，因为按照日军刺杀教范的要领，端着机枪拚刺刀在客观上是极难达标的。

这种机枪是我国抗日军民缴获较多的一种，全名日本6.5毫米九六年式轻机枪，它是神武纪元2596年（1936）定型装备的。“拐把子”实际上是“歪把子”和捷克ZB-26式轻机枪结合产生的“混血儿”。它比十一年式结构简单，坚固耐用，不易发生故障。口径仍为6.5毫米，导汽式，气冷，导气孔可调，采用弧形弹夹并装于机匣上方，鼓形标尺，分划2－15，瞄准孔可以左右调整，准星偏于枪的左侧，而且有护翼，此枪的一大特点是可以在活塞筒前面加装刺刀（想想现代机枪中还有那种可以装刺刀），机匣上方可以加装瞄准镜。枪管末端有提把，枪托为鱼尾状，拉机柄位于左侧，其上方有突出的退壳挺并加铁罩保护，该枪没有单发装置，只能连发，由于口径小，杀伤力和侵彻力均感不足（这就是后来99年式出现的原因）。九六式使用6.5毫米步枪弹，弹头初速730米／秒，标尺射程1500，最大射程3000米，30发弧形弹匣供弹，理论射速530发／分，膛线右旋四条，缠距200毫米，枪全长1067毫米，枪管长550毫米，枪管重1.96公斤，全枪重8.85公斤。

卢沟桥事变,急用!

刘海涛1907年生，山东东阿县人，原名刘宝仁。高小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故在家务农。1927年刘海涛去关东闯天下，最后落脚在珠河县（今尚志市）谋生。

刘海涛是个性格倔强且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翌年夏的一个傍晚，他路过珠河县警察署门前时，碰到两个警察在欺辱一个姑娘，便上前劝阻，警察骂他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伸手煽了他两个大耳光子。刘海涛强压怒火，继续劝说警察把姑娘放了，结果又被警察狠狠地打了两枪托子。刘海涛忍无可忍，出手反击（他在家乡学过武术，会点武功），连击数拳把两个警察打倒在地，掩护姑娘逃走。他执意站在原地不走，准备再和警察理论一番，哪知从警察署跑出一群警察把他团团围住，被扭送到警察署，关进了监狱。刘海涛的几个朋友凑了些钱托人把他保释出狱，但他已被打的遍体鳞伤。警察的暴行把他逼上了梁山，他的伤还未痊愈，就秘密地串联了二十多个弟兄，在一天深夜，手持长矛、大刀、菜刀、斧头袭击了珠河县警察署，夺取了步枪十多支，连夜进了山里，走向了劫富济贫的绿林道路。他带领这支队伍，专打恶霸地主和贪官污吏，深得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刘海涛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绿林好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刘海涛毅然率部加入了义勇军孙朝阳部参加抗战，曾在帽儿山、阿城和哈埠外围与日军多次激战。在这频繁的战斗中，他结识了打入孙朝阳部做兵运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启东，在他的教育帮助下，刘海涛于1933年秋秘密加入了中国***。在赵尚志和李启东等人离开孙朝阳部之后的12月初，刘海涛率14名战士携枪脱离孙朝阳部，直奔珠河参加了赵尚志领导的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从此，踏上了由***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

1934年6月29日，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正式成立，刘海涛任骑兵队指导员。在赵尚志的率领下转战珠河、宾县，参加了攻打宾州、血战三岔河和攻袭五常堡等著名战斗。因作战英勇顽强晋升为哈东支队第七大队大队长、第九大队指导员等职。

为了粉碎日寇的冬季“大讨伐”，刘海涛随赵尚志率部北上延寿、方正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1月下旬，赵尚志和省委巡视员冯仲云率哈东支队一、九大队、三大队一部及司令部少年连骑兵共100余人，拟由方正西的宾县返回珠河道北地区活动，途中与日伪军展开了数次激战，最为惨烈地当属肖田地突围战。

11月25日下午，赵尚志率部在方正县与宾县毗邻地带肖田地准备宿营时，遭到尾随的日军望月部300余鬼子兵和伪军邓文章部400余人围攻。赵尚志指挥部队迅速抢占了制高点与敌军展开了一场浴血战斗，我英勇无畏的战士们，同仇敌忾，勇敢杀敌，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在激战中司令部秘书长陈庆山、政治部青年科长宋阶平等同志牺牲，赵尚志的左肘部中弹负伤，血流不止，不能指挥作战，他命令刘海涛负责指挥部队突围，随后被战士扶下火线，此时天色已晚，敌人暂时停止了进攻。

刘海涛临危受命，面对强敌，毫无畏惧，沉着冷静，他决定：在敌人尚未对我军形成全部包围前，必须立即从敌人合围的空隙地带跳出去，否则，一旦敌人形成合围，发起总攻，我军有覆没之危险。同时，他也预计到鬼子在外围必设伏堵击。刘海涛有多年的绿林生涯，对这一带的山间小路很熟，因此，他率部趁着夜幕的掩护，绕开日伪军设下的层层堵击、伏击（事后证明果然如此），从敌人绝对意想不到的山川荒野中跳了出去。随后部队在赵尚志、刘海涛的带领下，经过二三百里路的急行军，安全到达珠河北游击区。

肖田地之战，我军毙伤日伪军六七十人。日军对我军英勇善战十分惊奇，称：“这是德国式联军的退却”，此中“必有名将指挥”。 肖田地之战凸显了刘海涛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军事指挥才能。1935年1月28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正式成立，刘海涛晋升为一团团长，张寿籛（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团是三军一师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团。3月9日，赵尚志指挥第三军一团与友军谢文东部、李华堂部，采用突然袭击之战术，攻克了方正县城。正当刘海涛率一团攻击伪县公署时，敌援兵赶到，友军在没有告知第三军的情况下，从城内撤出战斗，致使第三军一团在城内孤军战斗。我一团战士在团长刘海涛的带领下，发扬英勇善战的革命精神，群英群胆，猛打猛冲，终于杀出敌围。

尔后，一团留在延寿、方正地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9月初，刘海涛、张寿籛率一团和李华堂率部到方正县大罗勒密的三家子屯与四军军长李延禄会面。三支部队在一起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李延禄、刘海涛、李华堂商量决定：三支部队打一个胜仗庆祝会师。9月7日，三支部队突然袭击了松花江岸的洼洪镇，全歼守敌伪军关团一个排和洼洪大排队，缴枪30余支，拔掉了敌人这个据点后，大罗勒密以东和以南，牡丹江西岸成了抗日部队的地界。

战后，刘海涛等人在大罗勒密四军军部，看到了从吉东特委转来的《八一宣言》，深受鼓舞，于是各部队领导决定再打一个胜仗，庆祝《八一宣言》发表。根据刁翎区委书记孟泾清提供的刁翎镇敌人兵力部署情况，制定了周密地作战计划。9月16日上午，第三军一团、第四军二团、独立二旅、李华堂部、谢文东部，按分工向刁翎镇发起攻击，经过二个小时的激战，攻克了刁翎镇，伪警察大队被击溃逃窜，伪警备队段营长率全队反正，尔后参加了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此次战斗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物资，摧毁了敌人的各种工事后撤出战斗。然后，李延禄、刘海涛根据内部的密报，率部趁林口敌人空虚之际，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术，以每日急行军120里山路的速度，于29日凌晨3点对林口镇之敌发起了攻击，守敌弃城逃跑，此次战役我军缴获战马300余匹。10月初，第三军一团刚回到大罗勒密山区，当地一位知情群众给刘海涛送来一份情报说：从依兰起航的两艘满载伪军冬衣的帆船向三道通驶来。进入10月份的北满山区，天气已经很凉了，但战士们还穿着破旧的单衣。刘海涛和张寿籛决定打伏击夺棉衣。10月7日，他们将部队带到敌人船只通过的地点周围，侦查好地形埋伏起来。晚上十点钟左右，两艘满载冬装的帆船顶着急流驶进了我军的埋伏圈，顿时枪声大作，押送服装的伪军来不及抵抗就被歼灭了。此战缴获冬装300多套，现款500元，步枪20支，子弹800余发，白面30袋。这次战斗不仅解决了冬装问题，而且扩大了我军的影响。风云突变，10月30日，赵尚志率军部及四团到达勃利县西九龙沟与四军三团苏衍仁汇合。由于四军三团调动部队，引起三军怀疑，当即将四军三团部卫队缴械，并将团长苏衍仁击成重伤而牺牲。

在本年8月份，赵尚志率部从延方回珠河时，就曾部署留在延方活动的一团***刘海涛和张寿籛“根据情形解决李延禄”。[3]刘海涛在1936年撰写的《关于满洲情形的报告》中说：“司令部叫我们一团将李延禄和他的队伍武装缴了，按勾结红枪会罪恶处置。在这天执行这个任务时怕有错误，详细考察有没有党的组织，考察结果有，不过弱一点，我们就没有执行缴枪的工作。”[4]由于刘海涛和张寿籛谨慎周密行事，才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悲剧。

但由于赵尚志在处理四军三团问题上的决断失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三军离开九龙沟后，苏衍仁部队到处寻找三军干部为团长报仇，苏衍仁的几个亲信打死了在九龙沟养病的三军四团政治部主任张一武和连长崔成浩（金百万）。依兰、勃利一带的山林队闻讯三军到来，不是闻风而逃，就是躲避不见，严重地影响了我军统一战线的发展与巩固。

为此，刘海涛和张寿籛商量，必须立即将上述情况向赵尚志汇报。当赵尚志听完了张寿籛的汇报后，他才感到问题的严重，追悔莫及。为了挽回不良影响，勃利青山会议后，赵尚志率部来到依兰县五道河子，在这里经刘海涛和张寿籛引荐，会见了四军军长李延禄，赵尚志诚恳地向李延禄赔礼道歉，李延禄以大局为重和宽宏大度的胸怀对赵尚志的失误表示了谅解。

这时北满的天气已经很冷了，但四军的战士还没有穿上棉衣。为此，赵、李二位军长商量打个胜仗庆祝两军会师，同时解决四军部队的棉衣问题。他们研究决定：利用当地雷保董解决二道河子伪警备大队。伪警备大队院内戒备森严，设有高墙、炮台，不能强攻，只能智取。他们从三、四军中各选几十名战士，组成精干队伍，在三军一团团长刘海涛率领下，全部换上一团缴获的地方保安队的冬装，由雷保董带路，于12月12日晚直奔二道河子伪清河警备大队大院。此时，已经黄昏，雷保董向前喊话，要求哨兵打开门，让保安队进院暖和暖和，休息一下。岗楼上的哨兵，看不清来人的脸，但听出是雷保董的声音，便打开了大门，放部队进了大院。在刘海涛的指挥下，按事先分工，迅速缴了哨兵的枪，占领了岗楼炮台，控制了全院，同时分头堵住各屋敌人，喝令他们缴枪投降，伪警备大队全部缴械被俘。日本指导官本茨、参事官春田、教官晓松企图顽抗被当场击毙。

这次战斗缴获轻机关枪2挺，捷克式马步枪100余支，匣枪9支，子弹5千余发，新棉衣300多套。二道河子战斗不仅为四军解决了冬装问题，同时在江北掀起了新的抗日高潮。赵、李两位将军在率领三、四军共同对敌寇的斗争中，不断增进了战斗情谊 ，他们互相密切配合，在松花江两岸与日伪军进行着英勇不屈的斗争。 刘海涛在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斗争中屡建功勋。1935年10月，晋升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三军一师师长，翌年二月任抗联三军一师师长（因去苏联未到任）。三军司令部为了坚持下江地区持久的抗日战争，决定在汤旺河沟里建立医院、被服厂、电台等后方根据地，为实现这一计划，赵尚志特派刘海涛去苏联商谈援助并向中共代表团汇报工作。

1936年2月的一天黑夜，刘海涛从黑龙江萝北县境的冰面上，一步步爬到苏联境内后，被苏边防军扣留。刘海涛向苏方出示了抗联三军司令部签发的介绍信后，苏方经三天审查、核实，确认刘海涛系抗联三军干部后将其放行。刘海涛辗转来到了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了来苏的任务。又撰写了《关于满洲情形的报告》呈送代表团。中共代表团为了培养这位抗联青年英才，将其送往著名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步兵学校学习。

中国学员的课程主要有东方革命史、西方革命史、俄国革命史。但重点是学习苏联红军的军事理论和实战技术。中国学员和苏联学员一样穿苏联红军军装。学校还组织中国学员到列宁格勒郊外搞野外演习，主要是学习实践战术和技术。刘海涛的战友曾回忆说：“在学校他学习非常用功，星期天别人出去玩，他却用津贴费买子弹到靶场打靶，所以他的射击技术很好，对步兵连队的各种武器都很熟悉，能讲、能教、能打，而且打的准。”

在这段时间里他通过学到的军事理论，结合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以张富民的笔名撰写了2.6万余字的长篇文章《论抗联游击战术》。从游击队的性质、种类、形式；战略与战术等诸多方面进行了阐述，对于只有高小文化的刘海涛来说，能撰写出如此全面地《论抗联游击战术》的论文，实属可贵。尔后，他又撰写了《东北抗联第九军的历史》。抗联第九军是我党的统战部队，他写此文的目的之一是通过抗联第九军的发展历史（1936年前的历史），批驳别有用心的人对抗联九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一些诽谤之词。

刘海涛是个善于学习和总结经验教训的人。他在该文总结义勇军失败的教训中写到：“无论你的队伍有多大的力量，人民要不拥护你，那么这部分反日力量只有倒台。”由此，他得出了一个精辟的见解：人民的拥护支持是抗日部队的护命符。这是一个从血腥的战争中走出来的人得出的永恒的真理。

1938年上半年，刘海涛在列宁格勒步兵学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回到了延安。这段经历对他以后的军旅生涯意义重大。 为了使山东成为八路军在华北的一个战略基地和联系华中新四军的战略枢纽，1938年8月，中央陆续派张经武、江华等红军干部以及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党员干部、抗大和陕北公学毕业的学员共160余人到山东组成八路军鲁东游击总队。

张经武、黎玉分别任指挥和政委，吴克华、刘海涛、李林任司令部科长。临行前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他们并对他们，进行了勉励，使刘海涛深受教育和鼓舞。

8月21日，这支队伍从延安出发，经西安、太行、冀南于11月初抵达山东泰西大峰山，刘海涛等八人留在泰西工作。泰西的东阿是刘海涛的故乡，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家乡，他感到无比的兴奋，然而他的家乡被日寇占领，为此，他又无比愤怒，他指天发誓：如果不把日寇赶出家园、国土，他宁愿战死在沙场。

11月26日，根据上级指示，***领导的泰西地区抗日武装集结于大峰区黄崖村，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刘海涛任司令员。支队下辖4个团，1个特务营，3个独立营及军政干部学校，校长任仲夷，全支队4 000余人。

六支队成立后，分四路展开了敌后游击战，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泰安县第二区区长薛家俊投靠日军后，作恶多端，民愤极大。刘海涛令一团一部与独立营采取突然袭击战术，围歼第二区部薛家岭，活捉了薛家俊等30余人，缴枪50余支。然后张贴布告，历述薛家俊罪状，将其就地处决。

群众闻讯后，拍手叫好，奔走相告：“东阿县张集村老刘家的小子刘保仁（刘海涛原名）回来了，当了八路军的大官，领着队伍专杀鬼子汉奸。”一传十，十传百，广泛传播，扩大了六支队在群众中的影响，振奋了泰西人民的抗日信心。

据他的老战友讲：刘海涛善于做群众工作，非常尊重地方干部，部队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主动找地方干部了解情况，商量研究问题，和地方干部关系处的非常融洽和谐。翌年1月23日，刘海涛率二团通过地方干部发动数千民众，在东阿至平阴的公路沿线，向敌展开了“破路大战”，一夜之间破坏敌公路百余里，使日伪机械化”讨伐队“陷入瘫痪。驻东阿平阴之敌骑兵闻讯后向我军出击，遭到我二团伏击，毙敌骑兵30余人，敌狼狈逃回县城。

是年春，东阿县委侦查到，东阿县维持会会长汉奸秦本端偷偷溜回老家，刘海涛命特务营一位副连长率一个排，在当天深夜，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秦本端的住宅，将其抓获并就地枪决。汉奸们胆战心惊，打击和震慑了敌伪势力。

敌连遭我军打击后，向我军进行报复。1939年3月间，肥城、东阿之敌5 000余人，企图将我军消灭在林马庄及常庄。刘海涛接到密报后，于当夜秘密地把部队转移到牛家庄、黄土岭一带山区。6日，敌东西继进，在牛家庄遭到我主力部队伏击，敌伤亡大半，余者狼狈逃回王庄。当夜，刘海涛率部又突然偷袭了王庄，歼敌400余人，从而，粉碎了日伪军的大扫荡。 此战后，刘海涛被调到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任参谋处长，7月又调第一军区任司令员，政委林浩、政治部主任刘其人。1940年2月第一军区机关编为第九支队，刘海涛任司令员，刘其人任政委。他无论调到那里都是人民军队的一把利剑。刘海涛在九年的抗战中（不包括在苏联学习两年），从白山黑水到齐鲁大地，身经百战，竟神奇般的未负过伤，难怪人们称他为传奇司令。

他的老战友，原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刘其人，在访谈录中曾饱含深情地说：“我和刘海涛相处不到两年，他最大的特点是：执行上级命令坚决，打仗积极、主动灵活，而且很勇敢，打仗从来和战士站在一条线上，他随身携带三种武器，一把德造大镜面匣子枪，一支步枪，一挺轻机关枪，让警卫员们背着或扛着。冲锋陷阵从来在前头，他的枪法极准，在二百米远的山头，敌人冲锋，他用步枪射击，专打敌人脑壳，打的真准，百发百中。”刘海涛有一套独特的带兵风格，他是司令员，但很少蹲在司令部，总是深入基层往连队钻抓经验，那里枪响，那里紧要就往那里去。晚上行军遇敌情严重时，他让副司令员殿后，让警卫员扛着机枪和他一起跟在尖兵班的后边，目的是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敌情，指挥部队快速投入战斗。他指挥部队作战，一是出手快，二是出手狠。

当时滨海区有个国民党的莒县县长许树声，有3 000多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许树声这个反共的顽固派更加嚣张，经常侵犯我根据地，收缴我地方武装，抢劫老百姓财物。为了教训一下这个走火入魔的磨擦“专家”，刘海涛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向许树声这个反共的顽固派“亮剑”。

刘海涛指挥九支队及地方武装一部，于5月25日在莒南县的梁家屯、莲子坡等地向敌发起攻击，在我猛烈炮火的打击下，敌人开始崩溃逃跑，刘海涛抓住战机，乘胜追击，展开了一场百里追击战。战士们在冲锋号声的激励下，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高喊着：杀！杀！杀！猛打猛追，追杀得敌人丢盔卸甲，屁滚尿流。这次追击战歼敌一个团，许树声仅率数十人逃往莒北。

正在这时，临沂城的鬼子兵出动了，企图从正面和侧翼袭击我军，截断我军后路。刘海涛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退到北面一个山口，鬼子骑兵从侧面插了过来。两军相遇，勇者胜。刘海涛指挥部队迅速向东山一带靠拢，抢占了阻击敌人的有利地形，他抱着机枪向鬼子的骑兵射击，打的鬼子人仰马翻，经过一场激战，终于打退了鬼子骑兵的进攻，掩护部队从东南边安全地撤了出来。

6月末，刘海涛、刘其人、五地委书记高克亭等指挥精兵千余人，由莒南县草岭石村，越过莒（县）日（照）公路，突然进入石门一带，给予屡次侵犯我莒日边抗日根据地、杀害我抗日民众的仙万会反动武装以沉重打击并将其驱逐出我抗日根据地。不久，他们又率部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术，反击驻日照之间的国民党顽固派李延修部，一举歼其大部，李率残部逃往日照望海寺。这些战斗沉重地打击了顽固派的气焰，扩大了莒日边抗日根据地。

由于刘海涛在抗战中屡建功勋，在8月9日召开的山东纵队党代会上，被选为山东纵队党务委员。

9月部队改编，二、九支队及一支队二团合编为山东纵队第二旅，孙继先任旅长，刘海涛任副旅长，下辖四个团。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1941年1月6日，孙继先和刘海涛等指挥二旅在长达十华里的战线上，对赣榆县伪保安旅发起攻击，伪保安旅溃败。3月19日，115师教二旅二个团和刘海涛指挥的山纵二旅一部，发起青口战役。激战6天，连克海头、大沟等十余处敌据点，毙伤日伪军800余人（大部为日军），俘伪军8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打通了从海上与华中及胶东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为了报复，日军4000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扫荡”，日伪在临沂、费县以北地区，设了17个据点，构成横贯东西的三道封锁线，切断了鲁中与鲁南的联系。为此，山纵一旅一部与刘海涛率二旅一部，于3月22日发起反封锁战役，激战4天，连续作战28次，毙伤日伪军371人，俘伪军426人，缴获大批武器，破坏公路150余里，桥梁20余座，拔除敌据点17个，彻底摧毁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

6月15日，刘海涛率二旅一部，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于临沂、枣庄公路伏击了日军汽车队，激战三小时，歼敌大部，击毁敌汽车13辆，缴获一大批军用物资。

8月30日，他又率二旅一部在赣榆县兴庄抗击由该县及青口镇之敌600余人，经激战毙伤敌100余人，给进犯之敌以重创。 1941年9月，山纵决定成立鲁中军区，统一指挥泰山区和沂蒙区的基干部队和地方武装。任命刘海涛为司令员，鲁中区委书记霍士廉兼政委。鲁中军区所辖的沂蒙地区是山东党政军首脑机关和驻军所在地。鲁中军区机关尚未组建，即投入到了冬季反击日伪大“扫荡”。

11月3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指挥日军第十七、二十一、三十二师团大部和独立混战旅一、六、七、十旅团及伪军5万余人，对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发起了铁壁合围的大规模“扫荡”，妄图消灭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及驻沂蒙山区主力部队。于是我沂蒙山区党政军民与日伪军展开了极为惨烈的浴血奋战，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合围。但在这场惨烈地反扫荡中，有成千上万的人血洒沂蒙山川大地。

刘海涛带领警卫排和青年营在反“扫荡”中，被日军包围于岸堤以北王山一带。为了保存实力，他命令警卫排和青年营分头突出了重围，自己和鲁中区社会部长朱毓淦等人转移至蒙阴县官庄以东杜家村。刘海涛刚到此地，对当地情况不熟，被阴险狡诈的汉奸石绍武（原系蒙阴县地主武装，投日后编为当地伪军）伪装成抗日联防大队将他们诱捕。

敌人对他软硬兼施，然而他软硬不吃，敌人在这位宁可断头，决不屈膝的***人面前，无计可施。11月25日，刘海涛与妻子苏珍、朱毓淦等八人，在苏家村英勇就义，时年34岁，走完了他短暂辉煌的一生。

刘海涛结婚二年，没有留下子女，但他留给社会的是让后人无限敬仰的丰功伟绩、献身精神和优良传统。

刘海涛在黑龙江生活战斗了十年，第二故乡的人民始终深爱着这位抗日英雄。1999年11月25日是刘海涛牺牲58周年，黑龙江省烈士纪念事业基金会和尚志市（原珠河县）人民政府在尚志市烈士陵园，赵尚志、赵一曼烈士纪念碑旁，为刘海涛烈士修建了纪念碑。让他们的英灵守望着祖国的美好家园，让他们用热血和生命铸成的抗联精神代代相传。

简介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独占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吉星文团奋起还击。掀开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吞我国东北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陆续运兵入关。到1936年，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今北京市）。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1937年，驻华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

具体简述

1937年7月7日夜10时，日军在距北平(今北京)十余公里的卢沟桥（西方称作马可波罗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向中国驻军挑衅。日军诡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桥边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就向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开枪开炮。7月8日早晨，日军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驻军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抗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团长吉星文亲赴前线，指挥作战。一位战士用大刀接连砍死砍伤日军13人，自己也壮烈殉国。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战士，战到最后只剩下4人。9日凌晨，二十九军收复了永定河东岸的失地。

发生时间：民国25年。

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

失踪原因：拉肚子。

失踪时间：20分钟。

事变元凶：东条英机。

进攻者：清水节郎，伊木清直等。

中国守军：第29军“大刀队”，军歌“大刀进行曲”，军长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首位抗日殉国的高级将领）。

背景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它鲸吞中国的野心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是它全面侵华的开始。全面侵华，在中国建立殖民统治，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的方针。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在确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迅速走上了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侵略对象的所谓“大陆政策”。20世纪初叶，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取代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殖民势力，屯驻关东军，设立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极力扩大对华侵略，出兵山东，胁迫袁世凯接受日本妄图鲸吞中国的“二十一条”，把侵略魔掌伸向中国内地。一次大战后，日本企图通过加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侵略中国问题进行了精心策划。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我国东北发动突然袭击，3个多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翌年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在华北搞所谓“自治运动”，妄图长期占领这些地区。1936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日本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战争部署。

此后，日本增兵中国东北，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频繁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挑衅，伺机挑起战争。1937年7月3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随即于7月7日发动了七七事变。7月9日，中日双方交战部队曾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但同时，日本乘机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2万多军队和百余架飞机投入华北地区。7月1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日本政府决定动员40万兵力，妄图用武力灭亡中国。

经过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反应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立即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蒋介石也于7月17日发表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变的谈话。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的序幕。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烈的声援。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29军再接再厉。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见占领卢沟桥的企图实现不了，便玩弄起“现地谈判”的阴谋，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名，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