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有为，而有以为。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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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老子》

此四句是言“上德”与“下德”的表现形态。因为两种德行的致养水平不同，故德的层次亦不同，行德的表现状态也有差异。上德之君，得自然无为之道，法道安静，浑厚完全，无有缺欠。上德是以无心为用，非以有心而为；不是为名号而为，而是为公行德，其德才能周遍天下。故曰“无以为”。

“无以为”即无所偏。德之本体，空虚寂静，本来一事不有，无一物可见。本来无人无我，更有什么“无以为”与“有以为”?上德之人，心如太虚，空空洞洞，湛湛清清。内不起有为之心，外不见有为之尘，物我同然，内外如一。法道之安静，来也自然，去也自然，毫无有为雕琢的痕迹。故曰“上德无为，而无以为。”

下德之君，只因心性未到圆明境界，故以言为教令，在有为法中着其跟脚。事事物物，必要思虑周全。下德之人，其行德是为了自己的名号，惟恐失去行善之机，生怕坏了有德之事，故常以有心去找善行。这种“有以为”，必然是愈为愈暗，以至于陷入无明中不能自拔。有为之为，难易相承，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永难周全，皆因其德不纯，才有如此的结果。故曰“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人之所以“有以为”，是因为其心还未能进入自然无为之妙，德性尚未达到浑全之境，所以便“有以为”。从有心为德，到无心为德，是一个修心的渐变过程。待到天理渐明，德性渐足之时，“有以为”必然会逐渐转化为“无以为”。欲修天道，必先修人道，人道圆而天道可成，此乃千古不易之定理。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人伦所必俱有，这是做人立身处世的根本。

修大道者，无论从何门何法入手，皆不离此五德。五德遵行，臻（zhēn）于至善，即是功德圆满之时。诸如历史上岳飞之大忠，舜之大孝，关云长之大义，其人格道德，流芳万古，受后世代代景仰，引为典范，皆是五德具足的表现。

五德在世上虽为老生常谈，但要五德皆备俱圆，却非易事。先辈有云：“一德达于至善之境，则其余诸德亦随之而完美也。善以一德为主，而以其余诸德为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佛家常言“万德庄严”。修上德不能只在文字上打转，要深入到核心中去修行。无论五德也好，万德也好，皆是理性之化象。自性具足一切上德，所有德行之表现，皆是良知良能的本性显露，而且是自自然然。

修道者行善积德，若是执于有心有为，或是为了图名图报，虽然行德也是益事，并非大错，但因未发自良心自性，而系后天人心所致，便不能达到至善境界。所以万德虽是名目不同，其实是同一道理。出自诚心，没有做作，毫不勉强，自自然然的行德，方是天真之独露，才可谓之“上德”。

1、方向上的不同：

《老子》的无为从历史经验来，主要讲政治上怎样“无为而治”，无为的目的是为了“无不为”，“无不为”恰恰是最大的有为。

庄子主要讲人生上的无为。在上面所引的关于浑沌的寓言中，倏忽是很快的意思，暗指人为造作；浑沌是指混合不分的状态，暗喻自然无为。寓言通过倏与忽出自好心而做了坏事，来强调天道自然无为，反对把人的意志强加给天地万物。

2、目标不同：

《老子》讲的“无为”不是无所事事、消极懒惰，更不是装呆，而是试图通过无为达到天下大治。《老子》以“无为”思想要求统治者不要放纵自己的贪欲而压榨人民、役使人民，提醒社会成员之间也不能因自己的贪欲而你争我夺、损人利己，这样才能社会清净安宁。

在庄子看来，人与天地万物都有其自然的本性。庄子形象地说，牛马生来就长了四只脚，这就叫天然；而用绳索套住马头，拴住牛鼻子，这就叫人为。庄子要人们不要以人为去毁天然，不要以造作去损害性命，不要以有限之得去殉无穷之名。

然而，世人往往违背其本性，偏要认为造作，卖弄机巧聪明，迷恋繁文缛节，追求浮躁虚华，不仅使物的真性丧失了，而且也使人自身所固有的自然的本性丧失殆尽。

按照庄子的看法，道德、智慧、典章制度、财货、音乐、工艺等等构成人类文明生活内容的社会现象，都是对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破坏，都是对安宁的天下的扰乱。

因而，都是应当取缔的对象。庄子认为，无为的本质就是顺应自然的变化，使事物保持其天然的本性，去除一切人为造作。

庄子的无为生当乱世，主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他认为，无为才无害，无为才能免害，螳臂当车的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

3、思想不同：

但是老子的无为思想在政治上也有流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从阴谋权术的角度来改造《老子》无为思想。他说，统治者应该居于深宫之中，表面上清虚无为，实际上无所不为，臣下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在韩非子看来，厉害的君主都是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这叫“居阴为阳”，主张统治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老百姓感到莫测高深、不胜恐惧。

在庄子的“无为”论里面，我们看到能动的、社会的“人”完全被寂静的、自然的“天”所吞没，荀子曾经批评他“蔽于天而不知人”。

但也应该看到，在庄子的时代，文明所带来的快乐享受，只会被统治者占有，而创造文明所需要付出的艰苦的体力和智力劳动，只能落在劳动者身上。

庄子憎恶这种现象，所以在自然主义的立场上用无为理论对之作了批判。而如果从更广阔的天人关系上看，现代社会人类以科学技术征服自然。

带来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作用，庄子的无为思想对我们无疑是一副清醒剂，为我们消解人与自然的对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扩展资料：

“无为而治”的光辉历史

老子的“无为”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被统治者用于治世，曾经取得辉煌的成就。比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和唐代的“贞观之治”就是有力的证明。

据史载，文帝犹有亲民近民之美、慈恕恭俭之德。以百姓之心为心，而与民休养生息。汉惠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囿、车马和服饰，在刘邦为帝的基础上一点都没有增加，凡是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

有一次汉文帝想建造一座露台，找来工匠一计算，需要上百斤黄金。汉文帝说：“这相当于十户人家的产业，实在是太贵了”，就没有动工修建。每当有天灾人祸、边境不宁的时候，文帝就反思自己的道德心性，进行忏悔祈祷。

他废止了肉刑和诽谤朝廷的罪名，招贤纳谏。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

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还下诏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

文帝修建陵墓，殉葬品不用金、银、铜、锡，只用瓦器；没有高大坟茔，保持山川原貌。文帝的遗诏说：百姓只需服丧三天，不得禁止婚嫁、酒肉、祭祀诸事。后宫眷属，夫人以下的宫女全部都遣散安置回家。

汉文帝在治国方略中采取德信宽容，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

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废除了秘密监视，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当惠文帝听说祝祷官在祭祀的时候只为他祈求而不为百姓祈求时，他气愤地说：这不是加重我的罪过吗？昔日先王献祭从来不求自己的福份。今后祭祀上天，不得为我祈福。

文帝之子景帝继位之后，在窦太后的督责下，依然持守黄老学说规范心身而治国。当时人心纯朴，天下丰裕。到景帝末年和武帝初年时，社会和国家都已经比较富庶。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由此可见。

文景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确实称得上是太平盛世。因此，史家称这段以黄老学说治世而带来的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为“文景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尊崇老子的“无为”思想治理国家，创造了“大唐盛世”。一部《贞观政要》，记下了李世民尊天顺道、大治天下的宝贵经验。

有一次，魏征上奏李世民：“君王被神所器重，掌国中之大权，受到极天一般的尊崇，所以一定要居安思危，远离奢侈，以简朴为本。君臣无事，鸣琴垂拱，不言而化（引《老子》）。

何必劳神苦思，生很多事，管很多事，用尽聪明能事，却背离了无为之大道呢？”。李世民答曰：“真是好啊！我读你的奏章，通宵达旦，忘了疲倦。”(《贞观政要·君道》)

李世民问大臣王珪：“后来的帝王不如先前的帝王，这是为什么？”王珪说：“古代的帝王一心崇尚清静，以百姓心为心（引自《老子》），后来的帝王则不顾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李世民回答说：

“是啊，我日夜孜孜以求的，就是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五谷丰年，百姓安乐。治理国家就像栽树一样，不去摇晃树根，枝叶才会生长茂盛。君王清静了，百姓怎么会不安乐呢？”(《贞观政要·为政》)

唐太宗贞观二年，有公卿启奏说：“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陛下为自己建一楼阁以居之。”太宗回答说：“朕的身体确实不宜居住在卑湿之地，但是若是答应了你们的请求。

花费又太大了。当年汉文帝要起露台之时，因珍惜物力而没有动工，朕的德行不如汉文帝，而花费却比他还多，我看还是算了吧。”公卿启奏再三，唐太宗最终还是没有答应。

贞观二年，关中遇到旱灾。太宗对侍臣说：“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我听说有卖儿女的，朕很怜悯他们”。于是派遣御史大夫，用皇宫内的金宝赎回所卖的儿女，还其父母。

贞观初年，太宗谓侍臣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我除了需要一些人帮我做些洒扫之事，要那么多妇女有什么用呢？”于是将后宫及掖庭前后三千余人放出宫外，为他们择偶。

据史所载，当时：“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所称赞。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从来批评的多，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都是一致地褒扬。633年，纵狱囚应死者390人归家。

命令他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曾写诗歌颂太宗德政：“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杜甫也有诗曰：“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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