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分别如何解释？

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传》。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学，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后今文经学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西汉后期见衰。“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古文经学”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以刘歆、贾逵等为代表，最重《周礼》。古文经学斥责今文经学附会谶纬的妖妄，强调文字训诂对于治经的重要性。为了准确解释儒家经书，古文经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撰为著述，如齐歆认为“六书”是汉字造字的基本法则，扬雄著《方言》，许慎著《说文解字》等，皆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至今仍为理解古代文化典籍的钥匙，受到学者的重视。

古经文和今经文之争是什么？内容

1、先要区别，古文经和今文经。

古文经：指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如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

今文经：指汉初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由弟子用当时的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

2、今文学派是两汉间以儒家经书研究而形成的学派，它的出现需溯源至秦始皇的思想政策。史记李斯列传中记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谐守慰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鲸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一个政策，被秦始皇执行了，于是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外，民间所藏的先秦百家之书尽皆焚毁，仅存官方所藏，也只有官方职司博士官者仍可研究阅读。

自欧阳修怀疑“《系辞》非孔子作”以来，宋儒疑经惑传的学术风气开始流行。实际上西汉以来的今文《易》已根据似乎合理的思路改经了。

3、古文经学：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学术流派。与“今文经学”相对。古文经，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如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今文经，则指汉初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由弟子用当时的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

是古文经与今文经之争.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可以帮你回答.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汉代尊崇儒学，而先秦的经籍，经过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火烧咸阳

，损毁殆尽。由于经书散亡，文帝时，由老师宿儒凭记忆口授用当时

通行的隶书写定，即所谓“今文经”。至汉武帝末期，鲁恭王在曲阜

孔子宅壁中，发现了用古文字体写的“孝经”和“逸礼”，所以称为

“古文经”。其内容也与今文经有异，因此，汉代的儒学便分成了“

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 一.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由来。 先秦典籍经秦代焚书及秦末的战争后，民间及政府的藏书，荡然无存，所以没有资料，从事学术研究。自惠帝废挟书令，文帝奖励献书，研究经书的风气才渐开展，至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设立五经博士，经学渐变成博取利禄的工具，而经学家都希望立为博士，结果有十四博士并列于学官，他们均属“今文学派”。而十四博士的经传，皆凭秦末的儒者口头传述，靠记忆背诵出来，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记录成书，辗转传授。至于“古文经”则是用大篆蝌蚪等古文写成，据说其来源或由墙壁中发现，或为民间献纳，如鲁恭王拆毁孔子故居，在其墙壁获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等书。西汉平帝时，刘歆奉命校阅秘阁藏书，觉得这些经传极为珍贵难得，主张立于学官，但遭受今文经学家反对而放弃。其后，王莽当政，与刘歆关系密切，就凭藉政治力量把《古文尚书》、《周官礼》、《左氏春秋》与《毛诗》列入学官。自此，拥护今文的旧派，与提倡古文的新派，相互针锋相对，于是造成今古文之争。 今古文之争除了因文字及解经不同而有争论外，其实最主要是利禄之争。两家争立为学官及置博士弟子，无非是争利禄，因为伏生所传的尚书的原本，也是古文，伏生于秦焚书时将经书藏于壁内，至汉时才从墙壁取出经书。此等经书必定是古文经，而且亦可见藏书于壁中是普遍现象，并非孔宅是这样。故当文帝奖励献书以后，古文经便会陆续发掘出来，并献上朝廷，故宫中秘藏有古文经是可能的，若指古文经全属刘歆伪作，未免武断。同时，伏生将所藏的古文经传与晁错，经晁错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记下，就变成今文经。所以钱穆在《国学概论》指出今古文之争：“其实则争利禄....非真学术之争也。”他说得十分正确。 二.汉代今古文经相争之经过 . 自从刘歆建议立古文经于学官，但受今文经学者反对后，今、古文经壁垒分明，两者的争论从西汉末年一直延至东汉末年，郑玄遍注群经，混糅今古文的家法，争辩才结束，前后达二百多年。今、古经之争论，较重要的，大约有四次。 第一次是刘歆（古）与太常、博士（今）之争立毛诗、古文尚书、左氏春秋及逸礼。刘歆于成帝时受诏校订秘阁藏书，发现有古文经传，“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他认为今文经传是秦焚书及禁挟书后的残存，又宣传古文经传的可靠，可添补今文经传的残缺。刘歆的意见遭到今文经学家的激烈反击。今文经儒者师丹指摘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更认为古文经传是刘歆伪作。由于遭受集体攻击，古文经立学官的事终归失败，刘歆亦被外放为地方太守。这次争论，揭开今、古文经之争的序幕。 第二次是韩歆（古）与范升（今）之争立费氏易及左氏春秋。东汉初年，太学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情况，但古文经学经过刘歆的提倡及王莽时之一度立于学官后，已引起儒生的普遍重视。于是，光武帝年间，韩歆上书，“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但其建议遭范升等人反对，认为左传出于左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韩歆便与范升互相辩难；其后陈元亦上疏与范升辩难。最后，光武终于立左氏为学官，以李封为博士，但公卿以下很多人反对，到李封病死，左氏博士又被废。于是第二次的争论，也终在无结果而作罢。但这一次争论，依皈古文学的人渐多，君主亦渐倾向古文。争论的对象，又渐由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而专移至左传，此与两汉学术风气的渐变与古文学渐兴有关。 第三次是贾逵（古）与李育（今）之争。章帝时，诏贾逵入宫讲论各经，贾逵便分析《左传》的大义长于《公羊》与《谷梁》二传的地方，贾逵又为章帝讲述今、古文尚书的异同。当时今文学家李育“习公羊春秋”，也涉猎古文经学，曾读左氏传，但认为“不得圣人深意”。建初四年，章帝鉴于今古文经两者争论不休，便下诏各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李育以公羊春秋之义驳贾逵，各儒激烈辩论。辩论经过辑成《白虎通义》。最后，古文经虽仍不能立于学官，但章帝令各儒今、古文经兼习，古文经地位又获进一步提高。 第四次是郑玄（古）与何休（今）争论公羊及左氏的优劣。桓、灵时期，今文经学家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以责难《左氏》及《谷梁》；而古文家郑玄加以反驳，服虔也以左传反驳何休。这次争辩，不及前三次激烈。 三.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主要分别。 今古文经的分别，不仅在于书写文字的不同，还有多方面之不同。现分述两家之主要分别如下： 1.从经传版本来比较。今文家的经典底本，除了公羊、谷梁外，大体是古文所写；但自改成隶书后，一切经典以当时流行的隶书写本为根据。这些经典，口耳相传，文义和字句难免有出入，或夹杂有经师个人的意见或解释。而古文家所根据的经典是流传于战国时代以大篆蝌蚪等古文写成，其中在传授过程中，为了便利，亦多写成隶书，但当引经据典时，便经常以原本的古文经典作根据。 2. 从学说渊源来比较。今文家源于战国至汉初的齐学，喜欢谈论天人之理和信奉董仲舒主张的阴阳五行学说，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至西汉末年，更出现了“谶纬”。王莽为了实现篡汉，曾利用图谶作工具；东汉光武帝亦利用谶书作为自己继承西汉政权的合法根据。今文经学因而逐渐吸收了“谶纬”的内容。古文家源于战国至汉初的鲁学，比较谨守典章之道，是原始、质朴而扎实的学派。故古文经学家力斥谶纬，以为不合经义，非圣人之作。故两派学者对“谶纬”分别采取了信奉和排斥的态度。 3.从研究方法来比较。他们在方法上有“笃守师法”与“通训诂，举大义”的不同。今文经的大师，对文字的训诂和内容的解释，常有个人的见解，与另一传经者不同，便形成有“师法”，弟子按师法讲经，称为“守家法”，故经之传授皆可考。古文家则特重训诂，而经的内容，由学者细心体会，故经之传授不可考。 4.从对孔子的态度来比较。今文家视孔子为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认为六经大部分是孔子所作，亦是孔子“托古改制”的手段，他的微言大义是另有目的，故对六经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今文家以为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学，亦是孔子的社会学及政治学思想的所在，所以列在最后。而诗、书是文字的教育，礼乐是道德的陶冶，故诗、书排最先，礼、乐列于次位，而易、春秋排最后。其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由浅至深。但是，古文学家视孔子为史学家，而六经亦只是古代史料，故对六经的排列是按六经的产生先后次序，分别是易、书、诗、礼、乐及春秋；又认为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圣人；亦是古代史乘的继往开来者。 进一步来说，今文家认为六经是孔子所作，而偏重春秋，其微言大义的精神蕴藏于今文《公羊传》中；古文学家以六经为古代史料，偏重《周礼》。 四.今古文之争至东汉中叶之衍变与结束. 东汉中兴后，取消王莽所建立的古文学官，仍恢复五经博士，立十四今文博士。在形制上虽然维持今文，取消古文，但经过一番激荡，反而引起一般读书人对古文经的研究兴趣，拥护古文经的反而多起来。东汉章帝时因今古文之争论不休，特于建初四年，召集儒者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经过一番辩论之后，虽未明白建立古文于学官，却诏令各儒者兼习今古文，对于古今是兼收并蓄，无形中把古文经的地位提高了。东汉中叶以后，博士的选择，已不如西汉的严格，所以有以治《古文》为今文博士，有兼通今古学而为博士，所以东汉中叶以后，今古文学虽然地位逐步提升，但今文学的势力仍较大。 同时，东汉中叶以后，两派亦渐有调和的趋势。古文学家虽专研究音韵训诂，专心于笺注，但已有采纳谶纬于说经中。而今古文学的调和人郑玄，也有为纬书注释。由此可见，东汉中叶以后，古文学家对谶纬已不再采排斥的态度，两派已渐有调和的趋势。 东汉末年，马融的弟子郑玄，博通群经，但不拘于家法，注释经书，多采今古两家之说。当时学者苦于今文荒诞，又敬佩郑玄的博洽，故多信服及跟随其研究方法，因而今古文经之争，便得以折衷调和。同时，灵帝熹平四年，诏令各儒订正五经文字，并刊刻于石碑上，立于京师洛阳太学门外，后世称“熹平石经”，于是五经的文字也有定本。 于是，古今文之争，自西汉时的刘歆开始，中间经过白虎通议的调解、东汉的调和，到五经的定本及郑玄注经，集古今文经学大成，古今文经学之争，便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