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伯临终 歌词

山伯临终

歌手：徐继宗

词曲：徐继宗

难道我天生这样毫无运气，难道我一生注定只有自己

难道我真的喜爱聚散别离，难道我不想拥抱你

难道我甘于折服别人道理，难道我喜欢这样难为自己

难道我真的必须化作翠蝶，难道真要越生跨死

天空海阔是这样大，可怜胸襟未算大

看到世俗要将爱活埋把它分界，令我极费解

泪似帘外雨，点滴到天明

再看你的身影一刻，我的心已很高兴

空房冷冰冰，山伯孤零零

唯有忘记这刻一起化蝶代替哭声，继续躲在花内谈情

词曲编曲演唱：徐继宗，天空海阔是这样大

可怜胸襟未算大，看到世俗要将爱活埋把它分界

但我会跟你表态，泪似帘外雨

点滴到天明，看见你的身影一刻

我的心已很高兴，空房冷冰冰

山伯孤零零，唯有忘记这刻一起化蝶代替哭声

继续躲在花内谈情，Woo……

泪似帘外雨，Woo点滴到天明

再看你的身影一刻，我的心已很高兴

空房冷冰冰，山伯孤零零

唯有忘记这刻一起化蝶代替哭声，继续躲在花内谈情

扩展资料：

《山伯临终》选自于《梁祝恨史》，是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陈笑风的代表作。

粤剧剧目：

陈笑风出身自粤剧世家，父亲陈天从为著名编剧兼**编导，曾为马师曾的编写了《贼王子》、《冷面皇夫》等剧本。陈笑风年少时在广东大学读土本工程系，后来才在他父亲所主持的歌坛任歌唱演员，不久转学广东粤剧。

以余华九十年代之前的代表作为例,谈谈先锋小说反叛传统的主要特征（高分求助）

清待赠是在碑文或牌位的格式中会出现的字样 在表现与立碑人关系之外，有时“中榜”行文的最上端会出现“清”、“皇清”、“皇明”、“中华”、“民国”、“皇清待赠”的字样。这些虽都说明自认客死异 乡的先人的归属感，但政治立场则显然已不相同。尤其是同一时代的死者各用“皇清”与“皇明”的刻文，或者反清复明组织领袖碑上被刻上“皇清待赠”的字样， 都表明政治立场的变化。其中也有些墓碑会把清朝或本地政府所赐给墓中人的官衔，或会党的私谥赠号刻在中榜的姓名之上端，藉以说明墓中人生前的荣耀。而你说的高阳，我猜测很有可能是籍贯，因为别的地方都找不到这两个字的由来。另外附上墓碑的相关信息，以粤代墓葬为主（因为沿袭的最为彻底，而中原大部分古时的习俗已经丧失）：人在去世下葬后，接下去最重要的工作是立碑。一般上，竖立墓碑是造坟的重点，立碑也是造坟工作的第一步。由於华人相信风水，风水上又传统以来便有“以碑为 向”的说法，即以碑的形式与中线的方向决定吉凶；因此，传统的造坟工程中，立碑并不是可随时随地进行的。一座坟墓的立碑必须根据风水上的吉向择日择时，若 按过去的风俗，造墓工作选择动土的日子和时辰，也不会太近埋葬日（除非是特别加工），这是为了让雨水使泥土结合，免得碑石容易凹陷。客观上，由於这是说明死者身份的重要环节，因此风水上的安排亦表现得极谨慎，风水师及家属也不会在先人下葬后立即立碑。他们除了可能要根据风水考虑碑的颜 色和定向，也会在竖碑前让大家有一段时间去斟酌碑文的字眼及吉凶意义。因此，择日择时除了是风水上的需要，也给了大家足够的时间去思考碑文的内容。闽粤省籍的华人墓碑，其碑文格式是有一套传统法则，有着特定的基本格式。碑文必须完整地交待死者的姓名、籍贯、身份、子孙、安葬或重修墓碑的日期。由於造坟墓和立碑时是为了后人而选择风水，因此风水状况亦须藉立碑交代清楚。另外，墓碑的高和宽、字体的尺寸大小，也受到传统信仰以丁兰尺订吉凶的限制。丁兰尺一尺约合公尺的38.01公分，每尺分10格，依次刻着“财、失、兴、 死、官、义、苦、旺、害、丁”等字，以“财”、“兴”、“官”、“旺”、“丁”、“义”为吉。墓碑的所有文字须编排在合乎丁兰尺吉度的面积里，甚至对文字 大小也相当讲究，当然是以符合吉度为佳。墓碑的面积，不论大小，在刻上碑文时，基本上都遵守着相同的原则，既要简单明白地交代死者与立碑者的身份关系，以维持孝道与慎终追远的精神，又要考虑到风水的吉凶。（A）葬者的籍贯对南洋华人来说，墓中人的籍贯相当重要。因此本地的坟墓，墓碑上端多刻有对阴宅主人原籍的说明文字。这类文字多数以横排形式刻在墓碑平面的最上端。在中国大陆，也许是由於死者都落葬家乡的土地，因此死者墓碑上并不一定要说明阴宅主人的原籍。尤其是宗族村落的公冢，墓碑上说明死者籍贯更是多此一举。然而，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前，所有在本地去世的先人都被认为是“客死异乡”，同时，他们的埋葬地点也往往是葬在与其他各县籍人共同使用的公冢，因此，在墓碑的最上方注明阴宅主人的原籍，也相对地重要起来。一般墓碑碑文最上边的左右两个角落的字眼通常就成为考证死者祖籍的凭证。它往往是刻了由右到左的横排双字，说明阴宅主人的原乡。墓碑上表明原乡这些字眼有 些只是刻上府治名称，如“惠州”、“潮州”，有些则刻上县份名称，如“台山”、“潮安”，或者，亦有的刻字“X邑”称县份。还有些墓碑上的籍贯说明，不是 皆一府一县，而是专指死者所源自的宗族村落，墓碑上刻着其姓氏本宗族村落的发源地名称，如槟城福帮五大姓之一的杨姓族人不用“同安”县而用“霞阳”村，邱 姓族人也常用“新江”，而“石塘”谢姓则用“石塘”之类。这种专指宗族村落的籍贯说明，明确地交待了死者与其他同姓者有小宗之别，这是宗族社会移殖大马， 并各自形成地方势力的证明。过去，那种人物命名不复杂，而且可能雷同的时代，碑文上强调原乡可加深辨认坟墓的作用；另外，这一作法也是一种无声的教诲，提醒后人记住本身祖先的原乡。（B）风水的交待华人相信风水，尤其是富贵人家的坟墓，为要子孙万代昌盛，更加注重风水的设计。墓碑的左边俗称“龙边”。在华人看来，左尊右卑，左边为大；严格来说，如果是讲究的造墓，墓地大而墓碑尺寸也相对的大；墓碑的左上角是用来说明风水的状况。一般的墓碑，如果立碑的后人讲究风水，则左上角亦会刻上墓碑的座向以说明坟墓是处於风水上二十四山的哪一个座山，及说明碑文正对的向山。更讲究的作法则说 明山向的线度，或进一步说明其分金线。另外，也有详细交代穴形及选择风水的起源。这一作法是为了让后人可以从碑上的文字追溯前人下葬时所盼望的“风水效 应”，从而理解前人的苦心。其实，这是担心后人移错风水、改错风水，事先以墓碑说明，就是让后代明了造墓的前辈们对后人的意愿。本地的作法不能不由於公冢墓地一般大小，使阴宅遭到坟墓面积与方向难以选择的制约，因此墓碑碑文对“龙边”的处理则较简化，多是以刻上立碑的“年、月、日”代替对风水线度的交代；只有寥寥少数墓碑在“龙边”交待立碑之风水。不过，这也并不是表示本地坟墓造墓时不交待风水。实际上，阴宅主人的后代可能会把有关风水格局在墓侧的墓表说明或刻在拜桌的立面；也有的以对联方式刻在连 接坟墓的护手前面的矮柱或华表上。如槟城的邱四方，在他逝於1896年营造的坟墓，则利用其遮盖坟墓的古色古香亭子的四根石柱上刻对联，交待了下葬时所选 的方向与当时的四周景色构成的风水景观，说明山势、景象以及内外水绕之局，也说明所选墓向是“坐乾亥、向巽已”，向子孙交待先人欲完成的“蔚人文”意愿。（C）造葬、重修或立碑日期墓的左边，如未交待风水线，就必须交待立碑或是重修的日期，因此碑上的日期并不一定是死者去世的日期。之所以标明日期，原因亦与风水有关。由於一座坟墓设 计的外形以墓碑为主要配件，墓碑只要不移动，其碑向可随时测出，因此后人如要进一步确定风水所要达到的效果与意愿，就要看下葬和立碑所选的日期。交待日期亦有多种形式。如较古的墓则刻有朝代帝王帝号，如“嘉庆15年季春”或“同治乙丑”之类。进入民国后，便有刻上“民国”的字样，但也有些只刻上当 年干支岁次及月、日，如“戊寅年1月16日”。有些墓则以“天运”或“龙凤”等自起的年号代替清室帝皇年号，说明不接受清朝的统治，亦有沿用“皇明”字眼 以表示死者是对国祚已灭的明代继续效忠的海外孤忠。因此，在东南亚，一些“明代”墓其实不一定是明代的，而是不接受清朝的会党成员及前明遗孑的坟墓，老墓 碑上的年号其实反映了死者的“政治倾向”。大部份墓碑的造墓日期只刻上年、月、日，有的则通常刻上“吉日”便交代完毕。这一切其实和风水有关。风水界自认择日造葬是高深的秘传，不愿轻易泄漏，而且 不公布立碑的时和日也是为了保护有关阴宅的风水状况不受破坏。因此，不少墓碑都未说明立碑或造葬的“确切日子”，更别说注明立碑的时辰了。至於有些碑上对月份的说明，往往是采用孟春、仲春、季春等字眼，其实是把正、2、3月视为春，把4、5、6月视为夏，把7、8、9月视为秋，10、11、 12月视为冬。大马虽无四季，但立碑者依然按照中国的习俗，把每一季的首月以“孟”字代表、次月以“仲”字代表、第3个月以“季”字代表。又，民间传统， 以花卉名称为12个月的别名。墓碑常见的月份代称依序如下：1月 孟春 孟阳、端月 梅月、正月2月 仲春 仲阳、丽月 杏月、皓月3月 季春 阳春、蚕月 桃月4月 孟夏 槐夏、阳月 槐月、乾月5月 仲夏 天中、蒲月 榴月、姬月6月 季夏 未月、焦月 荔月、荷月7月 孟秋肇秋、巧月 瓜月、巧月8月 仲秋 仲秋、获月 桂月9月 季秋 暮秋、菊月 菊月10月 孟冬 初冬、应月 檀月、阳春月11月 仲冬 复月、畅月 葭月12月 季冬 暮冬、腊月 栎月、腊月在交代立碑日时，有不少墓碑会用上“谷旦”、“吉旦”、“吉日”等字眼。谷旦此词源自《诗经·陈风·东门之》。诗中有：“谷旦於差，东方之源”之说。《毛 传》解说：“谷，善也。”《郑笺》则解：“旦，明。”所以，碑上的“谷旦”即良辰之意。除了“谷旦”外，有些墓碑用“吉旦”、“吉日”等词汇，意义都与 “谷旦”相同。用上这些字眼，除了是为了追求字面上的吉兆，很多时候又可能涉及字数吉凶的迷信。（D）墓中人的身份墓碑的中央部份，俗称为“中榜”，刻着的是墓碑文字的主文，用最简短的规格以交代墓中死者的身份。它所必须交待的重点包括死者的姓名及死者生前的最高官衔 或地位，它也说明死者与立碑人的关系。另外，在东南亚各国独立前，南洋一带的华人墓碑亦由於死者是葬在“异乡”，较中国的墓碑的“中榜”不题国号的惯例， 多了强调中国意识的字眼，多数另加上“清”、“皇清”、“皇明”、“民国”、“中华”等字眼，说明死者虽是“客死异乡”，但至死依然归属故国。明、清两代华南一带对墓碑“中榜”的字数格式也有一套讲究风水吉兆的要求。墓碑中央的题名，有些是以“呼姓唤名”的方式称呼死者，如“x公xx府君墓”，又如“祖考xxx公妣xxx氏”、“花仔xxx”、“花女xxx”。一般 上，则以“连名带姓”的刻文方式占多数，如刻上“故xx林公之墓”、“显考长水林公墓”、“显妣玉水林氏墓”之类。按照封建时代流传的规矩，女死者是以夫 家为首，因此，便出现如“祖妣xx邱门林氏之墓”的刻文，有的女死者的立碑则可能会有姓无名，如“显妣邱门林孺人之佳城”。有一些娶番妇者，其妻子的墓碑亦是按照上述格式给某个翻译之姓氏。“中榜”的一行，在述明死者的姓名的同时，尊称死者姓名的上端会出现一些专门名词，如“显考”、“显妣”、“显祖考”、“显祖妣”、“显15世祖考”、 “24世显考”等字样。这些专用词是用来说明死者与立碑人的亲属关系。若是会党同志所立的碑又或是说明其会党的同志关系，则可能出现“义士”、“处士”等 字眼，代替上述亲属关系的尊称。笔者82年曾发现埋葬在槟城广汀州第一公冢的义兴领袖郑全墓。这位名字不见诸於任何英殖民地文件的人物，其神主则立在摆放义兴党人神主的槟城“名英祠”神 主龛的前排正中，占了显着的位置，他的坟碑在义山出现说明了他曾在槟城活动。而其墓碑直接用“郑全大兄”称呼，则较为罕见。以下列出一些可以反映立碑人与死者关系，以及死者身份专门用语：考、显考——父亲妣、显妣——母亲祖、显祖、祖考、显祖考——祖父祖妣、显祖妣——祖母公、府君——男子氏、孺人——女子花仔——未婚男子（广东人常用）闺女、花女——未婚女子（广东人常用）24世显考——依族谱排行，父亲为24世祖先21世显祖妣——依族谱排行，祖母为21世祖先处士、义士——处士，是不仕之人；义士，是献身之人，墓碑上有这种字眼，多表明墓中人与会党有关。在表现与立碑人关系之外，有时“中榜”行文的最上端会出现“清”、“皇清”、“皇明”、“中华”、“民国”、“皇清待赠”的字样。这些虽都说明自认客死异 乡的先人的归属感，但政治立场则显然已不相同。尤其是同一时代的死者各用“皇清”与“皇明”的刻文，或者反清复明组织领袖碑上被刻上“皇清待赠”的字样， 都表明政治立场的变化。其中也有些墓碑会把清朝或本地政府所赐给墓中人的官衔，或会党的私谥赠号刻在中榜的姓名之上端，藉以说明墓中人生前的荣耀。中榜这一类与政治认同相关的字眼，其实也可说明立碑者本身的政治认同。实际上，马来西亚墓碑中榜所用的字眼，亦受到中国大陆闽粤特殊习俗的影响。例如：在封建社会中，只有7品以上官员的母亲或诰命夫人才可在墓碑上称“孺 人”，但中国客家妇女的墓碑却一律可用“孺人”称之。据客人传说，这是由於客家樵妇曾在梅村集体救驾，阻挡元兵。因此从宋帝呙便诏令封赠全体樵妇都以“孺 人”封号。在本地，一些客籍妇女甚至闽粤其他语系妇女也跟随相同风俗，即使丈夫或儿子未曾获得7品以上的诰封，家人却依然在她们的墓碑刻上“孺人”字眼。因此，应注意马来西亚的一些墓碑“中榜”对死者的尊称，有时会用双字词“府君”代替“公”字、用“孺人”代替“氏”。这些字眼都是为了说明死者的性别，但 并不一定可以说明死者的地位。其实它们也通常被用来应付“中榜”字行的字数吉凶，是刻墓时根据吉凶数的需要，使用单或双字的词。（E）字数的讲究■此碑文“中榜”共17字：“皇清显祖妣金居娘邱门伍氏孺人之佳城”。“皇清”说明其侨民思想和政治倾向。“显祖妣”3字表示死者是立碑者的祖母。17个字取得“生、老、病、死、苦”之“老”字吉意。 “中榜”的字行在碑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传统的刻碑以为其字数涉及吉凶，马虎不得。对碑文吉凶的判断主要是以中榜的这行为根据。中榜文字的总字数要合乎“生、老、病、死、苦”五字，以“生”与“老”为法则。潮汕一带，则有以“兴、旺、 死、绝”为准，数字要合乎“兴”与“旺”为好，“死”字为中等。如“显二十二世祖考玉林邱公之墓”，全行总数13字，按“生老病死苦”顺序，念下去，全行 最后一个字停在“病”字。这样的墓碑便以不吉论。解决方案是把“二十二世”可改为“廿二世”，以使全行最后一个字停在“老”字；又或者把“之墓”的“之” 字去掉，以使全行最后一字停在“生”字。简单地说，中榜介绍阴宅主人身份的一行，总字数以6、7、11、12、16、17为吉。为了不遇到凶数，可以用添字法或减字法，如添上“皇清”，或把 “清”字上的“皇”略去，又或者把“公”改称“府君”，也有把“之墓”的“之”略去或改用“莹”字法等等方法。有时也可把“显考”或“显妣”上的“显 ”字去除。例如：“皇清显考”改“清考”，“中榜 ”的文字之应用与增删讲究表达其人身份，增删得符合“生老病死苦”的吉兆格式后，其意一样，字数的吉凶意义则不一样。闽南漳泉风俗又有对吉凶字数更讲究的作法。这一作法强调不论是墓左的立碑日期或墓右说明立碑者之总字数，都应合於吉凶，必须符合“生老病死苦”的“生”与 “老”字，如日期不合，则可能把“民国丙申年三月初十”改成“民国丙申年季春三月初十建”。其中最讲究是除了代表籍贯的横字不算在内，其他左中右3行字都 要合乎“老”字，而所有3份加起的总字数又合乎“生”字，这叫“三老合一生”。有些风水师不能应付这类流传闽粤、传播南洋的地方风俗，会以中榜6字为吉数。又有以为“皇清”等国号涉及的字眼不该归在吉凶数字的计算中，以为它和横字属同样性质，不算中榜正文。■此墓碑以突出“官衔”及辈份之故，排成21字行文，取得“生老病死苦”之“生”字吉意。 值 得注意的是，靠近马六甲华人甲必丹郑芳扬墓葬地附近的“明故妣汶来氏墓”（1614年）；陈育崧与陈荆和编着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论中也提到马六甲 三保山上这一块明代墓碑写?“汶莱氏之墓”。编着者以为这显示当时华人与土着人通婚的平常。我将之视为民俗史料，认为它足於反映早期的华人与土着通婚，女 方跟从了男方的信仰和风俗习惯。嫁给中国人为妻的汶莱土族女人的墓碑，按照了中国人立碑的中榜形式，采用了“生老病死苦”的“老”字为吉数。不过，从另一些资料可说明，明代和清初的马六甲华人并不一定讲究和注重清末以来对“中榜”的格式要求。例如，在三保山上清朝康熙28年（1689年）的“显考盛祖郑公寿域”就是一例。（F）立碑人的排名墓碑的右边俗称为“虎边”，在墓碑这一边的右下角地方，是用来记录立碑人的名单。有些作法，如果左边的“龙边”刻满了有关风水的记录，则亦把落葬和立碑日期，移到“虎边”的最下角右边，刻在立碑人名单的右旁。墓碑的立碑人主要有3种；一是有关阴宅主人的直系子孙，由子孙或亲人立碑。二是如果有关人物没有子孙而其功绩超常，则由组织立碑，如北马各地公冢，常见注 明“义兴馆立”的党人墓碑；或是由死者同乡负责将遗体安葬立碑。三是由亲属立碑。尤其是早期在开榛辟棘的时代，立碑人可能是白头人送黑头人，槟城的一些义 山上犹留下不少由叔伯或兄弟立碑的清代坟墓。第1种由子孙立碑，“中榜”当然就可以用“显考”或“显祖考”的名称去称呼墓中人，以表明死者与活人的祖属关系。其他人立的碑，则不能用“妣”，“考”之类的字眼，或者为了要避开全行“生老病死苦”字数，也只能用“故”代替（如：清故××蔡公墓）。如果墓碑的右方是死者后代的姓名，则必须按辈份又按男先女后的秩序排行。格式上的第一行为第一代后代；排法男左女右，男女分别，如果位置不够，则男排上端 一行，而女接右下端第二行；第二代亦按此格式在第一代的下一行排列。如有第三代或第四代，也以此类推计算。每行文字，是年长者排在最右端。不管立碑的是子孙或长辈，墓碑的规格是把立碑人的名号都列在右下角。这里遵循了一条“左尊右卑”，“死者为大”的传统观念。必须注意的是，所有坟墓，其子孙在为祖先立碑时，为了强调“孝”的涵意不只属於生前，而且强调“孝”必须延续到死后，便根据照顾家族制度完整的精神，把已逝的子女及男女孙的名字也刻入“立碑人”行列。不过，基於华人讲究子孙满堂及人们可能对吉凶数字很执着，在过去的一些墓碑上出现的立碑人名单，也可能不符合现实。名单中会包括一些“未出世”或甚至是 “从未出世”的直系成员名单。其儿女可能会在死者尚未抱孙或孙子的名单不够丰富之前，预先刻上一系列名单，以后生出的孙辈就按墓碑上的名单排列。这就制造 了“陷阱”，使后来的历史工作者非要根据其他资料下苦功不可；不然可能就会错误判断死者子孙的人数。■有关生平简历子孙、造葬时间及风水坐向及分金皆刻在拜台，以告知后人，祖先对他们的意愿。 后语以上有关阴宅碑文格式的论述，主要是针对民间一般的墓葬，并不包括僧、道的立碑规格。有关资料的来源，是多年来行山向风水界和刻石界老前辈学习的经验，也是一种难以引用书面参考资料的知识。这篇考察报告所未能详述的是墓碑的雕刻图案。不同的墓碑，除了碑文的规格必须有所限制，其字体、尺寸，以及雕镂的图案，则允许了匠人发挥其美术天份，并且迎合民间信仰趋吉避凶的要求，可说是一种较未为人注意的民间艺术。

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确实有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然而,要清楚地梳理二者之间的复杂联系又不是能轻易办到的。尽管我们从余华先锋小说的写作资源和写作精神中能打捞到有关传统文化的只言片语,但感觉始终是在传统文化及文学中寻找其与先锋小说的契合点,使得对先锋的论述多少显得有些游离之感。因此,要从根本上洞悉余华先锋小说与传统的联系,就不能回避对先锋本身的论述。只有当我们从写作立场上论证了先锋写作本身所具有的传

统性之时,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在此,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笔者无意(实际上也无力)撼动有关“先锋派”反抗传统的文学史定论,而只是想对先锋所反抗的传统作一番细致的考察,从传统所认定的“传统”中辨析出正统与异端,中心与边缘,从而为论述先锋及先锋姿态在写作立场上的传统性提供理论支持。在此,笔者只是想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观照方式,而不是颠覆已有的文学史框架。

(一)反抗正统:一种基于传统的写作立场

先锋,是以其反叛性和异质性闻名于世的,而它的这种反叛与异质正是体现在反抗传统之上的。然而,如上文所言,先锋在反抗传统的同时,其文本内部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痕,即随处可见的传统阴影一次次颠覆着有关先锋反抗传统的神话。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前文所言及的传统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陈思和先生曾指出,传统有大小之分。“大传统为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它的背景是国家权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能力,所以常常凭借权力以呈现自己(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包括钦定史书经籍,八股科举制度,纲常伦理教育等),并通过学校教育和正规出版机构来传播。而小传统是指民间(特别是农村)流行的通俗文化传统,它的活动背景往往是国家权力不能完全控制或者控制力相对薄弱的边缘地带。就文化形态而言,它有意回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用民间的眼光来看待现实,更多的注意表达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宗族社会形态下的生活面貌。”在此,陈思和先生所提出的大小传统实际上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正统与边缘文化传统。相对于正统的主流地位而言,边缘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被压抑的地位,然而在一个社会出现价值失范、文化转型时,被压抑的边缘文化就会伺机而起,反抗正统。因此,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反抗正统也是一个光荣的传统。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复杂体。在儒与法,儒与道,儒与墨,理学与心学,士大夫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都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然而,也正是这些矛盾与斗争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更新。而那些不屈的灵魂们则用自己的血泪在中国文化那斑驳而苍老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印迹———叛逆的传统。愤世嫉俗的庄子,“以‘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愤激之词批判社会,攻击权贵,在文化人批判政治方面写下了光辉的一

笔”,而弃官归隐的陶渊明,佯狂避官的阮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都表现出了士大夫远离儒家思想的叛逆倾向。至于王充在《论衡》中“问孔”、“刺孟”,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封建君王的批判,对“无君”思想的鼓吹和期待,则是古代思想家倡导批判精神、质疑权威、反抗正统的可贵证明。“而那些在乱世之中及时行乐的人们,那些在‘狂禅之风’的影响下放浪形骸的名士们”,“更是以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叛逆了伦常礼教。”由此可见,反抗正统本来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新时期的文化转型中,这一传统更多地为先锋派作家所继承。

我们再来看看先锋浪潮中的余华,他的写作立场与其说是反抗传统,还不如说是反抗正统,惟其反抗才使其获得先锋的美名,也正因为他的反抗又使其落入反抗正统的中

国文化传统之中。如在他的中篇小说《世事如烟》中,中国文化体系中处于至高地位的道德伦理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百善之首的“孝”被逆转:九十多岁的“算命先生”靠克儿子的寿以苟延自己的生命,奸*幼女以采阴补阳;六十多岁的哭丧婆与十六岁的孙子同床并怀有身孕;另一个无耻的父亲卖掉六个女儿以获利,最小的女儿自杀后灵魂也被他讨价还价地出售。“在这小说世界中充满的是父辈剥夺子女辈的生存权利,用过去扼杀现在。”另外在《一九八

六年》、《往事与刑罚》中,历史的印痕全是酷行与死刑。中国文化中意义权威最高的文本———历史,在余华的笔下被剥去了崇高的光环,从而显露出盲目残杀的原形。于是,正统被揭露与嘲讽,权威被拆解与颠覆。然而先锋余华正是以其反抗正统的决绝姿态在写作立场上与传统发生联系的。

(二)恪守边缘:一种服务于反抗的斗争策略

如前文所云,先锋是以反抗正统为己任的,也正是这种被纳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反抗性为本文论证余华先锋小说的传统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当然,我们还需对余华反抗正统时所运用的武器作一番考察。亦如前文所云,由于西方话语的强势介入,年轻的先锋作家在选择反抗武器时更倾向于“言必称西方”。于是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是“冷漠叙述”、仿梦笔调、语言的能指化、人物的符号化等西式文本策略。然而,这些西方话语对于本土的先锋来说终究只具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而不具备本体论的参照价值。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言:“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只能是在中国作家的现实生活感受中升华起来的”,“而不会仅仅从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下直接产生出来。”因此,真正对作家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并对其文本意义建构形成参照意义的还是本土文化传统。就连作为先锋小说家的余华自己也坦言:“我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我的祖辈们长眠于此,这才是左右我写作的根本力量。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传统给了我生命和成长,而西方文学教会了我工作的方法。”[5]多年以来,作为工作方法的西方话语因其先锋实验的不断创新及话语模式的多次重复而逐渐销蚀了其新锐性而流于平庸。而与此相反,早已深深融入余华之创作血液并成为他生命一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却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于是,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象此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样如此本土化、民间化的经典文本竟会出自余华这位视传统为大敌的先锋作家之手。固然,我们能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被评论界普遍认定的余华从先锋转向传统的标志性文本中看到传统的墨痕,但是我们从先锋小说中看到的也不是纯然的先锋性。如前文所云,先锋本身所具有的传统性使余华的这次转向丝毫不显得突兀与意外,相反似乎早已酝酿已久。换句话说,先锋的裂解是从先锋内部开始的。源于一种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余华在其先锋小说中惯用一些西式话语策略的伎俩,以造成文本形式上的绚丽。但是透过这一层层的话语迷雾,我们仍旧可以嗅到一些传统的气息,来支持我们关于余华并非“言必称西方”的文学想象。如前文所言,余华也会选择传统话语来对抗传统。当然,他是以选择传统中的边缘话语来对抗传统中的正统话语,以显示自己的先锋姿态,从而为自己的反抗与皈依有效协调的。如他在那篇极富盛名的小说《现实一种》中,便用中国传统的“性恶论”有效地颠覆与嘲讽了居于正统的“性善论”;而在《河边的错误》等一系列小说中,他用吴越的理性对抗中原儒家的感性;另外他的《世事如烟》、《四月三日事件》等也有明显的以神秘主义对抗“子不语乱力怪神”的企图。在此,传统边缘文化因此成为余华反抗的据点而得到张扬。因此,如果说余华的先锋小说是以反抗正统为其写作立场的话,那么西方话语与传统边缘话语便是服务于这一写作立场的两大话语资源。然而,由于前者在文本操作上的有限性和虚表性使其效果多流于形式且难免消失殆尽,而后者的本土性和此在性注定使其成为源源不断的强势资源。于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转向之后的余华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表现出的“个人立场”和“民间立场”也是传统边缘话语再次运用的明证。余华是以恪守边缘的姿态来反抗正统的,而他所选择的边缘无疑也是传统的一部分,这为本文论证余华先锋小说的传统性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他在选择边缘的同时也意味着他对传统的一种反抗,而这种反抗又构成了余华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先锋姿态。于是,在正统与边缘之间,在反抗与皈依之间,余华似乎执意要用自己的小说为先锋的价值观作一次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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