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大学的办学历史
金陵大学主体历史沿革: 汇文书院(1888) 私立金陵大学(1910) 公立金陵大学(1951) 南京大学 基督书院(1891) 宏育书院(1906) 益智书院(1894)私立金陵女子大学
(1913)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0) 中央大学 南京大学 金陵大学64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图册资料来源 ) 金陵大学前身是1888年在南京成立的汇文书院(Nanking University 1888~1910),书院设博物馆(文理科)、医学馆(医科)和神道馆(神学科)。1890年设成美馆为中学部。汇文书院是金陵大学最早的源头,由美国教会美以美会创办,院址在南京干河沿(今金陵中学校址)。它是南京地区最早建立的一所新式学堂,办学20余年,为金陵大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汇文书院是南京地区之有新式学堂的嚆矢,也是国内早期创办的高等学校之一。(图册 )
汇文书院稳步发展的时候,被传教士视为重镇的南京又增添了另外两所教会书院: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1907年,两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Union Christian College),以基督书院为院址,由美在中任院长,文怀恩任副院长。
基督书院(Nanking Christian College)由美国教会基督会于1891年创办。创办人是美国基督会传教士美葛斯(F.Rank E.Meigs)。他是美国纽约人,父母务农,笃信基督教。他受美国基督教国外传教团的委派于1887年1月抵达南京,立志以身许中国,故自号曰“在中”。起初美在中住宿在基督医院医士马林家中。其时,虽然“南京皈依基督教者日众”,但他认为“信仰虽新,智识依旧,深怕无智识之信仰,易生魔障,非灌输智识,无以羽教旨”。于是他请求基督会捐款,在南京鼓楼西南建造基督书院。美在中被举为院长。开办时学生20人。数年后,达到200余人。
益智书院(The Presbyterian Academy)是美国教会长老会于1894年创办的,院址在南京户部街。创办人是长老会传教士贺子夏(美籍),后由文怀恩(J.E.Williams)继任。文怀恩和美在中同时来华,曾一起创办基督书院。 1910年至1927年为金陵大学建立与发展时期。1910年,美国教会合并汇文书院、宏育书院成立金陵大学堂(1915年随京师大学校改名为金陵大学校),美国人包文任校长,文怀恩任副校长,著名书法家、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题写校名。 金陵大学始以汇文书院为校址,后迁入鼓楼西南坡的新校舍(今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校址北园)。在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立案,以美国大学教育制度为蓝本,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大学。 (图册资料来源 )
一、三书院合并,金陵大学堂建立
20世纪初期,中国官办大学日益发展,除京师大学堂外,各省也纷纷创办大学堂。南京三江师范学堂就是在这时开办的。中国新式大学堂的发展,刺激了教会学校,教会开始 “担心政府在教育方面的竞争”,“除非集中力量,否则官办学校就会超过他们。教会学校如果再不增加完备的实验室和图书馆,不聘请更多更好的教师的话,那么优秀学生将被政府学校吸引去”。于是许多著名传教士竭力主张联合书院,扩大规模,建成名符其实的大学,“以期成为国立大学的榜样”。
在联合的过程中,由于教会内部意见不一,曾出现各种争论,因此联合大都几经周折,但最后都获得了成功。当时联合建成的大学,除金陵大学而外,有北京汇文大学(燕京大学前身),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齐鲁大学前身),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等。这些大学后来都发展成为著名教会大学。
金陵大学是汇文书院和其他两个书院: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合并建立的。该三书院在南京城内鼎足而三。 三书院都是男生学校,办学宗旨相同,办法亦大同小异。
美在中首先倡议合并书院。他认为“孤往,则精力分散而收效浅;共作,则菁华聚而成功多。且祖国教会聚金委办教育事业,当化畛域而屈群策,以最少经费谋最大功效,不然则获罪于天矣!”1906年将益智书院之高年级并入基督书院。1907年,又有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之议,因汇文书院院长师图尔持有异议未能成功。
汇文书院新任院长包文是一位热心教育事业的传教士。他是美国伊利诺州之离盘塞人,毕业于美国讷克司大学文学系。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来华。他“勇于任事,尤具远见卓识”。他以为,“中国之困亟矣,非以教育新民智不足以自振救,而教育之宗旨宜纯正,规模宜远大,组织设备宜健全完美,然后始可以言得人才为社会用,今南京一隅设三校,其政不相谋,课程多重复,且为经费限,不得备其设施,势必至于因循苟且,徒劳而无功,吾不知其有何益于中国,其亦大背吾人办学之旨矣!”包文与美在中皆主张合并书院,建立完备大学。但合并办法,“彼此初甚龃龉”。经过反复协商,始决以宏育并入汇文,定名为金陵大学堂(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推举包文任学堂监督(校长),文怀恩副之,美在中任大学圣经部主任兼附中校长。大学部设于干河沿汇文书院院址,附中设于宏育书院院址,小学设于益智书院院址。
二、金陵大学开办概况
合并三书院建立金陵大学,旨在建成一所完备高等学府。合并后,美以美会、基督会、北长老会在美国纽约联合组成托事部。该部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掌管大部份行政权力,学校的重要决定均需得到托事部的批准,包括校长、副校长的任命,学校经费的保管与监督。同时也承担筹募经费的责任。托事部的首任会长是美国著名学者及宗教领袖史密尔博士。与此同时,在南京成立董事会(相当于托事部的驻宁办事机构)。由大学校长、有关行政管理人员及联合公会的代表组成。董事会的主要职责:监察审议学校所有进行事宜,包括任命大学行政管理人员,起草学校年度预算报托事部批准,任免中国教职员,批准学校开设的课程等等。起初,董事会所有董事(包括校长、副校长以及行政管理人员)都是外国人,并且都是基督徒。后修改董事会章程,增加了同学会(校友会)的代表,于是便有了中国董事。如任驻德公使的黄荣良、任绥远省实业厅长的韩安、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的陶行知均以校友身份担任金大董事会的董事。
金大的行政管理人员除校长、副校长外,还有司库(会计)、校长秘书、房屋和场地总管、学监等,他们分别负责学校各方面的行政事务,学校的教学行政单位为科。金大初创时,仅设文科,数理化等科附设文科,均授文学士学位。包文兼任文科科长。
学校的经费,1910年经各联合教会协议,由每个差会交付相当于4万美元的土地、房屋、设备、现金,提供3名教师,每年出捐助费0.24万美金。后来,在此基础上有所增加,到1922年时,提供教师数增加为5名,年捐款数增加为0.4万美金。
金陵大学在完成其行政管理组织以后,作为一所完备大学,尚需得到政府认可。但当时教会学校在行政上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清政府一向认为外国教会在中国设立的学校,是以外国人的资格和条约上的权利为依据而设立的,非国内教育事业,因此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不考虑学校办理立案之类的手续,当时也无立案的明文规定。这样教会学校便不认为对中国负有什么责任。因此,金陵大学成立后,立即向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申请立案。1911年4月,金陵大学便接到美国纽约州教育局局长和纽约大学校长签署的特别许可证,正式同意金陵大学在美国纽约教育局立案,并承认金陵大学为一完全大学,得以享受“泰西凡大学应享之权利”,金陵大学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学位文凭,并和美国康乃尔大学结为姊妹大学。自此,金陵大学的毕业文凭就改由纽约大学校董会签发,然后转致金陵大学堂监发毕业生。毕业生持此文凭便可不经考试直接升入国外有关大学研究院深造,并获得学位。关于中国教会大学在美国立案,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在1900年中华教育会第六届会议上曾坦白地承认:“立案后的中国大学便变成为中国土地上的美国附属学校。”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治外治权原则的扩充。
与金陵大学同在美国纽约州立案的教会大学有:华西协合大学、华南女子大学以及在1913年成立的金陵女子大学等。
金陵大学初创,无论课堂宿舍、图书设备以及师资力量均简陋缺乏,不敷使用。而大学开办后,学生人数岁有增加,校务呈蒸蒸日上之势。因此,无论校舍之扩大,师资之补充,设备之改善均十分紧迫。包文校长制定了宏大的建校规划。规划的第一步便是购置土地,重建校舍。虽然“经济窘困,人为之忧”,可他毫不犹豫顾忌,胸有成竹。他派员携其手订之计划,回美国赴托事部以募捐及增添教师为请。他与文怀恩副校长也多次亲自回美筹划经费,请求捐款。当时美国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景气时期,募捐比较容易,慷慨解囊之富商不少。历数年之苦心经营,终于获得巨额资金,使金大重建校舍的计划得以实施。这是包、文两校长为金大日后的发展所建立的首功。
1910年,金大在鼓楼之西南坡购得大片土地作为新校址,这地方名曰“西山”,随即又从从美国请来测绘师和建筑师规划、设计校舍建筑。全部工程由美国芝加哥一家公司承包,建筑材料除屋顶的琉璃瓦及基本土木外,也大都从国外进口。新校舍从1911年开始设计,1915年科学馆落成,至1921年便全部竣工。校舍基地面积达2300余亩,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建成的校舍,规模宏大,计有行政楼、科学馆、医科诊室、礼堂、课堂宿舍等共有大楼11座。1924年得美国洛氏基金社中国医学委员会与美国仕女的赞助,又建农林馆一座,名“裴以理楼”。这些楼房中西合璧,宏伟壮丽,与鼓楼平峙,为当时南京最高大的建筑。
金陵大学自1916年起,便陆续迁入新校舍。干河沿旧址改设附属中学。1911年,金陵大学又以4万美元购置了与金大校园相毗联的旧宅一座。该宅名陶园(或桃园),是清朝一位俞姓贵族的住宅,三层楼房,屋宇精美,地址宽阔,风景优美,适合儿童课余游息。同年秋,便将设在城南户部街的小学移设于此。后来在三层楼下,“深凿其底,建筑底层”,建成地下室,作为学生的习艺场所。
学校初办,教师数量少,且“其学术水平高下不齐,难以传授高深学问”。包文向美托事部请求增聘教师。学校组织了聘任委员会,审查教师资格。于是,文理农医等各方面专家学者来校者日众,学校气象逐渐更新。 (图册来源: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 ) 1927年至1937年为金陵大学改革时期。在全国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冲击下,金陵大学率先改组,成立由中国人占多数的校董会,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向政府办理立案,校务及宗教方面也随之进行重大改革,学校事业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一、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从1922年到1926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基督教运动及由此而引发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使在华基督教势力受到严重挑战,迫使教会学校在大发展以后进入了改革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金大的基督徒胆颤心惊,祈祷会等宗教活动不得不偷偷在凌晨或黑夜进行,参加礼拜的人数也愈来愈少。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时,金大有五幢住宅被烧毁,文怀恩副校长在住宅遭劫时,被流弹打中殒命。西籍教职员仓惶逃离回国,学生也离校返家,学校停课。1927年4月14日金大理事会召开第23次会议,包文以“老病告退”,正式选举过探先、陈裕光、刘国钧、陈中凡、陈嵘、李德毅、李汉生等七位教授组成校务委员会,过探先为该委员会主席。负责管理金大。该委员会在时局变动时,在维持学校工作中发挥了不少作用。
二、改组与立案经过
1927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收回教育权。1927年11月10日,金大理事会在上海开会,文理科科长陈裕光博士当选为金大校长。1928年3月,美国托事部打来贺电,表示认可。于是陈裕光就任金大第一任中国校长。他也是国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第一位中国人。
陈裕光上任后,十分注重中国教育主权,不仅在行政管体制上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而且在教学上推行“三一制”,即教学、科研和推广三合一制度。
1934年,金大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承认了与其他国际间之大学同等学术地位,并能颁发获国际认可之学士和硕士学位。 1937年至1949年,因抗战爆发,金陵大学举校西迁,在四川成都华西坝艰苦办学。12月,金陵大学南京校园被“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列为难民区收容所,涌进了大批的难民。1941年,汪伪国民政府在金陵大学原址兴办(汪伪)中央大学。1945年返宁,金陵大学驻宁人员接收汪伪中央大学。同年9月,学校在南京复课, 学校规模有所发展。复员后,学校基本上处于稳定阶段。 (图册来源: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 )
与此同时,留守南京的副校长、历史系教授贝德士等教职员与在宁的外籍教授、专家医生、职员等组织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尽力收容、保护中国难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金陵大学校园当时成为南京市民避难所。现珍藏在美国耶鲁神学院的“贝德士文献”,就是真实记录当年日军罪行的原始档案。当年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总代表拉贝也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侵华日军的桩桩暴行。 (图册来源: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 ) 1949年至1952年为金陵大学的转折时期。新中国成立,金陵大学获得新生。1951年9月,断绝与美国教会的联系后,李方训任校长,私立金陵大学与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金陵女子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 (图册来源: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 )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等西方教会大学撤销建制,金陵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并入新南京大学(南京大学保留文、理学院,其余部分院系分出),成为南京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金陵大学校名取消,南京大学迁至金陵大学鼓楼校址(南京大学校长潘菽为了照顾新成立的南京工学院,将南大原有的四牌楼校区移交给南京工学院使用 )。 根据《南京、金陵两大学合并、调整工作进行办法》,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及其前身学校的历史档案明确划归(新)南京大学。
金陵大学教育系、农学院、农学院林学系、理学院电机系、化工系、水利系等系科分出,和南京大学等有关大学相关院系组建了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学院(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学院(电机系在今东南大学,化工系在今南京工业大学)、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等校。**与广播专修科迁至北京组建**学校(今北京**学院)。另有部分院系(经济系,银行系,管理系,文理科系)调至上海复旦大学等高校。
1952年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具体情况:
1、金陵大学文学院全部及理学院主体——并入南京大学
2、金陵大学教育系——并入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
3、金陵大学农学院主体——并入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
4、金陵大学农学院林学系——并入南京林学院(今南京林业大学)
5、金陵大学理学院电机系——并入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
6、金陵大学理学院化工系——先并入南京工学院化工系,后参与组建南京化工学院(今南京工业大学)
7、金陵大学附属金陵中学——南京市第十中学——南京大学实验中学(今金陵中学)
8、金陵大学附属鼓楼医院——南京市人民鼓楼医院——南京市鼓楼医院(1987年成为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9、金陵大学**与广播专修科——北京**学院
刘勰在南京定林寺著《文心雕龙》
刘勰,字彦和,大约生在刘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年),经历了宋、齐、梁三代。自幼丧父,20岁又丧母,家境贫寒。一生笃志好学未婚娶。居丧三年后,24岁投靠高僧僧祜,寓居定林寺。除了校经、读书以外,写作《文心雕龙》,是刘勰在定林寺的主要事业。大约33岁时,开始提笔论文,经过几年的努力,写成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但是却不为“时流所称”。不过刘勰对他著作的成就有充分信心,他决心取定于当时文坛领袖沈约。可是沈约地位高,门阀观念重,刘勰没有资格直接拜访,只好背着书稿,装成小贩等沈约车出,上前谒见。沈约读后,大加赞赏,认为“深得文理”,置于案头,以便随时翻阅。由于沈约的称誉,刘勰及其《文心雕龙》才渐为世人所知。也可能是沈约的推荐,天监初,刘勰起家奉朝请,39岁离开定林寺,走上了仕途。他先后担任和兼任过中军临川王萧宏、南康王萧绩的记室(管理文书),车骑仓曹参军(管理仓廪),太末(今浙江衢县)县令,步兵校尉(负责东宫警卫),东宫通事舍人(管理章奏)等职务。任太末令时,“政有清绩。”任东宫通事舍人时,受到当时另一位文学家昭明太子萧统的“爱接”,他们共同讨论篇籍,商榷古今。晚年,梁武帝命刘勰入定林寺和僧人撰经。于是他离开宦海又回到定林寺。最后,刘勰选择了出家的道路。出家后,不到一年即大约在中大通四年(532年)逝世。史传说刘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可见他在当时是负有盛名的作家,可惜他的文集早已失传。现在,除了《文心雕龙》以外,只有《灭惑论》和《梁建安王建剡山石城寺石佛碑》两篇保存下来。
刘勰一生与钟山定林寺关系密切,他曾三入其寺。第一次是从齐永明六年(488年)到梁天监二年(503年),有16年之久,刘投依僧祜协助他搜集佛典,校定经藏,《梁书》本传就说:“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同时,他还写了不少碑铭,如永明九年(491年),刘勰27岁,入定林寺的第4年,撰写《钟山定林上寺碑铭》、《建初寺初创碑铭》(《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永明十年(492年)释超辩逝世于定林上寺,葬在寺南,刘勰作碑铭(《高僧传》)。延兴元年(494年),刘勰30岁,入定林寺的第7年,释僧柔去世,即葬钟山之南,刘勰作《僧柔法师碑铭》。更重要的是,刘勰还撰写了《文心雕龙》。第二次是在天监七年(508年)。梁武帝以“法海浩瀚,浅识难寻”,敕建康庄严寺沙门僧曼“选才学道俗释僧智、僧晃、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缵《众经要钞》一部,共八十八卷,至翌年夏四月即成。这次刘勰入寺不到6个月。第三次是在中大通三年(531年),昭明太子去世,他奉武帝敕与沙门慧震又入定林寺撰经。据《梁书》本传:“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就是不到一年一代文星与世长辞了。终年68岁。
“南朝四百八十寺”中,钟山上定林寺是名列前茅的。自建寺以来,这里高僧辈出,如昙摩密多、僧远、法献、僧柔、智称、超辩,僧祜等皆居于是。就以僧祜来说,当时他是“德炽释门,名盖净众”的大法师,黑白门徒多达一万一千多人。这里寺院经济雄厚,藏书丰富,而且环境优美,“埒美嵩、华”的钟山,加以“山房寂远,泉清松密”,正是读书胜地。刘勰前来投依,僧祜当然欢迎,这是送上门来的难得助手。刘勰与僧祜居处的十多年中,“广讯众典,披览为业”,除了刻苦阅读释典之外,更积极地钻研经史百家和历代文学作品,往往“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因而“博通经论”,“深得文理”,不但校定了寺内的经藏,而且写成了不朽的著作《文心雕龙》。
王安石与南京
王安石(1021—1086年),宋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生于江西临川,字介甫,号半山,因他曾被封为荆国公,死后谥文公,所以又称王荆公、王文公。这位“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列宁语),虽然出生在江西,却与南京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南京度过青春时代,在南京三次任知府、两度守孝、两度辞相后居住,在南京先后生活了近二十个年头,逝世后又葬在南京钟山脚下,他的父母兄弟死后也葬在南京,他在南京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事迹和壮丽的诗篇。
王安石十七岁那年,因父亲王益任江宁通判而随迁来南京居住。两年后,即在宝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他的父亲因病逝世,葬于中华门外的牛首山。于是,王安石就在南京钟山守孝,锐志读书,“虽寝食,手不释卷”。他读书时通过自己的思考来理解,不拘守原有传注,注重学以致用,正如苏轼说的,他是“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斯新人”的。他还经常进行调查访问,对于那些有实践经验的农夫女工,往往无所不问。因此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比较深刻和准确。
庆历二年(1042年),二十二岁的王安石一举考中进士,名列前茅,从此踏上仕途,就以“意行直前,敢当天下大事”的气概,投身于改革。嘉祜四年(1059年),他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就给宋仁宗赵祯写了一封万字《言事书》,建议朝廷全面改革当时的法度,主张以管好财政作为整个改革的中心。但是得不到宋仁宗和当政大臣们的重视。嘉祜八年(1063年)八月,王安石母亲吴氏逝世,他就趁机辞掉了知制诰(替皇帝起草命令、文告之类的官)职务,回到江宁来守丧。守丧期满后,王安石仍然留在江宁家中收徒讲学,写了《洪范传》等著作,批驳了天人感应的谬论,体现了天变不足畏的思想。
在定林寺昭文斋中,他结识了李公麟。据说王安石病重时,曾嘱咐李公麟为他画一张大的骑驴图,李熬了整整十个昼夜,终于画出来了,送去的时候,王荆公已逝世,李公麟用两只枯瘦的手拍打着灵柩,失声痛哭,抖抖索索地把那张特大的《王荆公骑驴图》挂在灵柩前面,众人都感动得掩面大哭。
王安石在南京期间,写了许多美丽而深沉的诗篇词章,抒发了他的忧国爱乡情。写钟山的诗尤其多,已发现有近百首。对钟山的景物,描写得细致入微。如《玉涧》诗:“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草木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而《忆蒋山》一诗写得更为出色:“苍藤翠木江南山,激激流水两山间。山高水深鱼鸟乐,车马绝迹人长闲。云埋樵声隔葱蓓,月弄钓影临潺滠。黄尘满眼衣可濯,梦寐惆怅何时还。”他这样观察,这样描写,这样讴歌,是因为深深地爱上了钟山。
王安石生前热爱南京,南京历代士大夫和广大人民也是热爱王安石、怀念王安石的。不管元韦占时保守派如何贬低他、谩骂他,人们仍然年年上坟、祭祀。《道山清话》说:“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坐于颜、孟之下,十哲之上。”《清波杂志》也说:“当时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坟者。五十年前,彼之士子节序亦有往奠者。”
王安石的故居半山园,坐落在现在的海军学院内。1982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将该园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能供人参观,对精神文明建设当会大有助益。
谢安与江宁东山
江宁东山,又名东土山、土山,因东晋名将谢安(320一385)、谢玄(343—388)在此筑有别墅,淝水之战时谢安坐镇此,从而声名大振。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了。作为历史古迹和风景区,明末清初时代,还把它列入金陵四十八景之一,称之为“东山秋月”。今日所见的东土山,周二公里,高六十公尺。它的山顶为一平地,有数亩广阔,中心可供建造馆、阁、厅、楼之类,四周可以建亭。山的西、北部多黄土层;东北为黄土包红筋石;而在南坡,则是松松的砂土小块石,现呈五级台坪状,平均每台坪高十公尺,明显看出是人工加筑的地相。今一、二、四级坪上,有建筑,表明它的基础很好。东南角山腰,亦有台坪一条,今建有“东山秋月”阁。其下更有一坪,从地面砌起高壁,今存六层比较完好,东西宽21公尺。石壁上层,杂砌雕龙云头、石栏杆等,说明它在明代或在宋代曾重修过。这台坪,是凉台建筑的遗迹。石壁南,今见有水池,称戴家塘。该山西麓有井,人称谢公井。山正南,昔有深水池。统览全貌,确可见当年谢公别墅的大轮廓。
谢安筑别墅于江宁东山,并在此指挥淝水之战,《晋书》谢安传、王羲之传都有详细的记载,简文帝司马昱时,谢安已五十多岁,谢玄三十岁,他们就已在此居住,“高卧东山”了。孝武帝司马曜太元时(公元376年以后)秦符坚入侵,安拜为上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即命弟谢石、侄谢玄征讨。太元八年,战事紧急,“玄入(指入安南京宅第)问计,……安遂命驾出山墅(指江宁东山),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至夜乃还,指授将帅,各当其任。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以总统功,进拜太保。”这,也就是谢安在此指挥淝水之战的历史形貌,这是多谋善断、沉着指挥的崇高‘形象。关于他在此东山筑馆,晋书传中亦有明确记载,称其“善行书……性好音乐,……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又说,“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镇新城,尽室而行……”
诚然,会稽的东山和江宁的东山,它们都是美的;但前者是“东山再起”的悟性之地,后者是“起来为苍生”的“高世之志”所在地。又《晋书·谢安》中提到,谢安“吟啸自若”、“性好音乐”,然每游赏,“必以妓(伎)女从”。唐人李白来江南亦盛赞“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他在《东山吟》中更这样说:“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白鸡梦后三百岁,洒酒浇君同所欢。…………彼亦一时,此亦一时。浩浩洪荒之咏何必奇。”这里,李白把东山称作“东土山”是很对的。诗中所说的“白鸡梦”即安死前的梦,事见谢安传。“梦后三百岁”,即指唐李白的时代。“洒酒浇君同所欢”指他李白与谢安在三百年后共同欢乐。李白确实是很了解谢安的,他在《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诗中,又称:“冶城访古迹,犹有谢安墩,凭览周地险,高标绝人喧。想象东山姿,缅怀右军(王羲之)言。……”李白还有《忆东山》二首,其中再提谢安,说“长啸绝人群”,“欲报东山客”。对于上述新亭,李白亦有诗吟此,称“金陵风景好,豪士集新亭”。李白对谢安,真是亦步亦趋!唐末的温庭筠,亦有《谢公墅歌》,称:“朱雀航南绕香陌,谢郎东墅连春碧”,说明虽然路“绕”了一点,但毕竟给人春草碧碧之感。该诗中又说,“对局含情见千里,都城已得长蛇尾……未许符坚过淮水”。此“对局”云云,即指谢安在此与甥对弈。
谢安的祖地为河南阳夏,如今,南京城郊尚见到几种“阳夏”字文的晋砖,这当然是很有意思的。“旧时王谢堂前燕”,至今至少已有一千六百年了,可这谢氏之砖,至今仍是原物,此当是历史的真实见证。
王羲之(321-379,一作303-361) 字逸少。东晋著名书法家。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初任秘书郎,后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世称王右军。后因与扬州刺史王述不和,辞官定居会稽山阴(今绍兴)。王羲之出身于建康乌衣巷显赫的王家,是王导之侄。曾与谢安共登冶城, "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早年从卫夫人(铄)学书法,后来改变初学,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舀系。博采众长,备精诸体,一变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独创妍美流便的新体,他的正书、行书为古今之冠,人赞其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为历代学书法者所崇尚,被奉为“书圣”。其作品真迹无存,传世者均为后人摹本。行书以《兰亭序》为代表作,草书以《初目帖》、 《十七帖》,正书以《黄庭经》、 《乐毅论》最著名。
葛洪(284-364) 字稚川,号抱朴子。东晋道教理论家、炼丹术家、医药学家。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人。少年好学,家贫,卖柴以换纸笔。常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他涉猎经、史、百家著作,遂以儒学著称。不善交游,好神仙导养之法。初从郑隐学道,悉得炼丹术,后就学于南海太守鲍玄,兼学医术,久居建康。成和初,司徒王导召为州主簿,转司徒掾,升任谘议参军等职。晚年,闻交趾产丹沙,要求到句漏当县令,到达广州,携子侄去罗浮山修道炼丹并从事著述。他综贯道、儒思想,一生著作甚多,有碑诔诗赋100卷,移檄章表30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10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3lO卷,金匮药方1 00卷,《肘后要急方》4卷。最著名的有《抱朴子》,外篇50篇,坚持儒家的纲常思想,反对魏晋以来玄学清谈;内篇20篇,是一部完整的炼丹术著作,贯穿道家思想,其中《金丹篇》和《黄白篇》记载了用矿物炼丹药、炼金银的情况, 《仙药篇》主要记载了用植物治疗百病的情况,是较为原始的药物学。《金匮药方》卷帖浩繁,为携带、运用方便,摘取书中主要实用部分,编为《肘后卒救方》3卷,经后人增补,扩为8卷,称《肘后备急方》。书中所收药方,大都选用易得、有效、价廉的,并使用简便易行的治疗方法。
孙权(182--252) 字仲谋。三国吴国的创建者。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
东汉末年,孙权继承父兄事业,据有江东六郡。东汉建安十三年(208),联合刘备,
采用火攻,在举世闻名的赤壁之战中,大败曹操军队,奠定了东吴立国基础。东汉
建安十六年(211),孙权将政治中心从京口迁来秣陵,次年改秣陵为建业,在楚国
金陵邑故址石头山,修筑石头城。城内设石头仓、石头库,以储藏军械、粮食等物
资。在石头城南置烽火台,为军事重镇。黄龙元年(229)四月,孙权在武昌称帝,
国号吴。同年九月,迁都建业,这是南京建都的开始。孙权在建业改建“太初宫”·
官周长500丈。并将建业城修建成一座真正的古代城市,城周20里19步。孙权在江乘,
溧水、湖熟等县设典农都尉管理农业。派屯兵3万,在句容至云阳(今丹阳县)开
凿一条名“破冈渎’’的运河,沟通了秦淮河与太湖流域的往来。在建业城西南开运
渎,又凿东渠(青溪),开潮沟,并使秦淮河两岸成为商业繁荣地区。孙吴宫中有
上千名从事丝织的宫女,这是南京丝织业的开端。西南的冶城,是冶炼和铸造的中
心。孙权重视航海事业发展,曾派万人船队航行到夷州(台湾)、辽东半岛、海南
岛;又派使者航行到高丽(朝鲜)、扶南(柬埔寨)、林邑(越南中部)和南洋群
岛各国。还兴建了江南第一座佛寺——建初寺。公元252年,孙权病逝,葬于钟山南
麓,以后名吴大帝陵、孙陵冈、吴王坟(今名梅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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