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章学诚在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历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答案：在方志学方面，章学诚纂修志书的同时，他注重总结修志的经验，进行志书的理论建设，写出了《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和《修志十议》等论文。通过长期修志实践和对方志渊源、性质、体例、功用及编纂方法的悉心研讨，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方志理论，对近代方志学研究影响颇大。章学诚关于方志学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次提出“志属信史”的观点，对地方志的性质作了科学界定，明确了方志的性质。力排陈说，提出了“志乃史体”、“志乃史裁”、“志属信史”、“方志为国史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张，将方志纳入史书范围，认为史书与志书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他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

在目录学方面，“六经皆史”是他总的学术观点，“道不离器”是他哲学思想的根本。他提倡史学研究必须有开创精神，强调文学要反映客观现实。对古典目录学的贡献，是提出了目录学的任务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总结了古代目录学的成就，提出了“互著”、“别裁”、“索引”等方法，是对历代目录著录内容和方法上的高度认识。认为图书目录的立类，应根据时代的变迁而更改；编目时，应审慎从事，不可一书两入；分类纲目应求系统化，并能包括书籍的全部。他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是在广泛分析研究前人的书目和目录学著述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方志学·地方志与方志学——源流与发展·方志学的起源和发展

全文翻译如下：

懂得（知道、明白）（一个人）真是难啊！人们说他知道的原因，不是知道他的姓和名，也不是知道他的声容面貌；读他的书，明白他的话（思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罢了。读他的书的人，天下到处都是；明白他的话的人，一千个人中不到一百个；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的人，一百个人中不到一个。然而世人都说：“我能读他的书，就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这就是“懂得”的难处啊。人们知道《离骚》是辞赋的起源（鼻祖），司马迁读《离骚》，就知道感悲它（所表达）的志向，这是贤人懂得贤人啊。没有司马迁那样（高远）的志向，而想明白屈原的志向，则几乎不可能啊。

1.原句出自章学诚的《知难》，原文如下：

为之难乎哉？知之难乎哉？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知其名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知言，我知所以为言矣；此知之难也。

人知《易》为卜筮之书矣，夫子读之，而知作者有忧患，是圣人之知圣人也。人知《离骚》为辞赋之祖矣，司马迁读之，而知悲其志，是贤人之知贤人也。夫不具司马迁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忧，而欲知文王之忧，则几乎罔矣。然则古之人有其忧与志者，不得後之人有能忧其忧、志其志，而因以湮没不彰者，盖不少矣。

刘彦和曰：“《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韩囚马轻。”盖悲同时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严畏韩非，孝武之俳优司马，乃知之深，处之当，而出於势之不得不然。所谓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贾生远谪长沙，其後召对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见生，自谓过之，见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际，可谓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对。所谓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刘知几以卓绝之学，见轻时流，及其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可谓遇矣；然而语史才则千里降追，议史事则一言不合。所谓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贾之知而不用，即如刘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马之狎而见轻，即如韩之谗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韩、马、贾、刘，亦云穷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难言也。

庄子曰：“天下之治方术者，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为不可加，是不自知之过也。天下鲜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世传萧颖士能识李华古战场文，以谓文章有真赏。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颖士不能一见而知其为华，而漫云华足以及此，是未得谓之真知也。而世之能具颖士之识者，已万不得一；若夫人之学，固有不止於李华者，於世奚赖焉？凡受成形者，不能无殊致也；凡禀血气者，不能无争心也。有殊致，则入主出奴，党同伐异之弊出矣；有争心，则挟恐见破，嫉忌诋毁之端开矣。惠子曰：“奔者东走，追者亦东走；东走虽同，其东走之心则异。”今同业者众矣，岂能皆出於同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难言也。

欧阳修尝慨《七略》、《四部》，目存书亡，以谓其人之不幸；盖伤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获麟以来，着作之业，得如马迁、班固，斯为盛矣。迁则藏之名山，而传之其人；固则女弟卒业，而马融伏阁以受其书，於今犹日月也。然读《史》、《汉》之书而察徐广、裴駰、服虔、应劭诸家之注释，其间不得迁、固之意者，十常四五焉。以专门之攻习，犹未达古人之精微，况泛览所及，爱憎由己耶！夫不得传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传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与爱憎不齐之数。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难言也。

人之所以异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贵者，相悦以解也。贤者不得达而相与行其志，亦将穷而有与乐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当时，亦将没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此伯牙之所以绝弦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号者也。

夫鶡鹊啁啾，和者多也；茅苇黄白，靡者众也。凤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寻，知其寡和无偶，而不能曲折以从众者，亦势也。是以君子发愤忘食，闇然自修，不知老之将至，所以求适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无涯之毁誉哉？（《文史通义》）

2.作者：

章学诚，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原名文酕、文镳，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省绍兴）人。章学诚自小对文史有浓厚兴趣，立志追求学问。26岁肄业国子监。28岁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应乡试中举，翌年中进士。曾援授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在保定、定州、归德等地书院讲学。 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从27岁起，随父纂修《天门县志》，并着手撰写方志论文。从清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1773～1793年)间，陆续纂修或参修的志书有《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预修有《麻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志》等。在纂修志书的同时，他注重总结修志的经验，进行志书的理论建设，写出了《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和《修志十议》等论文。通过长期修志实践和对方志渊源、性质、体例、功用及编纂方法的悉心研讨，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方志理论，对近代方志学研究影响颇大。章学诚关于方志学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第一次提出“志属信史”的观点，对地方志的性质作了科学界定,明确了方志的性质。力排陈说，提出了“志乃史体”、“志乃史裁”、“志属信史”、“方志为国史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张，将方志纳入史书范围，认为史书与志书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他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章学诚一生穷困潦倒，从32岁起，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生活，十分拮据。他学识渊博，史学理论有独到见识，因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负。他刻意编辑12年的《史籍考》也未问世。《文史通义》生前只刻印了篇目，道光十二年(1832年)其次子首次刊印了8卷。后有近人叶长青注本。另有《校雠通义》4卷，《方志略例》2卷，《文集》8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检存稿》4卷及《未成稿》1卷，《外编》18卷等，去世120年后由刘承干搜集整理出版了《章氏遗书》。

章学诚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并撰写了大量的志评著作。修志的过程也是章学诚史学理论逐步成熟的过程，以其提出较为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而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方志学的创始人。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重心有过两次大的转变,从关注方志的艺文著录转向关注如何保存地方掌故,从企图在方志书志部分保存掌故转向方志“志”体与掌故分立。他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提出了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方志立三书议》可以说是章学诚所创立的方志学之精义所在，它的提出，标志着其方志理论的成熟、修志体例的完备和方志学的建立。

方志学·地方志与方志学——源流与发展·方志学的起源和发展

在方志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方志实践的逐渐深入，人们不断地总结经验，开始从理论上对方志加以探讨。这种理论，开始是初步的、零散的，后来逐渐系统化，最终形成了方志学。

汉郑玄在《周礼注》中，对《周礼》提到的“方志”、“四方之志”、“天下之图”等概念做了解释，对后世的史志学者影响较大。南朝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论》中也提到“二汉方志”的内容、门类。晋常璩在叙述《华阳国志》的选材上，认为单一记载方国史事或地理或人物，都不足以反映一域全貌，提出汇史事、地理、人物为一编的主张。唐李吉甫则认为，编纂区域志，应首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不能搜古略今，传疑失实。《隋书·经籍志》对唐以前的区域志、地理书的沿革源流进行了系统论述，为后世研究方志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两宋时期，方志的内容和体例逐渐固定下来，宋代志家对于方志理论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如论方志性质，就有方志是古代地理书的发展、“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郑兴裔《广陵志》序)、古代图志籍的综括等等多种说法。论方志功用，则普遍提到志书的资鉴、教化作用;论方志编纂，则提出重事实、正伪谬、厚风俗、表人才的取舍选材原则，以及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的编修步骤。这时期的志家主要有马光祖、朱长文、郑兴裔、董弅、张栻、周应合等，方志理论多反映在一些志书的序文里。

元代志家在方志编纂学上创见颇多，如张铉在《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文移》上提出修志应用史书体例：首为图考，次述通纪，中为表、志、谱、传，终以摭遗论辨;统志应用《史记》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撰志应用信史笔风：不虚美，不隐恶;续志应详今略古等。这时期的志家还有黄溍、杨敬德、杨升云、欧阳玄等，对方志的性质、源流、功用都做了进一步探讨。

明代志家普遍将志书与史书列为同类著作，对于方志起源论说更加周详。在方志编纂上，则将文直事核、义严词工作为善志标准，提出 “三善”、“三长”、“四贵”、“七不书”等原则，达到了较高水平。志家如杨一清、张嘉谟、杨廷和、李维桢、姚九功、吕怀等都在各自的修志实践中发展了方志理论。

清代乾嘉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如方苞、戴震、钱大昕、洪亮吉、章学诚等都亲身参与了修志实践。他们把各自的学术观点带进实践中，并在方志理论上反复研讨、辩论，逐渐形成了各种流派，发表了一些方志理论专著，方志学最终得以诞生了。清代方志学流派，主要是考据派和史志派。考据派又称地理派、纂辑派或旧派，代表人物是戴震、孙星衍、洪亮吉、李兆洛等。他们鄙视明以来方志的标新立异、繁芜乖谬，主张用考据学来指导地方志的研究和编纂，主张在修志中贵因袭不贵创新，信载籍不信传闻。应广泛搜集旧文献，详注出处，以资取信。他们尤其重视地理沿革的考订，并以此作为衡量志书的标准。史志派又称历史派、著述派或新派，代表人物是章学诚。他对方志的性质、体例、功用和编纂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形成了系统的方志理论。他认为方志属史，“乃一方之全史”，“并非地理专门”，否定了以地理沿革的考证作为衡量志书优劣的标准。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方志当用史体，并设计了 “三书”、“四体”结构。“三书”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方志分立三书议》)“四体”即： “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修志十议》)这是对方志理论的重要贡献。他还认为通志、府州志自成体系，各有志例，不可相互分合，相互有无;指出州县应把志科的设置立为成法，编纂人员要通史体，要具备识、明、公三长，文人不可参与修志。在方志纂修上，他提出了简、严、核、雅四项衡量标准，并要求去除“五难”、“八忌”。章学诚的这些理论体现在他的论文《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方志分立三书议》、《方志辨体》、《州县请立志科议》、《修志十议》之中，收入他的著作《文史通义》外编中，成为第一部方志理论专著。章学诚本人也被近现代学者公认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者。除《文史通义》外，清代许多学者都发表了方志专论，如戴震《与段若膺论县志》、陆陇其《灵寿志论二十条》、朱鹤龄《复沈留侯论修志书》、程廷祚《修一统志议》、刘光谟《县志分篇议》、王棻《与戴鳌峰论修志书》等，从方志性质、功用、编纂方法上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在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和推动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确立了独立的学科体系。1924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明确提出了“方志学”这个学科概念，并力倡章学诚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2.出现了许多对方志理论进行系统总结的著作，如李泰棻《方志学》、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甘鹏云《方志商》、黎锦熙《方志今议》、寿鹏飞《方志通义》等。著名论文除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外，还有王葆心《方志学发微》(载《安雅》第4—6、8、12期)、于乃仁《方志学述略》(载《建国学术》创刊号)。专论章学诚方志理论的有张树棻的《章实斋之方志学说》(载《禹贡》第2卷第9期)，张树棻还辑录了《章实斋方志论文集》。3.发表了许多关于新志纂修和评论的文章，尝试应用近代科学的新方法编纂方志，如邓之诚《省志今例发凡》 (载《地学杂志》第9卷第4—5期)、吴景超《中国县志的改造》(载《独立评论》第60期)、傅振伦《新志述略》 (载《新河县志》卷首)、《编辑北平志蠡测》(载《地学杂志》第19卷第1—2期)等。民国志家对于方志源流、性质、功用、编纂方法的讨论都取得了突破 (见后 “方志学专题研究综述”)。

建国以来，大规模的新志编纂促进了方志理论的探讨，从深度、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有关方志、方志史、方志学基本理论、方志编纂、方志应用的研究以及专志评论都已开展，并已发表了近万篇学术论文，出版了一大批专著，如傅振伦《中国方志学》、薛虹《中国方志学概论》、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刘光禄《中国方志学纲要》、林衍经《方志学综论》、黄苇《方志论集》、何成顶主编《新编方志引论》、黄德馨等主编《中国方志学家研究》、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等，还出版了方志学辞典和反映1949年至1987年方志研究概况的 《中国地方志综览》。同时，学术活动也广泛开展，除专业学术刊物《中国地方志》外，各省市还拥有自己的专业期刊。此外，各种新志编纂会议、培训进修班也不断召开或举办。方志研究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共同关心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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