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名,字,号有什么区别

字与号的区别：

1、取定要求。”字“由父亲或尊长取定，号可由自己取定。号，一般只用于自称，以显示某种志趣或抒发某种情感，对人称号也是一种敬称。如陶渊明号五柳先生，李白号青莲居士，欧阳修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李清照号易安居士。

2、字数要求。”号“和”字“不一定有意义上的联系。号可以有两个字的，也可以有三个以上字的。例如：陆游，号放翁；陶潜，号五柳先生；苏轼，号东坡居士。字数多的别号有时可以缩为两个字，如苏东坡。

3、更自由，相比”字“，古人”号“的选取显得更加自由，无论是字数、个数还是字词的选用，都没什么限制。”号“一般是文人雅士之间用来互称或自称的，多寄托主人的情怀、品格、兴趣爱好和生活经历等，是人生追求的体现。

古人多名及称谓礼俗

人名是一个标志符号，其基本用途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区别。但在社会生活中，名字大大突破了识别符号的意义，而且体现为礼俗文化，与制度息息相关。古时，无论男女，都有小名、大名、字。

所谓的小名，就是小孩刚出生的时候父母为他取的名字，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小名很有特点，通常以动物起小名，小猪、小狗一类的十分普遍。小孩以动物取小名，据说是因为古代小孩成活率不高，起这样的小名寓意着容易养活。

大名，一般是小孩上学以后取的名，也是正式的名字。比如刘备，姓刘名备字玄德，“备”就是他的名，苏轼姓苏名轼字子瞻，“轼”就是他的名。

字，一般是到了成年以后，举行成年礼——冠礼时才取字，因而有“冠而字之”的说法。普通百姓家一般是不取字的，官宦人家、文人取字的较多。如诸葛亮，字孔明，张廷玉字衡臣等等。女子也有取字的，尤其是书香门第的**们都有名和字。

古人刚生下不久就有了名，长大以后要取字，两者相连，通称名字。关于二者的作用，清朝人王应奎曾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意思是说，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字则是表示德行的。二者性质不同，用途也不大一样。一般说来，古时候，名是阶段性的称呼，小时候称小名，大了叫大名。等有了字，名就成了应该避讳的东西，相称时也只能称字而不称名。

名与字在多数情况下共同构成一个人的代号，尽管用途不尽相同，二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古人大多因名取字，名与字内容毫不相干的情况几乎见不到。如三国时的名将张飞，字翼德，在这—名字中，

“飞”是名， “翼德”则是对“飞”的解释，因为

“飞”就是“翼之德”(翅膀扇动而造就的功德)。又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名与字之间也有联系，即“居易”是因，“乐天”是果，只有居处安宁，才能知命而乐天。

古人的名有多种种类，字也有不同用途。起初，人们取字非常简单，往往只取一字，与“子”、“伯”、“仲”、“甫”等表示年龄阶段的字相连。如孔子弟子颜回字子渊，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这些名字中的“渊”、“牛”、“弓”就是他们的字。当然，有些人取字时干脆只用一字，不加别的字辞，如陈胜字涉，项羽字籍等即是。东汉以后，人名取字才越来越讲究，情况也越来越复杂。人们在有了名以后，往往把取字看得很重要。有些人在取字时注重效法古人，取字“士则”、“思贤”、“师亮”等等；有些人则寄托对当事人的厚望，取字“温叟”(长寿不天)、“永全”等等。这些，无不含有深刻的意义。

古人除有名、字外，又多取号以代替名字。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早在周朝时，人们就已经开始取号。对此，《周礼》解释说，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意思是说，号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早期的号具有这一特点，有号的人多是那些圣贤雅士。如老子别号广成子、范蠡别号鸱夷子皮等。先秦时期有名字又有号的人并不太多，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取号的人仍不很多，名载史籍者仅有陶潜别名五柳先生、葛洪别号抱朴子等数人。但是，到了隋唐时期，伴随着封建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高度发达，在名、字之外另取别号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如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少陵野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皆属此类。到了宋代，取号之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人们熟知的《水浒传》108将个个都有别号，正是代表着当时的社会风气。明清人更把取号视为一种时髦，上至皇帝，下至一般黎民百姓，几乎人人有号。正如清人凌杨藻在《蠡勺编》一书中记载的那样，其时“闾市村垄，嵬人琐夫，不识字者莫不有号，兼之庸鄙狂怪，松兰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弟则必‘水’，伯‘松’则仲必‘竹’，不尤大可笑也哉。近闻妇人亦有之，向见人称‘冰壶老拙’，乃嫠媪也”。甚至一些落草为寇的盗贼也有别号。如上述书中举了一个县官审案的例子，就十分能说明问题。这一例子说，一位县官在审理一桩窃案时，责难犯人为自己开脱罪责，犯人突然说道：“守愚不敢。”县官不解其意，一问左右，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称别号。

在用字上，取号与取名、字不同，大多不受字数多少的限制。从已知的历代别号来看，有2字号，也有3字、4字号，甚至还有10余字、20余字的别号。如清代画家郑板桥的别号就有12字，即“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至于宗教界的一位叫释成果的法师，别号的字竟达28个之多，即“万里行脚僧小佛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理仙鹤粮饷不醒乡侯”。一个人的别号竟然用了近30个字，真可谓古今一大奇观。

因为古人取号有较大的随意性，并且不必加以避讳，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饱受文字狱和避讳之苦的明清人，促使他们在名字之外更取别号来表现自己。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取一个别号，但有些人的别号也有好几个。如清初画家石涛法名弘济，别号清湘道人、苦瓜和尚、大涤子、瞎尊者，达4个之多。

综上可知，我国古人的称谓远比现代人复杂，他们有姓名又有字、号。这种姓名字号的并存，既适应了当事人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情况下的需要，也为中国的姓名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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