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诗歌的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

传承抑或引领: 不该被遗忘的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潮

苏历铭答《星星》诗刊下半月的提问

本刊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大学生诗歌最辉煌的鼎盛时期，你作为大学生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心里是否一直存有八十年代的诗歌情节呢？确切地说，就是理想主义的诗歌情节。

苏历铭：首先我要纠正你的说法，在当时整个大学生诗潮风起云涌的年代里，涌现出众多优秀的校园诗人，我只是一个始终在现场的校园诗人而已。理想主义诗歌情节不好吗？理想主义是人类永恒的希望，任何时期的诗人都不会丧失这个境界，只是在八十年代凸现出这个特点。不是吗？即便在物欲横流的当下，理想主义始终是诗人的作品中最温暖的光亮。

大学生诗歌不能只用理想主义来概括它的内涵，事实上，大学生诗歌是在朦胧诗落潮时出现的，因为赶上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自由的时代，它才迅速发展蔓延开来。它在传承朦胧诗的同时，也不断补充朦胧诗的欠缺，完成从群体意识向个体心理的转变，以其探索和先锋的新生姿态在重建中国诗歌的过程里有着独特的贡献。

本刊记者：前不久看到一篇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文章，其中把尚仲敏和燕晓冬于1985年编辑的《大学生诗报》作为大学生诗歌的源头，并把它归于第三代诗人中的一个流派。

苏历铭：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说法，或者说他并不了解当年大学生诗歌的实况。所谓第三代的提法，是在1986年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前后才真正浮出水面，而大学生诗歌，或者大学生诗派则在朦胧诗兴起之初，即1980年后就已经横空出世，并迅速成为中国诗坛上最重要的新生力量。我的两位校园诗人朋友潘洗尘和杨川庆早在1984年就在当时一本很有名的刊物《当代文艺思潮》上撰文对大学生诗歌运动进行过总结，也就是在那一年，潘洗尘还在东北的哈尔滨轰轰烈烈地办起了一本面向全国大学生的诗刊《大学生诗坛》，并主编了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本大学生诗选《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北方文艺出版社）。同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复旦大学学生诗歌合集《海星星》第一版就发行了八万多册。而尚仲敏以“大学生诗派”的名义参加诗歌大展，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学生诗歌不是一个概念，他和燕晓冬只是顺用了他们编辑的《大学生诗报》名称而已。如果把86大展中的所谓大学生诗派理解为大学生诗歌的全部，那就是时空错位的荒诞，它不过是轰轰烈烈的大学生诗歌运动尾声阶段的一种声音而已。

应该说，86大展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分水岭，它终结了朦胧诗后迅猛发展的大学生诗歌，当年势头正劲的学院诗人中，一部分以各自流派的名号，成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人物，如于坚、韩东等人。其实在这之前，大学生诗歌运动已经出现各种探索的倾向，86大展只是顺势而生的产物，它集中展现了当时各种倾向的诗人，除少数流派可以称为流派之外，大多数应运而生的流派是一夜之间创造出来的。从后来的时间里已经验证了这个结论。我同意于坚的说法：“没有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诗派”，就没有后来的第三代诗人。”

本刊记者：肯定地说，在第三代诗歌现象之前，或者说朦胧诗之后，学院诗歌是中国诗坛最重要的新生力量。

苏历铭：是的。在现在描述中国诗歌走向的文本中，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着从朦胧诗到第三代之间一个重大诗歌现象——大学生诗歌的存在。当年朦胧诗之所以能够在诗坛上迅速传播，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大学生诗歌的出现和繁荣息息相关。那时诗歌界对朦胧诗的崛起，存在着保守势力恶毒的围剿和传统势力的攻击，而对朦胧诗最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就是来自学院。除了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之外，在校学生徐敬亚撰写的《崛起的诗群》，更是激情澎湃，其冲击力和杀伤力都是从前未曾有过的。

而1980年诗刊社举办的第一届 “ 青春诗会 ” ，包括舒婷、顾城、江河、梁小斌在内的17个青年诗人中，就有叶延滨、高伐林、徐敬亚、王小妮、徐晓鹤、徐国静、孙武军等7位来自大学校园的大学生诗人，再加上当时已在诗坛非常活跃的校园诗人赵丽宏、王家新、程光炜、骆小戈、韩东、刘犁、卓凡、吴稼祥、沈天鸿、张德强、熊光炯、吴晓等一大批优秀诗人，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朦胧诗的主要人物相似或接近，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传承的责任，并各具特点地弥补了朦胧诗的某些局限。由于学院诗歌的出现和发展，使得当时备受非议的朦胧诗在中国诗坛落地生根，中国诗歌获得全新的改变。

本刊记者：大学生诗歌运动起始于八十年代初，但准确的年份是哪一年呢？

苏历铭：刚才我谈到了，先期的学院诗人补充和丰富了朦胧诗后中国诗歌的阵容，而我所指的大学生诗歌运动，是在他们之后，由1981年至1985年在校的学院诗人集体完成的。如果非要界定的话，我个人以为大学生诗歌运动起始年份应该是1981年。

本刊记者：在八十年代初，大学生诗歌运动风起云涌，几乎遍布全国的各个角落，用“随便扔出一个石子就会砸到一个诗人”来形容当时的盛况并不过分。勿庸置疑，朦胧诗发源自北京，当时北岛、顾城、芒克等都在北京，而大学生诗歌则不一样，似乎全国各地高校都有优秀的学院诗人。

苏历铭：正像你说的那样，大学生诗歌是全国范围的一场诗歌运动，各地各个院校都有潮头人物。上海是可以称得上学院诗歌重镇的地方，当时华东师大的《夏雨岛》和复旦大学的《诗耕地》是众多诗歌民刊中最具份量、最具影响力的诗歌刊物，它们不像别的学院民刊那样昙花一现，而是持久地贯穿于学院诗歌兴衰的始终，在当年的大学生诗刊中无疑有着标志性的力量。

复旦大学的许德民、孙晓刚、李彬勇、邵濮、张真、卓松盛、傅亮等，华东师大的宋琳、张小波、李其钢、于奎潮、徐芳、张黎明、林锡潜、于荣健、郑洁、陈鸣华等，以及上海师大的陈东东、王寅和陆忆敏等，他们以别树一帜的艺术手法，使得上海成为大学生诗歌运动中拥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被称为大学生诗歌旗手的于坚，自1981年，即开始参与在中国各大学兴起的大学生诗歌活动，他在云南以他独特的诗歌风格，成为大学生诗歌运动中的一面旗帜。除此之外南部的简宁、钱叶用、马莉、柯平、伊甸、曹剑、曹汉俊、沈宏菲、祁智、尚方、唐亚平、翟永明、李亚伟、周伦佑、柏桦等，西部的菲可、封新成、人邻、潞潞、韩霞、张子选、周同馨、沈奇等，北部的程宝林、杨榴红、潘洗尘、骆一禾、海子、西川、林雪、阎月君、阿吾和苏历铭等，还有众多美好的名字，都在这场中国学院诗歌的合唱中唱响自己的声部。他们的作品既不同于朦胧诗，也不同于先期的学长，以清新、智慧、奇特、探索等特质在语言和形式上进一步突破传统的窠巢，这些鲜明个性成为当时新生代诗歌的共同特点。

本刊记者：那时大学生诗人如璀璨星光，各地都有自己的****，那样的局面恐怕再也不会出现。记得你当时在香港还写过一篇大学生诗歌运动的介绍吧？

苏历铭：是的，那是1986年6月在香港小住期间，我受约在香港的《文汇报》上发表介绍大学生诗歌现状的短文，其中写到：“谁都不会否认，近年来的中国诗坛，出现了诗潮迭起的壮阔场面。每一个挟着梦想和海风的年轻歌手，汇聚在东太平洋的白色海岸上，咏唱着多声部的撼人心胸的青春组歌。这时，你若将眼睛仍旧停留在朦胧派诗人北岛、舒婷、顾城们的身上，那你就无法全面地了解处在更新阶段的中国诗坛，更不能清晰而透视地预言中国现代诗歌的走向。”“曾经以《崛起的诗群》轰动诗坛的青年诗评家徐敬亚，就极为感慨自己在这群新人面前已经力所不及。深受青年诗人欢迎的老诗人牛汉，实在地承认自己已有错位感，并将这群青年诗人誉为诞生于地平线的新生代。”“不论这群新人的内部构成如何，作为整体，他们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新鲜，以及似乎永远处于动态的创造力，所有人都会欣喜地发现，中国诗歌经过许多人为的阻碍和限制以后，正朝着真正的艺术归依。诗不再是图解政治、目标的工具，诗就是诗，是想象和思索天地里的一大群洁白的鸽子。……他们既继承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有广泛涉猎了外借艺术的种种倾向，这种多元性和比较性，增强了他们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责任和庄严使命。因而他们勇敢地将启发他们进步的朦胧诗，以及以前的诗创作，统称为主流文化，且以反主流文化的姿态，以更猛烈的艺术覆盖，震撼着诗坛以及中国每一双热爱诗的真情瞳孔。”从这篇充满情绪化的短文里，我仍能感受到当年处于青春期写作中的亢奋心情，它不验证什么，只是当年现状的一个写照。

本刊记者：有人说，第三代诗人的重要特征是其地下性，换句话说，在公开报刊上发表作品的诗人均不在此列。

苏历铭：任何划分都不可能过于绝对。在我看来，北岛等人的《今天》杂志之后，中国就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地下杂志。相反，再标榜自己的地下性，似乎没有太多的实质意义。去年来上海时正好赶上默默的生日，那天郁郁还在说在《诗刊》上发表作品等于背离了第三代诗人的精神。在我看来，《诗刊》不过是一本诗歌刊物，它不是诗歌的堡垒，它不同于一般性民刊，毕竟具有相对好的传播力量，况且近年来不断成为经典的作品很多就发表在《诗刊》上。其实朦胧诗也好，学院诗也好，包括第三代的优秀作品，大都是通过公开出版发行的载体展示出来的，不能从在哪种诗刊上发表来判断其所属，这未免过于简单。后来很多人不情愿把自己归于学院诗歌的群体里，似乎一旦回溯到学院诗人的行列中，就染上青春期写作的色彩，这让一些人本能地忌讳和排斥。

本刊记者：为什么一批大学生诗歌的潮头人物后来没有参加在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并逐渐离开诗歌现场呢？

苏历铭：筹备这场86大展的核心人物徐敬亚和吕贵品都是我的中文系师兄，而私下协助的朱凌波又是我的兄弟。当时《深圳青年报》已经开辟专版，不断刊登优秀诗歌作品。我印象中，86大展前徐敬亚发出的是手写体的邀请函，号召大家以流派的方式，集团冲锋，其用心显然是通过大展展现中国诗歌最前锋的现状，但它的问题是，绝大多数所谓流派都是临时拼凑的，根本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相反其中大部分诗人的选择是没有问题的。应该说，组织者在当时有其倾向性，有意根据自身的价值取向和艺术标准进行了取舍，但也存在偶然性，一些优秀的诗人本来可以进入，因为简单的原因，比如耽搁邮寄等便与之失之交臂。一些优秀的学院诗人没有进入大展的名单中，主动或被动地选择离开边缘化写作，如许德民、宋琳、张小波、钱叶用、简宁、程宝林、潘洗尘、阿吾等。

86诗歌大展之后，感性已经突破旧的理性防线，一些前所未有的诗歌形式如决堤的洪水，一夜之间充斥了中国诗坛。自此以后，数十万中国青年诗人们开始自由野性的思想放纵和感情放纵，宣泄与混乱，吵闹与刺激，自由与冲动汇成了一场大纷乱，创造了空前绝后的诗的神话。他们不屑“朦胧诗”倡导的人道主义，也抛弃“学院诗”蕴含的理想主义，专注痴迷于人的内心体验。自朦胧诗起构建的审美判断、审美标准和理性原则都失去了作用，中国诗坛又一次发生的倾斜。在这个背景下，八十年代初声势浩大的大学生诗歌运动被各自形成的流派所取代，随着海子的卧轨自杀，80年代倡导的美学原则被彻底抛弃，中国诗歌全面进入多元化的个人写作时代。

本刊记者：学院诗歌产生过大量纯净的诗篇，它是中国诗歌发展进程中重要的阶段，是不容忽视的阶段。但像当年的大学生诗歌运动得益于八十年代的时代背景，那种盛况似乎永不再来。

苏历铭：我同意这样的看法。现在许多优秀的诗人依然来自于大学，但他们已经不会再热衷于大学生诗歌运动。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个体得到应有的尊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方向，不再像当年抱团取暖了。

作为当年的亲历者重提大学生诗歌运动的往事，不存在把当年文本制造出所谓经典的私心，宋琳曾说过，中国诗人都喜欢往中心挤，可挤到中心一看，里面是空的。之所以强调在朦胧诗和第三代之间曾存在过学院诗歌，它的意义对于全面、公正、准确地认识中国诗歌不同的发展脉络是非常有益的。记得谢冕先生早在1985写给当时的校园诗人潘洗尘的信中就曾说过：“新诗潮快节奏的演进，展示了诗歌发展的生机。它作为多元艺术的汇聚，其中延生了校园的诗歌提供了最具活力、最富于变革精神的范例。校园诗歌对于中国诗歌发展的贡献，值得我们永久纪念的。”第三代诗歌就是从大学生诗歌运动中裂变和分化出来的重要诗歌群体，现在对学院诗歌现象缺乏应有的尊重和系统的研究，或者说轻视、忽视、漠视学院诗歌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中国诗歌的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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