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派的日本阳明学派

日本的阳明学派是日本江户时代信奉王阳明学说的儒学者集团。它的代表人物有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佐藤一斋、大盐平八郎等。他们开始大多是朱子学家，但在研究朱子学过程中，产生怀疑以至批判，转而钻研王阳明学说，成为阳明学的崇拜者和宣传者。阳明学者多半是民间学者，致力于平民教育和社会教化，并建立“乡学”。

中江藤树（1608~1648），江户前期儒学家，日本阳明学的创始人。生于近江国（今滋贺县）。少年时爱好读书，11岁读《大学》，17岁读《四书大全》。青年时代视《大学》和《论语》为金科玉律，笃信《孝经》。1634年为侍母而弃官返乡，在家开办私塾，从事社会教化和教育工作。早年专攻朱子学。1644年读《阳明全集》，改信阳明学，致力于阳明学的日本化，成为阳明学教育家。其教育精神在于诲人不倦和感化指导，对愚鲁拙笨者亦耐心教导，被乡里尊奉为“近江圣人”。后人将其私塾命名为“藤树书院”。他撰写了《翁问答》、《鉴草》等著作，并辑有《藤树先生精言》问世。中江藤树在发挥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中是下了功夫的，并培养了一批日本阳明学的学者。

熊泽藩山（1619~1691），日本江户时代前期阳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生于京都，1642—1643年就学中江藤树门下，研修王阳明学说，积极提倡儒学。日本各地学者慕名投其门下。1656年辞官隐居芳野，专心读书著述。将教育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认为学校为教授圣人之道培养有用之才的场所。主张设立学校，并亲自主讲。重视女子教育，并著有《女子训》、《女子训或问》等专书。熊泽藩山的重要著作《集义和书》，共16卷。分为书简、心法图解、始物解、义论等篇。用问答体和图形，对学问、思想、时势专题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加以论述，反映了作者的阳明学观点。作者认为，人类的“性”、“心”是一致的，“吾心即太虚也，天地四海亦在我心中”。这正是对王阳明“心学”的发挥。熊泽藩山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大学或问》共2卷，系统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作者主张学习礼、乐、书、数及武艺，以培养文武兼备之士，世间有用之人，同时还主张学习不能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

日本的阳明学派的传播，比较注意将中国阳明学的内容与日本的客观需要相结合，并加以选择、改造，着意避免中国阳明学派末流的弊端在日本重演。

日本阳明学派的教育虽也谈“致良知”的德性修养，但占主流的乃是注重“知行合一”，重视事功，关心政事、经济实务，即知即行，勇往直前的倾向。这使得明末日渐衰微和缺乏生气的阳明学却在日本经过改造变成一种生机勃勃和富有革命性的启蒙思想。

近现代海外儒学概览·欧美·德国

　十九世纪中期前后，中日同样面临来自西方的压力，为什么日本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有效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科技文化，实现富国强兵，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大量研究表明，日本的现代化之所以比中国等周边国家发展得更迅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已经具备相当成熟的人才储备，为吸收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夯实了基础。

　日本的教育热潮兴起于江户时代。有学者将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与西方文明的顺利接轨比喻成杂树生花，江户时代的教育则是这棵现代文明树的砧木。

　马上得天下，文教治天下

　十七世纪前后，在战国争霸中胜出的德川家康确立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地位，1603年他从朝廷那里获得“征夷大将军”封号，在江户城开设幕府，一直到1867年最后一代将军德川庆喜将大政奉还给天皇，这两百六十多年由幕府统治日本的历史就是江户时代。

　德川政权崛起于战国乱世。幕府将军家康，其大半生涯在战国末期的打打杀杀中度过，未必有多大学问，但器识超群，推崇学问，厮杀鏖战之余手不释卷，还请学者前来讲座，有点像汉高祖。和德川家康打天下的武士大多是农民出身的文盲，性格暴躁好勇斗狠，其身上遗留的战国时期“下克上”的风气无疑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大隐患。天下既定，幕府迫切需要一套卓有成效的思想武器。

data-filtered="filtered" 德川家康

　在这一背景下，京都儒学家藤原惺窝向德川家康提出建议，他认为，日本初定，西方势力东渐，无论是日本传统的神道，还是南蛮的宗教都不能给日本带来稳定和太平。真正能够起到安邦定国的只有儒学，特别是朱子学中的“三纲五常”和“礼义廉耻”才是幕府得以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藤原惺窝（1561～1619），生于播磨国（今兵库县）公卿之家。因为不是长子无法继承家业，少小就被送到京都相国寺当和尚，修习佛学的同时，他也师从住持学习论语，壮年时就以精通儒学而闻名遐迩，曾为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讲学。1598年在京都伏见城藤原惺窝见到了朝鲜国向日本派遣的通信使姜沆一行，从交谈中得知朱子学在朝鲜蓬勃发展，大开眼界。受明朝的影响，朝鲜王朝推崇朱子学，并将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涌现了诸多足以和儒学本家分庭抗礼的朱子学名家（如李退溪）将汉学研究推向全新局面。而在日本，儒学只是依附佛学的一个分支。

　经过孤心苦诣的钻研，幕府建立之初藤原已经是日本朱子学大师，而且培养出了诸如林罗山（信胜）（1583-1657）这样杰出的学者，并将其举荐给德川家康，让他执掌幕府的文教事业。在幕府高层的大力支持下，江户日本的国家教育迎来了快速发展。

　江户幕府第一所官办学校的诞生

　精通朱子学的林罗山受到幕府的重用，担任幕府高层政治顾问，同时主管幕府国家的文教事业。1632年，林罗山用德川家康所赠的一大笔钱和一片位于上野忍冈的地皮兴建了幕府文教中心“先圣殿”，作为讲学和祭祀孔子的地方。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所“孔子学院”，也是第一所官营学院，由幕府直接管辖，学校最高负责人则由林氏一族世袭。

　1690年，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培养幕府人才需要，将军德川纲吉命“先圣殿”移往神田汤岛，并重新规划建设，扩大规模，兴建了校舍讲堂和学生宿舍，这就是名垂日本教育史的幕府官学“汤岛圣堂”，是专门为幕府服务的国家级教育机构，正式名称叫“昌平坂学问所”——以孔子的出生地昌平村而命名。随着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生源最初只限于幕臣子弟，而后扩大到一般武士学子，再后来甚至是各藩国的武士、乡士乃至浪人只要有志于学都允许前来读书。

data-filtered="filtered" 汤岛圣堂的大成殿

　作为江户幕府最高学府所在地，在两个多世纪里，神田汤岛一带书声琅琅，成了江户日本最富书香气息的学府街。由于这一渊源，神田、御茶之水周边至今是日本大学最多、书店和出版社等文化产业最集中的文教首善之区。

　江户幕府末期，美国东印度水师提督马修?佩里率领四艘铁甲军舰，撞开了日本紧闭两个半世纪的国门，各种新学问新知识潮水般涌入。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幕府官学与时俱进，新增了传授英语的“番书调所”、讲授西学的“开成所”、学习西方军事的“讲武所”和传授西医种痘技术的“医学所”。明治维新后，日本取法西方大学制度，经过不断整合，将“开成所”与“医学所”合并，成了今天日本培养 *** 精英的重镇—东京大学的前身。

　列岛藩国掀起办学热

　在幕府的倡导下，全国二百多个藩国积极响应，纷纷开办培养藩国武士子弟的藩校。藩校是类似地方 *** 办学的官办学校。以江户昌平坂学问所为样板，各藩都有一个乃至数个藩校，以习武和修习儒学为主，向武士子弟传授武艺和学问之道。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会津藩的“日新馆”、庄内藩的“致道馆”、水户藩的“弘道馆”、纪伊藩的“学习堂”和中津藩的“进修馆”，这些藩校在江户文教领域各领 *** 。明治维新前，日本各地藩校超过八百所。

　各地的藩校，教学内容和规模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强制入学，这与义务教育制度类似。藩士子弟一般到了7-8岁开始入学，先学文，后习武（“文”即四书五经的素读和书法；“武”则是刀法和弓马之道），15-20岁毕业，继承家业或致仕藩府。藩校的办学费用由地方藩府财政拨款支持，藩士子弟不仅不用负担学费，成绩优秀者还有可能获得类似奖学金的补助，而且有机会被选派到江户城的幕府官学游学。另一方面，藩校对学员的要求相当严格，据载，幕府文教部门规定，每年10月份各地藩校举行入学考试，落榜者会受到相应的惩戒，如果连续三次不合格，嫡男有可能被剥夺继承家业的资格，甚至连家族都会受到减俸的处分。江户时代的士族阶层，子弟教育关系到家族荣誉，甚至家业存废的大问题，因此日本社会重视教育的传统由此形成。

　1871年，随着明治 *** 推行“废藩置县”，藩校被废止。翌年，日本颁布教育改革条例，各地藩校便直接或间接成了新学制中各种初等、高等学校。比如创立于1664年的会津藩“日新馆”后来成了福岛县立高等学校；再者如，仙台藩创办于1783年的“明伦养贤堂”是今天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前身，与鲁迅一度就读的仙台医专也有很深的渊源。

　江户时代中期起，藩校之外又出现了私塾。私塾，又叫“乡学”或“学塾”，多由学者在自己居所举办，带有民间学术研究性质，一般不受幕府管辖或支配。学生大多数来自武士或乡士，他们可以自由转学到别的私塾。这些私塾后来发展成幕末民间学术研究和传承的载体，也孕育了近代日本新思想新观念。其中绪方洪庵在大阪创办的“适塾”和吉田松荫的“松下村塾”是日本现代开国史上著名的学塾。

data-filtered="filtered" 松下村塾

　创办于1843年的“适塾”，主要传授荷兰文和西方医学，招收来自列岛各个藩国的学子。据绪方亲笔记录的生徒《姓名录》记载，20年间前来入学的武士达千人之多，涌现了诸如福泽谕吉（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大鸟圭介（明治 *** 外交家）、大村益次郎（军事家）、长与专斋（日本现代医学创始人）等闪耀在日本近代史册中的大人物，这所私塾因此颇有名声。

　寺子屋：遍及日本的民间基础教育

　明治维新后，为了迅速与西方接轨，培养本土人才，日本 *** 大量聘用欧美人到日本任教。1874年，一位名叫梅契年科夫的俄国学者应邀到东京教外语，由他撰写的《回忆明治维新》，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记录了明治初期日本社会的风貌。其中，他对日本当时的社会教育尤其感慨：当时日本的社会教育普遍程度之高令人惊叹，就连车夫、苦力、女佣等底层百姓一有空就看书，尽管那些小册子多是通俗小说之类的读本，但也可见日本社会识字率之高。据他了解，明治前江户城里青少年的就学率达到70-86%，识字率超过50%，而在同时期的欧美工业发达国家，英国的识字率是20-25%，法国是14%，沙皇帝国的首都莫斯科约为20%。日本的识字率遥遥领先。

　这样的成绩要归功于江户时代民间初等教育机构寺子屋的大规模普及。

　寺子屋作为一种民间基础教育机构，其历史由来已久。平安时代（8-12世纪）佛教盛行，民间教育基本被寺院垄断。为了普及佛学知识在寺庙里出现了帮助俗家子弟读写的教育机构，叫寺子屋。但当时数量少，而且大多掌握在寺庙或神社里，学习内容以传授简单的读写技能为主。以寺子屋为依托的平民初等教育走入寻常百姓家是江户时代才开始出现的。

　以往，教育是公卿、贵族、僧侣和上层武士的特权，基本与平民阶层无缘。江户时代幕府治下社会稳定，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的重要。同时，印刷业的发达也改变了人们的读写方式，各种读物大量印刷大量流布，也使得民间教育的普及成为可能。作为民间基础教育最大的载体，寺子屋成了为平民子弟开设的私塾，而与历史上的“寺子屋”有所不同。江户时代的寺子屋一般由个人开办，也有民间商人或社区居民组织捐资设立的。教师称为“师匠”，由僧侣、神官、武士或社区公务员担任，幕末，还有武家闺秀到寺子屋担任师匠，开了教育史上女教师的先河。

　与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不同，日本不存在科举进士，每个阶层的身份相对固定，所以教育的出发点着眼于培养能继承家业，学有专长而品行端正的子弟，因此寺子屋的学习内容注重实用性。孩童一般五六岁入学，主要功课是“读”、“写”和“算盘”三项基本技能，这是公共基础课。其后根据他们家庭职业来确定相应课程及教材。如商家子弟的课本是《商卖往来》，教的是商品名称、经商技巧、货币兑换知识之类的内容；农家子弟用《百姓往来》当教材，涉及农业技能、田赋税收、牛马饲养、农村生活的知识；此外，工匠或渔家子弟则用《番匠往来》、《船方往来》等相应的教科书。具备一定学习基础后，这些孩子再修习伦理品行教科书《六谕衍义》和书信写作规范的《消息往来》。据统计，江户时代出版的这类以寺子屋学生为读者的教科书现存的就有七千种之多，可见当时寺子屋教育的普及。

　寺子屋师匠以教书为生，是职业教师，孩子入学之际需缴纳学费，叫“束脩”，但学费额度并没有明确规定。学费每年分五次交，各个家庭按经济能力情况交费。经商的富家每次缴纳一分金，一般家庭则交纳二三百文，学费并不会成为家计负担，农家子弟也可以用新鲜蔬菜、豆酱或土特产充当学费。寺子屋的教师收入一般，但极受社会尊敬。在长期教学过程中，师生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一旦入门拜师终生视为父兄。寺子屋的弟子称作“笔子”，师匠去世了，“笔子”们出资出力为其送终，安葬师匠的墓通称“笔子冢”，至今东京城郊一带还有不少这类墓地，而在千叶县房总半岛完好保存的“笔子冢”有2300多座。

　十八世纪初寺子屋已在列岛各处出现，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与思想上的监管，1711年幕府出台《寺子屋师匠九条》，将寺子屋师资纳入国家文教管理体制，寺子屋基础教育因此而进一步繁盛。据1883年编撰的《日本教育史资料》一书统计，十九世纪初幕府登记在册的寺子屋有16560家，而且以每年300间的速度递增。根据东京学艺大学大石学教授的研究，明治维新前这一数目竟有七万之巨。1830年前后，寺子屋已遍布日本每个角落，就连地处边远的银山矿场都有为矿工子弟设置的寺子屋，真正做到了“邑无不学之人，家无不学之子”。

　星罗棋布的寺子屋在广泛提高平民文化知识，养成国民学习热情和尊重教育的社会风气上起了重要作用，为明治维新教育的改革奠定了基础。明治初年日本废除寺子屋实行国民六年制义务教育，几乎在一夜间就实现顺利转型。以师资而言，东京有七百多名寺子屋的师匠经过培训直接成了寻常小学的教师。

近现代海外儒学概览·欧美·德国

德国汉学研究因其生产力水平的落后而导致的东方殖民活动的落后等原因而较意法等国为迟，但儒家思想仍对德国的启蒙运动产生过影响，十八世纪德国哲学界的莱布尼茨及其弟子沃尔弗都对儒家学说给予很高的赞誉。德国的大文豪歌德也对孔子的思想非常倾慕。虽然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具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孔子及其以他为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想仍然显示出相当强的影响力量，并在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学和专制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之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中国国际地位的下降，使孔子思想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这时西方各国对儒学的研究，其目的已转为为其侵华活动服务，德国也不例外。此时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是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想利用中国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其侵略活动服务，为此，冷落了一段时间的儒家思想的研究工作又逐渐趋于活跃，并将孔子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极力进行调和。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和安和安保罗的研究活动最为突出。花之安著的《自西徂东》，1884年在香港出版，1888年在上海重印。全书共分五卷：仁集、义集、礼集、智集、信集。花之安虽然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他认为儒家学说中的某些人伦道德观念还是可以与“耶稣道理同条共贯”的，因而进行说教时他运用了把基督教教义与儒家伦理思想—“仁义礼智信”相结合的办法。继花之安之后的安保罗也鼓吹将儒教与基督教结合起来，但他贬低孔子而抬高耶稣。为了配合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侵略，传教士们也加紧了对华的文化侵略，除去传教，还办起了许多教会学校，此类学校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尊孔读经与奴化思想相结合，并因此开设儒学课程。此外，1899年到青岛传教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1873—1930)对孔子思想及儒家经典著作也进行了研究译述工作。卫氏曾于民国初年将《论语》、《孟子》等书译为德文，还曾将《大学》、《中庸》、《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译成德文。1961年其子还发表了他的遗译《孔子家语》。他在中国开办了“礼贤书院”，书院中除讲授德文外，还讲援儒家经典。1933年德文版的《研究与进步》上便载有他的遗作《儒教伦理学中忠信之概念》。1923年他任北京大学教授，第二年回德，前后留华达二十五年之久。回国后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并创建中国学院，创办汉学杂志。1924年，法兰克福大学设汉学讲座，卫礼贤出任教授。卫氏在对比了孔子思想与西方思想之后，感到孔子思想较之西方思想有许多优越性，同时对创儒家学说的孔子也十分敬仰。他的儿子受父亲的影响也从事儒学研究工作。

除传教士之外，也有一些学术界人士对儒学也有很大的兴趣。霍古达与艾维耐从事中国哲学的专题研究。霍古达专注于经书成书之前儒学散篇文章之研究，著有《初期儒教残篇断简之研究》。史淘思译《诗经》为德文。福吾康把胡适的《说儒》译成德文。佛尔克著有近百万言的中国哲学史，并把王充的《论衡》译成德文。卫礼贤、佛尔克、福兰阁和柴赫是二战前德国最为著名的四位汉学家。另外也有些学者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时，也对孔子思想进行了研究，并有一些很有见地的分析和介绍。利奇温所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于贯穿儒家思想的文学作品如《列女传》、《唐诗》、《宋诗》、《文选》等也都有德译本。因此，二战以前德国的汉学研究在欧洲还是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党实行法西斯统治，儒学的研究工作陷于停顿。研究机构和图书设备遭到破坏，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原藏有汉籍五万六千册单行本和六千册丛书，战争期间几乎被损无余。

1960年以后，德国的儒学研究因国际形势的变化重新有了显著的进展。象其他国家一样，联邦德国的汉学研究已经突破了原有的传统汉学中的历史与经籍，而扩大到对中国近现代问题的探讨，并且后者越来越占有更大的比重。但对儒学的研究仍很重视。施唐格1964年翻译了《论语》、大学选读课中也有《孟子》、《荀子》的书目。在儒学研究方面，也时有论文发表，如里昂大学汉学研究所的史旦宁教授就发表了有关儒学这的论文。联邦德国的学者对儒学与经济发展之关系也很有兴趣，著文探讨儒学对像日本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汉堡的傅吾康和慕尼黑的黑尔贝特是联邦德国现代汉学的创始人，两人都是研究中国封建时期历史的。他的学生中慕尼黑学派的沃尔夫冈·鲍尔和汉堡学派的蒂列曼·格林比较出色。格林有《明代儒教中国的教育和政治》一书出版。此外，慕尼黑大学的金德曼1963年出版了《儒教、孙文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奥皮茨1969年出版了《从儒教到共产主义》，显示了历史与现实的整合意向。在汉堡、慕尼黑和科隆还有中国学研究所，这些研究所的研究主题根据当前的实际任务而定，如1976年召开的第25届国际汉学家大会，联邦德国的学者就写了《儒法斗争：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新阶段》的报告。民主德国汉学研究的传统中心是柏林和莱比锡，在一些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中也都成立了汉学家的组织，儒学也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1972年苏黎世出版的《世界史上的伟人》一书便载有贝尔津所著之《孔子》。两德统一后，由于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在世界上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德国研究中国的领域、内容都有巨大的扩展，而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更是当前的热门话题。

在论及德国的汉学研究状况时，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值得认真加以关注，他一般并不被人们视为汉学家，但他有关儒教的论述却在西方世界具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马克斯·韦伯。韦伯(1864—1920)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在他的三卷本著作《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一卷中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包括《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在前者中，韦伯论述了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发展，而在后者中，韦伯以前者中所提供的资本主义的“理想型”为参照系，试图论证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这五个东亚国家和地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同为儒学文化区、具有儒学文化传统背景、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传统的儒学世俗伦理深入民间，构成思想文化的一大要素。东亚经济的成功动摇了韦伯的理论，使人们重新审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并加以正面评价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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