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苏联模式”吗

建国初期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通常被认为是对前苏联高等学校体制的全面模仿。对这一问题，多部著作或论文都持一致看法，即认为20 世纪50 年代初新中国举行的一系列院系调整，是在学习前苏联经验这一政治决策基础上进行的教育调整。但是，的确如此吗?

一、院系调整是照搬前苏联模式的结果吗

院系调整是照搬前苏联模式的结果，这一说法，溯源则或出自原高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总结1949 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时的讲话: “中央人民政府于1952 年暑假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工作，依据前苏联高等学校制度，从庞杂纷乱的旧大学中取消院的一级，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系科独立建院或与原有同类学院合并集中，并根据培养国家建设各项专门人才的需要． 结合各校师资设备等条件，普遍设立各种专业，根本改变了旧的高等学校设置混乱、系科重叠、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而使学校系科专业设置成为新型而能有效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途径。”

对于“前苏联高等学校制度”，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 50 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将“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大学制度”概括为: ( 1) 单科大学与文理科综合大学构成的大学体制; ( 2) “大学—系”、系内设专业、教学研究组的大学内部组织结构; ( 3) 以专业为中心、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 ( 4) 重视政治课教学。以培养专门人才为基本目标的课程体系。

然而，前苏联模式确实如此吗? 和解放前中国参考的美国综合性大学模式相比，前苏联大学的设置确实显得较为专业化和理论化———由于宗教传统不同，俄罗斯在中世纪没有出现类似西欧的教会大学，因此俄罗斯在18 世纪以模仿西欧的方式建立起本民族的大学，1755 年成立的莫斯科大学，设哲学、法学、医学三个系，除因东正教教士的培养主要在修道院进行因此没有设立神学系之外，其它系科的设置与当时西欧的大学并无不同。在随后一个多世纪里，因学术自身的发展，在原有的哲学系的基础上，历史、数学、物理等专业逐渐分别独立建系。1930 年起，医学系从大学中分离出来独立建校，因此，前苏联大部分的大学的学科设置，按照解放前中国的院系设置，大体只相当于文、法、理三学院的范围。而中国在20 世纪50 年代初院系调整，也将大量原来的综合性大学的医、工、农、商、师范学院从大学分离独立或与同类学院合并建校，只在原有综合性大学保留文、法、理方面的学科，很自然地被认为完全是由于模仿前苏联大学设置的考虑。

实际上，前苏联似乎并不存在一个明确地将大学分为文理科综合大学和单科大学的硬性规定。如医学学科，虽然前苏联大部分大学确实没有设立医学系，但1940 年并入前苏联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大学，始终保留着医学系。而东德地区，如柏林洪堡大学等原有医学系的大学，也并未在完全由前苏联的驻军和专员主导与控制下进行“民主改革”中按照某种假想的“单科大学与文理科综合大学构成的大学体制”原则进行改造和调整。总之，虽然卫生部领导的独立医学院为前苏联高等医疗教育的主体，但仍然有少量医学系保留在综合性大学之中。

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前苏联对大学“综合性”界限的态度。德国的高等教育传统是由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等进行培养工业技术人员， “古典大学”则侧重学术和理论研究，然而，罗斯托克大学于1949 年成立了农学，次年又成立了造船工程学院，首开德国古典大学成立工科系科的先河。虽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于1949 年10 月成立，但苏军占领当局仍然以“苏联监督委员会”的名义继续存在，考虑到20 世纪50 年代东欧的政治生态环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教育改革举措不大可能是在未得到前苏联“顾问”的许可下进行的。

总之，虽然前苏联大学确实以文理法科综合型大学与单科大学为主要构成形式，来华专家也将这种构成形式作为前苏联高等教育的主要特征介绍给中国，但从实际情况看，这种特征在前苏联并不是一种不可逾越的绝对规则。而当时中国国内对这一情况似也并非一无所知，20 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国内，亦有高校教师指出，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原没有工科系科，但就在近期成立了具有工科性质的物理技术系，以此为依据对院系调整时一刀切的做法表示质疑。86 同时，尽管前苏联专家在介绍前苏联高等教育情况时将法律也定义为“不应属于大学”而应当成立单科性学院的系科，但实际院系调整之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仍然如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一样，继续设立着法律系。

所以，中国在20 世纪50 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虽然确有大量借鉴参考前苏联的情况，但若将其原因简单概括为“移植” “照搬”前苏联模式，似乎也并不完全恰当。以文理法科综合型大学+ 单科大学为原则进行全面院系调整，更多的应该还是当时中国教育决策者认为此种构成方式最为符合其需要的结果。

二、是院系调整摧折了大学精神吗

对于院系调整的评价，20 世纪50 年代中前期是全面肯定，1958 年起开始有所反思，从20世纪80 年代起至20 世纪90 年代，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对院系调整总体给予肯定，认为院系调整在扩大高等专业人才培养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方面，起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指出在具体院系、专业、人员调整方面由于仓促或武断，造成不少失误。而目前各大学撰写的学校史志，对本学校在院系调整中的情况，大体也是持这种态度，唯或出于为本单位考虑，通常更多倾向于强调本单位在院系调整中受到的损失，而对从其它学校抽调并入本校的院系在加强本校这一领域教学科研实力方面则往往有所淡化。

进入21 世纪之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对院系调整采取近乎全面否定的态度，如认为院系调整“极大地削弱了我国大学教育的文化基础，导致我国大学毕业生缺乏对国内外文化的了解和基本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情操……”甚至称院系调整为“大学的终结”，以为“完整意义上的大学，自此从中国历史上基本消失。世人所谓大学，实质上不过职业培训、技术培训学校而已。”无可否认，20 世纪50 年代以后，中国大学生接受的人文教育熏陶确实不足，而高等学校课程设置则过分狭隘化、片面化，然而，将这些归咎于院系调整，笔者认为有失公允。

毫无疑问，理工农医等科的大学生也需要接受一定程度的人文课程教育，然而，把未能实现这一点归因于单科性高等院校不再有人文社会科学院系，实在是一种缺少基本逻辑的说法。

类似的逻辑也被泛化使用在院系调整时对各综合性大学工学院的分离上，认为成立以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为目的的综合型或单科型工学院，不但造成工程技术人员缺乏人文素养，甚至还认为由于“理工分校”，造成了工学院学生自然科学基础的欠缺。然而，在前苏联，跨校听课其实是十分普通的情况，20 世纪50 年代中国留苏学生中，后来的国家科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宋健，就曾一面求学于包曼高等工学院，一面就读莫斯科大学夜校数学力学系。而翻译家白嗣洪，也曾在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攻读苏联文学及戏剧的同时旁听列宁格勒戏剧学院戏剧学系的课程。然而中国进行院系调整之后，很多文理综合型大学与综合性工学院，其实往往相距不，有些甚至不过一墙之隔，但却彼此不相往来，那么这种在教育上造成割裂的，究竟是院系调整，还是别的什么?

又如，有观点认为独立的医学院，不但缺少人文社会科学环境，而且缺少理科研究的支持，以为只有如美国式的医学院附设于综合性大学的方式才是完美的。然而，弗莱克尼尔报告提出后的美国将专业医学教育作为研究生教育，医学院的招生对象是已经在本科阶段完成文理基础教育的大学毕业生。而这种组织情况，在院系调整前的中国也是不存在的，解放前中国的医学教育，仍然是建立在本科阶段就已确定作为医生学习的欧洲大陆医学教育方式，在院系调整之前，由于校舍和附属医院地理位置等原因，即使是附设于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也往往与大学其他院系并不在一地，并拥有相当自主权，以1928—1932年之间的中央大学医学院( 后来独立建校为上海医学院) 为例，经院长颜福庆的争取，学院以“经济委员会”的形式行董事会之责，实际独立掌握学院的财务与人事大权，所谓“有了经济委员会的架构，医学院得以相对独立于南京的大学本部。由于地理位置也相对独立，使这些独立性更加凸现。”而从结果论的角度，当时中国最高水准的医学教学机构中，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均为独立医学院。至于对未来医生的人文素养、科学基础的培养，按照中国小儿神经学科的开创者左启华对于留苏学习的回忆是，“苏联的医学教学不是把学生限制于医学本身，而是扩大到生物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广泛的学科领域。比如，学校要求医学生必须修读人文科学的课程，这对培养医学生的综合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显然，至少医学院独立建制这一行为本身，并不足以成为造成医生在知识或精神方面必然狭隘片面的原因。

实际上，作为近现代大学源头的教会大学，长期是神学、哲学、法学、医学四个系科，只是到了19 世纪，而且很长时间内也仅仅是在美国，大学才将工科、商科、农科等领域包容进自己的课程设置，形成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然而，如果认为只有综合性大学才能给予学生充分的人文熏陶、才能培养出大师而非匠人，那么，18、19 世纪，法国和德国在科学上的领先优势、在各个领域出现的璀璨群星，又如何解释呢? 或者说，美国综合性大学工学院、农学院、教育学院培养出的工程师、农艺师、教师们，相对于那些在法国、德国，以及后来前苏联的高等工业、农业、师范学校毕业出来的同行们，真得就具备了更多的人文修养、更全面的知识基础吗?

或者说，当将问题简单地归咎于院系调整，归咎于大学不再综合的时候，是不是反而导致了对问题真实原因的忽视呢? 比如说，大学课程的单一化、狭隘化，究竟是“模仿前苏联”进行院系调整的结果，还是在专业课程无法减少、政治课程还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把前苏联五年制课程压缩到四年制的结果呢? “重视政治课教学”被视“前苏联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然而20世纪50 年代中国留苏学生对前苏联大学政治教育的回忆却是“我的一个要好的苏联同学常这样对我说‘你们的政治学习就像我们的跳舞，你们的跳舞就像我们的政治学习’……我有时与那个要好的苏联同学谈论政治学习与跳舞问题，一次我问‘为什么你们很少政治学习，共青团活动基本上是组织到郊外旅游和一年十二个月轮流给大家过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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