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中国与欧洲交往源远流长，但在欧亚两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希腊—拉丁和基督教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两种不同的精神文化成果，这两种文化在历史上首次开始真正的交流应是在新航路开辟后的明清之际，架起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精神上交往与沟通桥梁的，则是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出于宗教热忱和献身宗教的精神，为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中国，也把自己送到了中国。为了在传教中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消除中国人对西方宗教的隔阂和疑惧，他们往往以西方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地学，军事技术等近代科学知识作为传教的媒介，从而在客观上承担起西学东渐文化大使的历史使命。

从16世纪开始，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就来到了中国，实现了自《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起在西方社会中所激起的对东方的向往、憧憬和追求。在明清之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利玛窦无疑是一位最为重要的人士，他所确立的知识传教政策对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局面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583年到1610年，利玛窦在中国的二十八年岁月中，能够携带着西洋文化进入宫廷和士大夫群，在中国的士林名流中觅得知音，建立了以往任何传教士都无法比拟的极为广泛的社会联系。利玛窦之所以能立足于中国上流社会，使中国的士人阶层乐于与其交往，主要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利玛窦深深意识到，他所接近的中国民族和中国社会，已经具备高度的精神文明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就“政治制度和学术名艺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看成野蛮人，而且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利玛窦中国札记》（上）第13页）。要想使西方的宗教思想被崇尚权威和正统思想的中国士人所接纳和理解，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他一方面尽力使天主教的礼仪适应中国的社会习惯，寻找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切合点；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确立的知识传教政策，因为他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尊重学问和知识的国度。因此他在传教时尤其注重数理科学知识的传播，往往将西方的天文、地学、物理等科学知识作为与中国文士、朝臣、宫室结交的晋身之阶。正如他们所认识到的“中国士大夫对基督教的最初印象，与他们生活中的科学知识密切相联，然而科学的卓越成就还具有另外一个效果，导致他们接受一个外国人新信仰所必须的谦恭，以便使这个傲慢的民族减轻其心理优越感的枷锁。”基于以上认识和策略，因而使他在西学东传方面能够取得很大成功。

1584年，利玛窦在肇庆制作了第一幅世界地图，即《坤舆万国全图》，后将它进献给明朝神宗皇帝，图中绘有经纬度数、赤道、五带及注有各国风土异俗，首次在中国人面前展示了世界全貌，并向中国推介西方的天文历算、机械工程、军事技术等。时人冯应京以钦佩的口吻说：“利子周游八万里，高测九天，深测九渊，皆不爽毫末。”由此，科学知识成为西方传教士开启中国士人精神世界的钥匙，也成为西学东传的引子。

明清之际的文士当中，有不少人信奉了天主教，其中最著名的为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延筠。导致士大夫信教的重要根源是西方科学的吸引力，从十六世纪利玛窦来华开始到十八世纪末，耶稣会士在传布宗教神学的同时，译介了相当数量有关天文、舆地、数学、物理、医学、植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的著作。有中文可考者，约计370种左右，属科学者120种左右（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卷4下册P1246、P1255）。“西学”这个词，正是伴随着这一活动而来的，从传教士一开始译介西学的同时，中国奉教士大夫出于经世的考虑予以积极的合作。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含有西方严谨逻辑推理科学方法的《几何原本》；李之藻与利玛窦合作撰写了《同文算指》，陕西人王徵（教名斐理伯）与教士邓玉函合作译绘《远西奇器图说》，以介绍西洋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而为学术界所推重。李之藻在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时，出于匡时济世的苦心，曾上《请译西洋历史等书疏》，欲破启锢闭，全面引入西学，他在上疏中写道：“……其书非特历书，又有水法之事，机巧绝伦，用之灌田济运，可得大益；又有算法之书，不用算珠，举笔便成。又有测望之书，能测山岳江河远近高深，及七政(注:日、月、金、木、水、火、土)之大小高下，有仪象(注：天文)之书，能极论天地之体与其变化之理……格物穷理之书，备论物理事理，用以开导初学，有几何原本之书，专究方圆平直，以为制作工具本领。可见其对西学之推崇备至（以上摘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P150页）。

徐光启、李之藻采西学的主张，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但由于朝中保守势力的排外和责备，刚刚吹来的西学东渐之风，在一派反对声中趔趄前行，但它却真实地反映出明清之际先进的中国人士，从华夷之见中探出头来接纳新知识的开明和勇气，为中国科技发展注入新的生机。

明清之际，向中国介绍西方军事火炮技术和天文历学知识，取得重大成就的有耶稣会士汤若望、南怀仁等。

明朝末年，明廷为与东北满清抗争，亟需新式的军事技术，当时只有西方传教士能够向中国介绍和提供关于西洋火炮的新技术，西方耶稣会出于宏教的愿望，也极为有意将西洋火炮技术引入中国，以争取中国朝廷对传教工作的认可和支持。在所有来华耶稣会士中，以汤若望的铸炮业绩最为卓著，据载：1642年7月，崇祯皇帝通过兵部尚书密令汤若望铸炮：“要把七十磅重炮改为四十磅的小炮，所需材料铁、铅、红铜、技工，还有炮厂（设在皇宫内一大广场）都已备好，汤只得应命。……汤若望共造了二十尊大炮在离城四十里大广场上实弹射击。太监和军官们远远站着，不敢近前，发射一次成功，全场欢腾，采声四起。”（魏持《汤若望传》P162-P164，1949年商务印书馆）西方传教士除以军事学、火炮技术贡献于朝廷 ，还以天文历算学知识进呈，耶稣会士汤若望在清兵入关以后，在推介西方天文历算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与成就。中国历代王朝，在天人感应思想的支配下，将天文历算视为通天和通神的重要工具，为此设有专门的机构钦天监等从事相关职事，中国的天文历算，不仅包含自然科学内容，也含有选择吉期等更要人文社会因素，明末利玛窦来华时，钦天监以两百多年未改之《大统历》屡推日食不验，利玛窦即建议大可籍西方天文历算之长为明朝推测天象，但未获准。崇祯二年。钦天监以《大统》《回回》历推算日食皆失误，大学士徐光启以西法推算独验，皇上乃命设立历局，命光启督修历法，徐光启引荐来华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等进入历局，推行改历行动，开明末西学东渐之先声。清军入关`后，汤若望仍籍西方科技服务于新朝，1644年9月出现日食，汤若望的比汉人及回回历官都准，年底清廷准用西法，由汤若望出任钦天监监正，这样在短短数月之间，即废止了有近两千年传统的中国历法，开启了中国天文学史上的新时代。继汤若望之后，耶稣会士南坏仁由于精通西洋历法和铸造西洋火炮技术，再入钦天监掌管历法修订工作，且深得康熙皇帝赏识，康熙以南怀仁为密友，甚至于“当皇帝情绪不好时，只要一看见南老爷，情绪立刻就转过来了。”在南怀仁影响下，康熙对西学有了深刻印象，他把洋教士请进宫中，向南怀仁学习天文历算，向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学习几何学，对西洋的地理、医学、哲学、音乐、绘画已无不涉猎。他曾两次差传教士回欧洲招聘科技人员来华，并希望教廷派精通天文、律例、算法、内科、外科人员来华。康熙学习西学，提倡西学，与把西学骂作“奇技*巧”的守旧派官僚不同，对西学采取较开明的态度，因而在康熙年间，西学东渐，洋为中用，曾一度蔚然成风。

明清之际，在一批注重学术教育的耶稣会士和中国信奉西教士大夫的推动下，在中国学界出现了一股西学风潮，它在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清新气息的同时，也引起了中国各阶层保守人士的竭力反对，因为传教士们所宣扬的基督教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毕竟有着很大的差异和分歧，而他们传播的科学知识仅是传教士们传教的辅助活动，更基于传统的华夷之见，清初的保守派官员杨光先提出“宁可使华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高调，向西方传教士发难，后由于西方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进而扩大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习俗和文化的歧异，1704年罗马教宗克勤门十一世发布上谕，明令中国信徒禁止祭祖祭孔，干涉中国内政，引起罗马教廷与满清王朝廷之间教权与皇权的对歧与冲突，到雍正皇帝时终于颁发了禁教令，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逐渐被禁止，由此开始了120年的禁教时期，经西洋传教士吹起的“西学之风”也渐趋衰落下去。

明清之际西方宗教借科学与学术面目的传播经历，西方传教士在宗教、哲学、语言、天文、舆地、数理、医学、工程、军事诸方面留存的种种著述，如流星过夜天，其影响总体上是微弱的，正如近人蒋延黻说的：“在朝廷方面 ——无论是明清——外国传教士的地位是一种技术专家的地位、朝廷所以用他们，不过因为他们能改良历法及制造佛郎机炮和红衣炮。……我们从乾、嘉、道、咸时代的艺文著作里，能找到多少西洋科学方法及科学知识的痕迹呢？”（《蒋延黻选集》文台出版社1962年P536）但由这些热衷于宗教的传教士们带来的西学之风毕竟也产生过明亮的火花，给以八股取士制度下僵化陈腐的中国学界、文化思想界带来了一缕清新之气息。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辈有志于匡时济世的士人，接受了西方的信仰，也接纳了西方的学术，及西方宗教的献身精神，把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和中国传统的经世思想结合起来铸成了明清之际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特有的社会历史内涵，只可惜这些竟未在我国引起一种精神运动，我国的文化依然保持了旧观，随着清朝的百年禁教历史，中国的知识界更加闭塞，迂腐和落后，这是文化的悲哀，也铸就了民族的悲哀。

2006年9月20日

一九一八年四月，常武地区地方商会、市公所、乡公所、公款公产管理处联合具函，推派钱琳叔为代表，专程至无锡普仁医院，请求在常州设立分院。

一九一八年五月，芮真儒来到常州，与各公团磋商开办事宜。经过商讨，议决暂借旧阳湖县署部分房屋作为院址，定名为“武进医院”；开办经费由教会与地方公团各半负担；常年经费除医院收入外，地方每年拨款一千元，不足部分由教会补贴。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日，美国教会正式委派芮真儒为院长，段彦琛为副院长，与宣教士施密德一起来常。原先设在旧阳湖县署内的第一女子学校，迁入白云渡旧育志学舍内。经过二十多天的整理修缮，购置木床三十张及一些零星器具。以“文昌阁”等楼房、平屋三十余间，因陋就简地布置了临诊室、割症室、药室，化验室、消毒室、重症病房等。

一九二一年，医院董事会集议，大家认为医院借用公处终非久计。遂由地方各公团提议，经财政部核准，允许医院使用旧阳湖县署全部基地，基地上原有房屋八十余间，由“监理公会”出资约六千元购进。

—九二六年下半年搬迁至局前街“同善社”址内，基地及房屋二十多间全部划归医院。至此，医院基本成形。

—九二六年，临时医院直接附设于武进医院内。一九三〇年后，地方上不再提及“临时医院”这一名称。

—九二三年六月二十日，芮真儒在《新武进》报上登载要求惩处的声明，此工程才得完竣。一九二三年四月，鉴于不治身死者家属在医院内随地焚化冥仪，有损医院观瞻，于是在警察所后面西首空地上，建造平房两大间，西横眉额题为“慎终堂”，地方人士称为“太平间”。此后几年内，医院还先后建造护士长住宅、护士学校教室、护士宿舍、医生职员住宅等用房和水塔。

一九二九年，武进医院的建制正式得到政府注册。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芮真儒院长因患斑疹伤寒，在苏州博习医院病逝。博习医院遂派苏迈尔医生前来代理院长。一九二五年六月，美国“监理公会”派美籍医生贝德来院担任院长。

一九三一年冬季新院破土动工。一九三三年夏，病房大楼、门诊楼两工程基本完竣。常州书法家唐驼书写的“武进医院”四个大字镶嵌在门楼正中。因捐款之故，曾题名为“史蒂文逊”纪念医院，上报材料则称“江苏常州武进医院”，但这两个名称均未通用，仍以“武进医院”为人们所熟知。

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下午二时，医院举行开院仪式。

一九三五年，苏州博习医院苏迈尔院长病逝，武进医院副院长赵乐门调苏州接替当院长。卫斯德(美国人，护校校长助理、副总护士长)亦调去当总护士长。一九三六年夏，贝德再次例假回美国，院长由华克门代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农历十月二十），日军侵占常川。从此武进医院沦陷敌手，进入了一个动荡的阶段。

一九四二年八月，日军突然占领医院，强令医院人员限期离院，所有物资不准带出。并将医院改为“二十七师团第四野战医院”。

一九四五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党政府宣称：“本邑武进医院暨院内一切设备，自敌军缴械后，由军政部常锡接收组彭组长派员封存。”当时，前来正式接收的是“军政部京沪区特派员办公处常锡接收组”彭鼎宣、胡祖乾，日军移交者是“第二十七师团第四野战医院”院长陆军军医少佐林二郎。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福士德来院复任护士长。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贝德应召回美国另有任用，由杨堃代理院务。七月份，杨堃赴美学习，教会聘请湖州福音医院院长翟培庆代理院务。

建国后至一九八四年，医院稳步发展，逐步加强了基础医疗建设。 1984年，医院正式启动各项改革。按照上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部署和要求，改革领导体制，明确党政分工，实行院长、科主任负责制；改革分配制度，打破原有奖金发放“大锅饭”模式，实行按不同工作内容的岗位责任制经考核后发放津贴和奖金；改革职工公费医疗制度，采取个人包干、结余归己的方法，有效遏止公费医疗费用逐年上升和药品浪费；在业务部门则选择性地试行护理责任制、口腔技术经济责任制和制剂承包责任制的改革。

1988年，改革党群工作机构设置。1989年，全院实施目标责任制管理，实行科室自查、大科检查、院部抽查的三级质量控制考核，有效提高医疗质量和工作效率；1989年，医院承办“全国强化医疗质量管理与医院经营机制研讨会”，卫生部有关部门领导先后到院调研改革和发展情况。

1985年，新建外科大楼竣工。在普通外科基础上，开设泌尿外科、神经外科、心胸外科、骨科和男、女普外等专科病区，使全院外科系统病区规模和床位得到扩充和调整。各病区专设后疗室，配备专科医师，实行专科分科值班，使夜间急诊病人就诊安全系数有了明显提高。

1986-1990年，医院连续5年获“省文明医院”、“市文明单位”称号，多次被市委、市政府授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单位”、“普及法律常识工作先进集体”、“保密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以骨科主任医师、优秀***员严东方先进事迹为题材，医院专题拍摄的电视片《情系病人》先后由省委宣传部授予全省党课电视片观摩一等奖、卫生部教育司授予全国卫生系统思想政治教育及医德医风教育电视片展评三等奖。

1994年12月被评定为全省首批9所“三甲”医院之一，也是当时全省地市级综合性医院中唯一的三级甲等医院；1984年，常州一院还首次荣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1995年初，在市委、市政府和卫生局的关心支持下，常州一院在三级甲等医院的平台上创建医学院附属医院。

1995年12月26日常州一院挂牌苏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在省内首创领导体制、隶属关系及经费渠道不变的异地非直属医院管理体制，双方本着“平等互惠、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提高”的方针进行医教研全方位的合作。至此，医院教学科研与临床医疗比翼齐飞，两者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呈现出新起点、新平台引领新一轮发展的勃勃生机。

1995年，新建主要用于病人输液的药房楼，有效缓解输液场所紧张的矛盾。1996年，全院增加绿化面积2000多平方米，获“常州市绿化达标单位”称号。1997年，重建医院正大门，修建主干道1400平方米，对原有病房全部重新粉刷、油漆，外科大楼各病区增设病员浴室，基本解决病人洗澡难问题；新建总建筑面积为4486.24平方米的6号病房楼，一年后竣工使用。1998年，院内路灯全部设置新的照明光源，铺种草坪1600平方米，污水处理排放达标并获市先进单位称号。1999年，启动筹建综合病房大楼。

2000年，医院业务总收入达2.74亿元，比1995年增长1.8倍，比1990年增长9.1倍；医院固定资产总值1.65亿元，比1995年增长2倍，比1990年增长11倍。成绩的取得受到省卫生厅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两次被授予“江苏省文明医院”称号，并先后被评为“江苏省行风建设先进集体”、“江苏省卫生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

2000年8月1日，常州市正式启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常州一院被确定为首批定点医疗机构。

2002年11月，总建筑面积45456平方米的综合病房大楼建成试运行，为当时省内一流、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现代化病房大楼。

2003年，新建直线加速器机房投入使用；同年，在综合病房大楼西侧新建总建筑面积5650平方米的集信息管理、行政办公、学术报告厅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楼，该楼宇设有与苏州大学图书馆联网的电子阅览室及文献检索利用系统等，为促进医院临床教学、开展基础医学和临床研究提供快捷、方便的创新平台。2005年4月10日，由市政府批准并列入重点工程项目的新门急诊综合大楼奠基。2006年，按照市政府统一规划，常州卫生学校、常州市中心血站的土地房屋全部有偿转归医院。

2004年，开设近70张床位的放疗病区，医院肿瘤放射治疗步入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的平台。至2008年，全院医疗设备固定资产总额2.49亿元，拥有万元以上医疗设备1470台（套），10万元以上医疗设备337台（套），100万元以上医疗设备31台（套）。

2005年，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常州一院具备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

2006年底，在省厅对全省36所三级医院出院病人满意度函调结果中常州一院排序第9位、在全省10所基本现代化医院中排序第2位。

2007年，常州一院被省卫生厅确定为首批开展人体肾脏移植、非血缘造血干细胞移植和采集以及心脏疾病介入诊疗资格准入的医院。

2007年度省卫生厅医学新技术引进奖共28项一等奖中，常州一院获得5项，在全省各医院中名列第一，这些奖项大多是与国外合作的成果。常州一院“中美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开展“儿童认知功能发展的神经电生理及临床应用的研究”，2008年获得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国家卫生部共同设立的宋庆龄儿科医学成果奖。

2008年5月，门急诊综合大楼竣工交付使用。该项目由上海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总建筑面积68293平方米，其中地面主楼20层、裙楼5层、地下1层，充分体现人性化、集约化、职能化、生态化的现代化医院建筑要求。

至2008年底，全院职工2013人，其中卫技人员1484人，占职工总数73.7%。卫技人员中正高级职称90人，副高级职称256人；具有硕士以上学位225人，占医师总数37.8%，其中博士32人；护理人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718人，占护理人员总数77.8%。在编87名工勤人员中，技术工人占97.7%，其中高级技师2人，工人技师11人。高层次卫技人才中入选省“135工程”重点人才培养对象2人，省“333工程”培养对象12人；被评为省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7人，由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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