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学制与现今有哪些区别？

你要的应该是是民国初年的，那应该是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把1922的壬戌学制也放上来了。

民国时代，正式颁布过两次学制，即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和1922年的壬戌学制。

一、壬子癸丑学制

民国元年（壬子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改革了清末1902年制定的壬寅学制，次年又作了部分修改，合称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批判了清政府的“忠君尊孔”的教育思想，提出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方针。它既有资产阶级教育对道德的要求，又反映了儒家之美、恕、仁的道德意识。在壬子癸丑学制中提出的许多改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进步要求。主要有：(1)废止小学读经，禁止使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废止给毕业生奖励出身的制度；(2)缩短了普通教育的学习年限，把原来壬寅学制中初等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中学5年改成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中学4年，即缩短了3年；(3)开始承认女子受教育的权利，提出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可以设立女子中学和女子职业学校。除直系教育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系统。师范教育有中、高两级，均是本科3年、预科1年；实业教育分甲、乙两种，均3年毕业，分农业、工业、商业等类，所居地位为初等和中等两段。实业教育与师范教育比较起来，实业教育的要求较低，仅相当于三年制的高小和四年制的中学。另外还有补习班与专修科和小学教员讲习所等，是上述各校附设或特设的。

在推行壬子癸丑学制的同时，教育部又于1912年九十月间颁布了《大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设置、入学条件等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中学校令》提出中学教育的宗旨为：中学校以完足的普通教育，造成健全的国民。规定学习的科目有生物、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这样，课程的门类比过去合为一门就增多了，而中小学学习的年限却缩短，就使学生同时学习的课时增加。另一方面，中学生毕业后不可能全部升学，这时学生年龄尚小，缺乏参加工作的能力。这样的学制，对中学毕业后的出路带来了问题，就需要设法解决。

在《大学校令》和《专门学校令》中提出，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以应国家需要。这是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又规定大学设评议会和各科教授会，审议全校各科教学和其它重要的教育问题。这清楚地体现了教学民主和高等学校里以教学为主的精神，是十分重要的。对清末学制中在大学以上的通儒院改称为大学院，相当于后来的研究（生）院。大学分为壬子癸丑学制图文、理、法、商、医、农、工等科，并以文、理两科为主。凡只设法、商而不设文科者，不得称大学；只设医、农、工科而不设理科者，也不得称大学。各省已办的高等学校程度不齐，教学上有困难者可改为预科，附设于大学。这些改革和规定，确实有利于保证教学质量，也有利于物理教育的发展。另外，在《大学校令》中又提出，除高等师范学校外，其它各级各类学校，均可允许私人或团体开办。这项措施，一方面为此后的教育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为外国教会在我国开办学校提供了依据，而且日益扩张，造成了丧失教育自主权的后果。

二、壬戌学制

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主要精神是废止读经尊孔，这是一次很重要的改革。但是这个学制所采用的学校系统是以日本学制为蓝本的。由于政治局势的影响，在执行中又出现了几次复辟倒退。有些已经废除的内容又卷土重来。从民国元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八年中，发生了袁世凯、张勋，段祺瑞的三次复古活动，总是含有恢复读经尊孔的内容，而削弱自然科学的教育。他们的反动措施，不断地受到革命人民的批判和抵制。此时，留美学者回国的日渐增多，美国教育家杜威和孟禄相继来华，美国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逐渐引入我国。国内各教育团体在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推动下，提出了许多改革的要求。对壬子癸丑学制中存在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91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二届年会上，讨论后指出两个问题，一是壬子癸丑学制所规定的中学学习年限为4年，而《中学校令》中规定的教育宗旨是要求给予“完足的普通教育”，这是难以达到的。而且中学毕业后继续升学者仅占十分之二三，又无法补足其缺失。二是由于学习年限太短，学生在校时缺少谋求职业的训练，毕业后就缺少就业的本领，因此，中学毕业后在升学、就业两方面都感到困难。为此建议教育部改变普通教育的宗旨，由“完足的普通教育，造成健全的国民”，改为“以完足的普通教育为主，而以职业教育、预备教育为输。”教育部接受了这个建议，于1917年3月通令全国普通中学增设第二部，招收志愿于中学毕业后就业的学生。课程设置可以酌减而增加工业、农业或商业的课目。这一增设第二部的办法，是对壬子癸丑学制关于课程过分划一所作的变通。然而，执行这种变通办法的学校很少。原因是，进入普通中学的学生，不愿选择这种职业性质的学科，而且学校又需要增添教师和设备，就是增设第二部的学校，也仅开商科，因为开设商科，不需要增加多少设备；有些已经进入第二部者，又请求转入普通科。因此，这种变通办法，并不能解决普通中学存在的问题。本来，国外的中等学校并不是采取统一的模式的，一般都分为初中、高中两级，各学习3年，美国的初中是普通中学，高中则采取分科制和选课制；德国的中等学校，分文科学校和实科学校。壬子癸丑学制规定中学学习年限只有4年，所以全国教育联合会认为中学学习年限必须改为6年，则上述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因此于1922年（壬戌案）9月提出了《学校系统改革案》称《壬戌学制》，这个改革案于同年11月经大总统批准后公布。

现今的还真的是很难说，大部分的如下吧：

小学的学制六年

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大学学制四年（医学类为5年）

但是有的贫穷的地方不是这样的，而且还有弹性学制。

而且所谓的现今的学制范围也很宽泛，各地的具体实施也各不相同。

我也就只能凭着我的知识尽力而为了，胡言乱语之处莫怪。。。呵呵，算是略尽绵薄之力吧

教育是世纪大业，民国时期教育的许多做法值得今天借鉴。

比如教育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小学、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免学费。”免费师范教育成为当时许多贫困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毛泽东毕业于湖南师范学校。

194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教育宪法，定位准确，要求详细。这里说几条：“教育文化要发展民族精神、自治精神、民族道德、健全体质、科学、生活智能。”“国家应重视各地区教育的均衡发展，推动社会教育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等一下。

例如，教育基金

规定：“边远贫困地区的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给予补助。其重要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可由中央政府办理或补助。”“教育科学文化经费不得低于中央财政总预算的15%，各省总预算的25%，市县总预算的35%。依法设立的教育文化基金和产业予以保障。”业内人士可以对照60年前的这个标准算算今天的账，看看有没有差距。

比如教师的待遇

教育宪法，1927年出版，规定大学教职人员月薪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理教授160元100元。教授月薪最高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20世纪30年代初，小学、中学和小学教师的平均月工资在220元、120元和30元。而同期上海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在15元左右。40年代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的生活，并根据国民经济的进步随时提高他们的待遇。”

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每月2银元，县令每月20银元，小学教师每月可得40银元。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远超县令。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让人汗颜。

比如教育理念。

民国以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是中等教育的代表人物。张伯苓是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他为南开制定了“公道能干，日新月异”的校训：“只有公道正派，才能高瞻远瞩，求人相助。”

张伯苓曾经说过，学生“不仅应该从书本上学习，还应该有课外活动。他们从这里获得的知识比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要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为“育人”创造了载体，如尊业社、艺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社、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

值得一提的是，南开剧团尤其出名，因此有“戏剧摇篮”的美誉。曹禺、黄宗江等人都是从南开走上戏剧之路的。

1934年的课程

例如，教科书

民国教科书的编写有两个特点。一是民间，民间编写教材自主权较大，只能报教育部审批；第二，它的编纂者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一流教育家，如胡适、舒新城、郭炳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澄等。而且他们同意编写小学生教材，自然体现了民国时期教育的基本理念。

比如多元化的教育模式。

当时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

抗战前全国有四亿人口，而当时西部只有一亿八千万人口。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有五千万人。当时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民生产业只占5%，却要养活50%以上的人口。

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当时的国民政府居然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据著名学者何兆武介绍，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读时，大学生不仅免交学杂费，日常午餐也免。如果学生上学仍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助学款毕业后可以不还。

同时，抗战客观上为中国西部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西部各省的基础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

1937年底以来，国民教育部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开办了22所民族中学和3所民族华侨中学，培养教育了10万名“战区流亡学生”。

中国***的许多杰出人才都是由这些民族中学培养出来的，如前国务院总理、中国“两弹之父”邓稼先、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著名诗人何景之、国防科工委主任丁等。

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民族中学于1946年逐步恢复，完成了历史使命，书写了残酷战争时期中国教育的传奇。

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共有8位华人获得诺贝尔奖，其中有5位。)生于民国二三十年代，受民国教育。

但建国以来，高行健是新中国培养的唯一一个学生，他得过文学奖，自然科学奖一个都没有。当代教育是否应该反思？

学民国教育是不是“左”的错误？偷，不！

敢于承认一切优秀的精神遗产，不仅代表着“政治正确”，更代表着一种大胸襟和气度，是一种成熟和自信的表现。

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个非常大的格局，既靠民国初年的儒雅质朴和波澜壮阔的“五四”风，又靠一大批民国文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趣味。它不是一天的工作或一天的努力就能实现的，当代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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