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忧国护民的熊希龄有哪些社会影响？

熊希龄，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湘西凤凰县沱江镇人。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政治、社会影响的人物。

熊希龄生于1870年，湘西凤凰民风朴野，教育本不发达。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从军之时，湘籍大儒曾国藩在湖南创建湘军，提倡文人治军，以理学管治人心，要求军人“上马能提刀杀贼，下马能训练士卒”，在湖南讲教重学于是蔚然成风。

熊兆祥在这种氛围之中，一方面加强自己的修养，一方面着力培养自己的长子熊希龄，希望他以后能够读书成材，光耀门庭。故熊希龄自幼便接受严格的家教，一心向学。

熊希龄6岁在凤凰镇发蒙，据传，他“闻一知十”，《三字经》只用了三四天便背得滚瓜烂熟。因为禀赋出众、好学深思且勤奋过人，熊希龄在少年时代便闻名遐迩，被誉为“湖南神童”。

熊希龄7岁的时候，随父亲回到住在沅州府芷江县熊公馆里的祖父身边，殷实的家庭环境为他求学奠定了基础。

经过多年的私塾苦读，1884年，熊希龄年仅14岁便中了秀才，这不仅对世代行伍的熊家来说十分荣耀，在当时的湘西也是凤毛麟角。于是，熊希龄的父母把他送往芷江县的秀水书院继续深造。

1888年，朱其懿担任沅州太守，他曾在湖南多处担任知府，“所至有政声”，尤以兴学育才为务，深得湖南士绅的尊崇。朱其懿就职后，了解到沅州学风不振，于是决意从振兴本地教育着手。

为造就有用人才，朱其懿延揽通经名宿为主讲，师资雄厚，于是熊希龄立即投考就学。正是在这里，熊希龄眼界大开，除了经史学问有长足进步之外，他特别钟情于历史与舆地，这种修养最终成为他建功立业的基础。

1890年，湖南学政按试沅州，熊希龄名列第一，因此被选调到长沙的湘水校经书院继续深造。1891年，熊希龄参加本省乡试，阅卷官对他的评语为“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这时，熊希龄才是弱冠年华，才名一时誉满三湘。

1892年，熊希龄参加进士考试，会试得中，但由于当时殿试要求馆阁体，而熊希龄此类书法不佳，于是决定暂不参加殿试，先回去练字等待下一次殿试。这样等到1894年，熊希龄终于高中二甲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不折不扣的湘西“凤凰”。

次年，爱才的朱其懿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朱其慧嫁给了自己的爱徒熊希龄。这位贤淑的夫人，成为熊希龄一生事业的知心伴侣。

春风得意的熊希龄，还来不及勾画自己的锦绣未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熊希龄痛苦地发现，读书似乎没有什么用了。恰在此时，湖南巡抚吴大电奏朝廷，请统率湘军入朝作战，清廷当即应允。

熊希龄立即计划投笔从戎，但不久，湘军在对日战场上一败涂地，这一惨痛的失败，让熊希龄从梦中惊醒，他很快转入了要求改革政治的阵营。

1896年，熊希龄给当时的洋务派首领、两湖总督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他本人随后也正式投笔从戎，被张之洞委以两湖营务处总办。

在这个岗位上，熊希龄认识到了当时军队的各种积弊，于是撰写了《军制篇》，强烈要求改革军制，以增强清军的战斗力。

这一军事著作，被时人认为是“于古今中外军事融会贯通”，堪为“中国改革新军的嚆失”。

但当时的环境还未成熟，熊希龄不得不等待新的时机。而此时，熊希龄的家乡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已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这给了他新的舞台。

当时，湖南维新运动的重点是“兴利”、“致富”，而熊希龄认为兴利固然重要，可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强军是必要的保障，他建议在湖南设立枪械厂。

这一建议得到了陈宝箴的高度重视，他认为熊希龄是懂得新政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设法把熊希龄挖到湖南效力。

就这样，1896年秋，熊希龄加入了湖南维新运动的阵营。一开始，熊希龄便被委以筹建枪械厂的重任。当时湖南财政吃紧，而筹建兵工厂是极耗资源的事业，不过，当务之急是改善湖南军队陈旧的装备。

在这当口，熊希龄便想到了任两江总督的湘军大员刘坤一，经过熊希龄等人反复的沟通交涉，刘坤一两度拨给湘省枪支弹药，折合银价达20万两之巨。这么巨大的支持，为湖南编练新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随后，熊希龄又敏锐地把自己工作的重心转入实业。他和叶德辉、蒋德钧等人反复商议，确定了把开办机器制造业和筹办湖南内河航运作为突破口。

他们先是成立了“宝成善制造公司”。但是自从西方列强迫使我国内河开埠之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担心一旦自己开启内河航运，西方势力就会如鬼魅般跟进；除此以外，内河航运还涉及湖北省的利权问题。

但熊希龄和他的同仁据理力争，决不退却，最终说服了张之洞等大员，成功地让湖南内河航运成为事实，并抵制了西洋势力的进入。

其后，熊希龄积极为湖南省矿产资源勘察和开采，以及争取粤汉铁路改道湖南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至此，熊希龄在军事和实业方面的才华和纵横捭阖的手段得到了朝廷的初步承认。

在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为救亡图存，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湖南在这种背景之下，也开始了新式学堂的筹办。

熊希龄作为湖南籍的翰林学士，在办学方面自然是义不容辞。在湖南兴办学堂，最早由蒋德钧在1897年提出，但负责具体事务的重任却交给了熊希龄。

兴学需要两大要件，一是经费，二是师资。由于湖南财政紧缺，熊希龄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到通过提高食盐厘金可以解决，就说通两江总督刘坤一应允了此事。于是，办学经费问题总算有了着落。

后来，熊希龄毅然辞去营务处总办职务，全力投入湖南的维新运动，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报纸《湘报》，这也是熊希龄对湖南新政的最大的贡献。

1898年，熊希龄订立了《湘报馆章程》，规定宗旨为“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并强调“首重知己”，“重在纪实摘要”。

此外，熊希龄还为报馆制定了严格具体的工作制度和管理方法，以提高办事效率，保证报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聘请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何来保、戴德诚、樊锥六人为撰述，唐才常任主笔，另任李维格为西文翻译。

《湘报》于1898年3月7日正式创刊，当时为《湘报》撰稿的除了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外，陈宝箴、皮锡瑞、黄遵宪等人及当时部分时务学堂的学生，都曾在报纸上刊登讲义、论说或其他文章。

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有关团体的章程、朝廷谕旨等在报上也有所反映。这一时期的报馆工作运行有条不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

《湘报》创刊后，先后发表了激进派樊锥的《发锢篇》、《开诚篇》和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等言辞甚为激烈的文章，提出“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改整朔，易服饰，一切制度悉从泰西”等主张。

1898年3月29日，陈宝箴读了《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后，当即转告熊希龄，说该文章“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要熊立即收回救正。

然而熊希龄不仅没有照办，反于4月1日在《湘报》上刊文指出：“虽然易君偏激之言，诚不能为之曲护，而其哀哀长鸣，冀我朝毅然变更，以力持于存亡呼吸之间，实有忠君爱国之忱。”熊的勇气和决心，由此可窥一斑。

此外，熊希龄还积极创办了湖南瓷业公司。1904年初，他赴日考察实业，考察回来，熊希龄两次上书湖南巡抚端方，提出了“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四项措施，得到端方的支持和批准。

1905年，由熊希龄任校长的湖南官立瓷业学堂正式开办。由省府拨银12万两作开办费。学堂设址于醴陵城北姜湾之神农殿。为了加快人才培养，熊希龄将熟练工人编入速成科作短期培训，提高他们的本职工作技能。

他还在学校开设了一个“标本陈列室”，将从各国购买的新式瓷器一一陈列，供学员模仿学习。

为了让学员有一个实际操作的场地，熊希龄在学堂前筹建“湖南瓷业公司”，建立生产性窑场，实行机械制瓷并于当年生产出细瓷。它使学员既有理论知识，又懂实际操作。学校规定，学员毕业成绩优秀者可留在瓷业公司工作，充分调动了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

1906至1907年，艺徒班学员在书画名师指导下，创制出五种高火性釉下颜料，继而在传统青花装饰的基础上，发明釉下五彩瓷器。

这种瓷器以其色彩艳丽，看得见摸不着，不含铅、镉毒以及耐自然腐蚀和永不褪色等优点而领先世界，多次获得世界金奖等，誉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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