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光昌的人物履历

董光昌，教授，出生于1928年1月28日，江西景德镇人。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9年加入中国***。历任浙江大学讲师、教授、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高等学校工科应用数学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高校应用数学学报》主编。偏微分方程、数论、计算几何、数学教育。

董光昌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任3年助教以后，从1953年起担任讲师。1957年至1958年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进修。1978年晋升为教授，1981年由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1979年至1981年，赴美国作访问学者两年。1986年至1994年，相继应邀赴澳大利亚、香港、日本、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短期学术交流与研究工作。他在数学研究和数学教育的园地上辛勤耕耘了50多年，为浙江大学数学学科的全面发展乃至中国的数学事业都作出了贡献。

董光昌几十年来潜心研究，共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4部。“船壳放样的精密光顺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1978年他主持的“船体数学放样”和“数控绘图”两个项目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专著《非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获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优秀奖；《非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理论与应用》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他曾先后任中国数学会第三届、第四届理事；浙江数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CSIAM）第一届常务理事；国家教委理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及应用数学教材建设组副组长；《高效应用数学学报》主编；《数学年刊》、《偏微分方程》等五个全国性学术刊物编委。现为浙江省数学学会名誉理事长。曾被评为全国劳模。

董光昌，父名董世芳，母名余德凤。1928年1月28日，董光昌诞生于江西省浮梁县南安乡横坡岗村，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长。他家原来家境较富裕，由于董姓同宗的另一支仗着人多想侵占他们在景德镇的祠堂，他祖父和父亲被迫打官司进行抗争。过堂在绕州府城，离家180里，往返多次奔波，备极辛劳，最后官司虽然打赢了，但已是家徒四壁，负债累累，只好卖了祠堂还债，并买了几亩薄田种稻，维持生计。他父亲曾想出利用荒地卖西瓜靠卖西瓜籽获利的首创点子并实施，到后来四邻乡亲群起仿效无利可图时只好作罢。他父亲年轻时体弱多病，在多次求医无效后，自己读了很多医书，后来居然治好了自己的病。后来进一步钻研医书，成了当地的名医，周围数十里内的都来找他看病。他父亲便开了一家药店，一边行医一边经营药店维持生活，家境逐渐好了起来，买了房子和田地。他父亲非常支持子女们上学，把赚来的钱全都用在供4个子女读书上。家境的坎坷经历在董光昌幼年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并对他后来的成长有着多方面的潜在影响。

董光昌在他7岁时到离家8里路的私塾读书，后来进了湘湖街南安乡中心高小就读，小学毕业后，在报考省立波阳中学的500多人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他考中学的成绩之所以突出，在于他自学开始的特别早。小学五年级下学期时，有一次将一个有一定难度的算术问题解决了，由此开始对自学数学书本发生了兴趣，就自学六年级的课本，到六年级时已经读了不少中学课本。中学时期，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由于当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交通中断，中学里的图书并不丰富，学校也较闭塞，但他仍然坚持课余自学不间断，阅读了不少数学方面的书籍，如查里斯密大代数和霍尔乃特大代数等。

1946年高中毕业后，他和几个同学结伴沿长江而下到上海去报考大学。在船上，听人说起浙江大学数学系有苏步青、陈建功两位著名的数学家，心想到浙江大学数学系读书对自己将来在数学方面的发展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故在报考其他几所大学的同时又报考了浙江大学，最后在好几所学校都录取他的情况下还是选择了浙大。

考完大学后，因路远不能回家，因而提前若干天来到了浙大。在宿舍里，高年级同学告诉他可到系图书馆阅读，但因未注册需系主任批准方可，于是他找到当时的系主任苏步青教授，给他批了条子，就马上到系图书馆借了书自学。

大学四年及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的两年，学术环境优越，名师陈建功、苏步青都曾亲授一门课并主持讨论班，其他高水平教师的授课，同学、同事间的学术交流切磋，都为他学习数学提供了好条件。同时，由于系图书馆的图书、杂志多，为董光昌课余钻研数学提供了充足的源泉。在这期间，董光昌奠定了一生从事数学事业的基础。

1953年董光昌晋升为讲师，开始给学生上微积分等基础课。由于家乡口音较重，为了让学生上课能听懂，他做了很多卡片，正面写拼音反面写字，练习正确的发音，坚持了一段时间后，他基本上纠正了江西口音，保证了上课质量，受到学生欢迎。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浙大数学系被撤销，教本科的讲师以上教师全部调离浙大，大部分书籍和杂志都调到复旦大学。在此学术环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他在浙大坚持数学研究，做出了成绩，成为国内较早研究数论方面问题的学者之一，发表了一系列有创新的学术论文。他对除数偏差的上界估计改进了前人的结果，并作出一新公式，从而在下界估计、平方平均值的渐进估计方面的出一系列新结果，得到华罗庚，闵嗣鹤等数学家的较高评价，并向国外来访的专家作介绍。这些结果虽然发表于50年代，但在70、80、90年代与国际重要杂志，包括数论方面最高水平的杂志Acta Arithmetica上多次被引用，成为该领域的经典结果之一。为什么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他仍有如此的成绩呢？主要原因是他在大学高年级已自学了Landau的三大本数论名著，对数论知识的了解已达到了国际前沿的水平。

早在1952年，受谷超豪的启发，他想到偏微分方程比数论更接近工业实际，在国家建设中应是更为有用，就开始自学偏微分方程的入门书籍。1954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为各大学能开偏微分方程开设了一个偏微分方程暑期学习班。得知此消息后，董光昌积极争取参加学习，由于浙大数学教研组仅争取到一个学习名额，他和郭竹瑞一起只能以旁听生的身份去北京听课，在数学所张素诚教授家里打地铺，解决住宿问题。1955年暑假，他又自费去北京数学研究所与方程组的人一起继续学习研究偏微分方程。

1956年，周总理在国务院发言，号召全国向科学进军。董光昌希望改善学术研究的环境，向学校写了一个报告，其中叙述了华罗庚、闵嗣鹤等对他的评价，因而被校领导视为新发现了一个科学进军的突出人才，于是向省委汇报，安排他作为当年浙江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向科学进军大会上的第一个发言人，并成为当年省政协的特邀委员。

董光昌于1957年考取了华罗庚的研究生，希望由此更好的改善个人科研条件，但学校领导不愿见到优秀人才离校而不予批准，最后他只好以去北京中科院数学研究所进修的方案作为兼顾学校与个人的解决方法。在北京期间，在偏微分方程的学习上，他听了苏联专家的讲课，发表了关于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的论文。

1957年，浙大数学系恢复，他于1958年返校教高年级学生课程并指导学生毕业论文。1961年，他招收了2名研究生，这在全国是首例以讲师身份招收的研究生，也是对他教学与科研水平的肯定。1962年又招了一名。到1964年共招收了5名。

董光昌在偏微分方程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在亚音速绕障碍物流动问题上，他改进了前人仅在低马赫数（M不超过0.7）情况下解存在的结果，到任何马赫数（M<1）情况下解存在的最佳结果，这就是“空间亚音速流及此边值问题在更高情况下推广”一文。这是董光昌1966年准备在《数学学报》上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由于“文化大革命”直到1979年发表在《浙江大学学报》上。此研究成果在80年代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因而在他到国外访问时，国外的大学给这篇文章专门印了一个单行本。

1966年前，董光昌主要是研究线性方程，如混合型偏微分方程和蜕缩椭圆型方程。1978年后，他则开始研究非线性椭圆方程和非线性抛物型方程，在国内外又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如他在国际上第一次真正证明了具有自然结构条件下完全非线性抛物型方程狄氏问题解的存在性。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1990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1995年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Stanford 大学的D. Gilbarg 教授评价说：“董光昌教授的工作在可压缩流的数学文献中将永远是重要的。”

除了在国内外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偏微分方程的学术论文外，他还先后出版了《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和《非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两部学术专著，这是他多年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成果。《非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一书则由美国数学会列入其专著翻译系列，于1991年翻译出版。美国科学院院士L.Nirenberg教授认为：“该书含有许多很好的与深刻的先验估计，是数学估计的百宝箱。”

在“文化大革命”中，董光昌也受到了冲击，被挂了牌子靠边站，政治上受到歧视，入党转正也拖了一段时间，被归于牛鬼蛇神一类，但他同许多有为的科学家一样，当畸形的政治审查一过，就很快地投入工作。

从1970年开始，他花了近10年的时间研究船体数学放样，是当时六机部（司造船工业）在这方面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之一。1970年，六机部把船体数学放样定为国家造船工业发展的方向，希望将来能使中国造船工业实现自动化，全国不少省市都把它作为研究的项目，浙江省交通厅也不例外，决定与浙大数学系联合研究此项课题，董光昌是该项目的负责人。

开始他和易大义、梁友栋一起到嘉兴船厂实习，向放样工人学习，用木样条与压铁作手工放样，回校后再用计算机计算数据，后来由于学校的计算机无法满足计算的需要，于是又到上海与求新造船厂和交通部船舶研究所合作研究此项目。船体数学放样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是光顺？在此问题一时难于弄清楚时，董光昌的指导思想是数学放样尽量忠实地模仿手工放样，手工放样的自然放，两借借，直尺卡样都作了数学上的模拟，形成为比其他研究课题组更为忠实于手工放样，且为放样工人所喜闻乐见的船体数学放样回弹法。并与1978年，由苏步青推荐到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学术专著《船体数学放样——回弹法》。

在长时间研究船体数学放样过程中，他又花了一小段时间研究数控绘图。1976年，挪威商人来中国，在北京、上海展示他们国家的绘图机时，当场绘出船体线性图与肋骨图。上海造船工艺研究所认为，绘图机是应该买的，至于绘图软件是否要买，要看我们能否在短期内编写出不错的绘图软件。当时董光昌等正带领学生在造船工艺研究所实习，接受了这一尝试性的软件研制任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编出的软件绘图效果优于挪威的软件。先前挪威的表演者十分珍视他们的表演纸带，带不离身，到董光昌研制出我们自己的软件后他们也就不再珍惜了，研究所也不再购买国外的绘图软件，这为国家节省了购买绘图软件的数万美元经费。

1978年，他主持的“船体数学放样”和“数控绘图”两个研究项目都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并且他本人同时获得了在科学技术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奖。

国内的一些科研单位（如船舶工艺研究所）和造船厂（如上海求新造船厂、中华造船厂等），都一直在使用“回弹法”进行船舶线型光顺。为了更加完善并丰富此方面的理论成果，时隔20年后，董光昌进一步发展并提高了上述研究内容，形成了对“光顺”含义刻画更为精确的理论体系。国外著名的计算几何专家A. R. Forrest教授认为：董的线型光顺工作是“数学与计算应用于实际问题的一个典范”。在此基础上，董光昌领导的课题组实现了船舶线型光顺过程的自动化，实际光顺效果超过国内外同类研究水平。

（三）

董光昌先后为本科生开设了高等数学、数学物理方程、复变函数、实变函数、泛函分析、计算方法、混合型方程等课程，为研究生开设了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非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完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粘性解、数据与图像处理等课程。在他近50年的科研与教学生涯中，百折不挠，取得了重要成果，为青年人树立了榜样。1956年被共青团浙江省委选为“向科学进军”的突出代表；1965年作为浙江省劳模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1978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作出重大贡献的优秀科技人员”奖；并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94年又获得了浙江省优秀老师称号。鉴于他成绩显著，1978年由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在改革开放政策贯彻实施的初期，1979年至1981年，董光昌被组织上派往美国进修两年，主要在纽约的Columbia大学与纽约大学的Courant研究所访问。在做出一定的成绩后，Courant研究所的著名教授Nirenberg 提议说，如果（董）能到更多的大学与研究机构访问，一定会更有收获。董光昌便设法与其它大学联系，克服了费用等方面的困难，先后应邀到Wisconsin大学、Minnesota大学、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访问，又在更多的大学与研究机构作学术报告，受到欢迎并拓广了学术交流的接触面。此后，坚持利用各种机会与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成为他在研究工作方面的一种风格。

董光昌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有卓有建树。自1957年浙江大学数学系重建以来，作为数学系的学术带头人，他致力于高层次数学人才的培养。他继承与发扬了老浙大数学系治学严谨、学风淳厚的优良传统，为在数学系形成良好的教学和科研风气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收到成效。60年代毕业生、在海军工作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80年代毕业生、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邀请报告的著名青年学者林芳华（芝加哥大学教授）和励建书（马里兰大学教授），今天所取得的成就都与董光昌的精心培养密切相关。

他从60年代起就开始指导研究生。北京应用物理和计算数学研究所担任重要职务的沈隆均研究员就是他在60年代培养的研究生。多年来，他共培养出博士10余名。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学识、敏锐而又深刻的洞察力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对研究生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培养的博士都已成为学术骨干。其中，洪敏纯一毕业即获得了霍英东青年老师科研类一等奖，边保军、汪徐家也是天元基金项目组的成员。在他的带领下，浙江大学的偏微分方程研究集体已为国内该领域中的一支劲旅。

除了科研和数学方面的贡献之外，他还在对新的学术思想学术界新生事物的判断和扶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1973年，他帮助浙江省科技局解决了是设置通用计算机还是先设置专用计算机的决策上的繁难，对浙江省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再如，70年代他带领年轻人从事船体数学放样和数控绘图等项目的研究工作，率先在浙江大学引入了“计算几何”这一研究分支，这对日后浙江大学建立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起了奠基作用。又如，1994年，他对与应用数学关系密切的非线性科学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信息领域的应用给予了高度重视，先后在《中国科技报》、《浙江日报》、上撰文宣传，并在数学系组建了一支以年轻人为主的队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董光昌是浙江大学高等数学研究所的倡议者和主要创建人之一。他积极争取在数学所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数学博士后流动站，并指导了多个方面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他不遗余力地扶持和提携青年学者，组织开展各类学术活动，不断开辟新的学科方向，为浙江大学数学学科的全面发展和中国的数学事业都作出了贡献。

有关数学家的励志故事（精选9则）

　数学家传记是数学历史发展的载体，数学家成长经历是数学家传记的重要的一部分。数学家的故事你了解吗？下面就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有关数学家的励志故事（精选9则），希望大家喜欢。

　数学家的励志故事 篇1

　陈景润是国际知名的大家，深受人们的敬重。但他并没有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而是把功劳都归于祖国和人民。为了维护祖国的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的名利。

　1977年的一天，陈景润收到一封国外来信，是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写给他的，邀请他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次大会有3000人参加，参加的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数学家。大会共指定了10位数学家作学术报告，陈景润就是其中之一。这对一位数学家而言，是极大的荣誉，对提高陈景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大有好处。

　陈景润没有擅作主张，而是立即向研究所党支部作了汇报，请求党的指示。党支部把这一情况又上报到科学院。科学院的党组织对这个问题比较慎重，因为当时中国在国际数学家联合会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占据着。

　院回答道："你是数学家，党组织尊重你个人的意见，你给他回信。"

　陈景润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决定这次难得的。他在答复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的信中写到："第一，我们国家历来是重视跟世界各国发展学术交流与友好关系的，我个人非常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的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唯一能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利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目前台湾占据着国际数学家联合会我国的席位，所以我不能出席。第三，中国只有一个代表的话，我是可以考虑参加这次会议的。"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陈景润牺牲了个人的利益。

　1979年，陈景润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邀请，去美国作短期的研究访问。普林斯顿研究所的条件非常好，陈景润为了充分利用这样好的条件，挤出一切可以节省的，拼命工作，连中午饭也不回住处去吃。有时候外出参加会议，旅馆里比较嘈杂，他便躲进卫生间里，继续进行研究工作。正因为他的刻苦，在美国短短的五个月里，除了开会、讲学之外，他完成了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一下子把最小素数从原来的80推进到16。这一研究成果，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在美国这样物质比较发达的国度，陈景润依旧保持着在国内时的节俭作风。他每个月从研究所可获得2000美金的报酬，可以说是比较丰厚的了。每天中午，他从不去研究所的餐厅就餐，那里比较讲究，他完全可以享受一下的，但他都是吃自己带去的干粮和水果。他是如此的节俭，以至于在美国五个月，除去房租、水电花去1800美元外，伙食费等仅花了700美元。等他回时， 共节余了7500美元。

　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从国外买回些高档家电。但他把这笔钱全部上交给国家。他是怎么想的呢?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我不能只想着自己享乐。"

　陈景润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谦虚、正直的人，尽管他已功成名就，然而他没有骄傲自满，他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翻过了一个小山包，真正的高峰还没有有攀上去，还要继续努力。"

　数学家的励志故事 篇2

　女数学家王贞仪(1768-1797 )，字德卿，江宁人，是清代学者王锡琛之女，著有《西洋筹算增删》一卷、《重订策算证讹》一卷、《象数窥余》四卷、《术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一卷。

　从她遗留下来的著作可以看出，她是一位从事天文和筹算研究的女数学家。算筹，又被称为筹、策、筹策等，有时亦称为算子，是一种棒状的计算工具。一般是竹制或木制的一批同样长短粗细的小棒，也有用金属、玉、骨等质料制成的，不用时放在特制的算袋或算子筒里，使用时在特制的算板、毡或直接在桌上排布。应用“算筹”进行计算的方法叫做“筹算”，算筹传入日本称为“算术”。算筹在中国起源甚早，《老子》中有一句“善数者不用筹策”的记述，现在所见的最早记载是《孙子算经》，至明朝筹算渐渐为珠算所取代。

　17世纪初叶，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发明了一种算筹计算法，明末介绍到我国，也称为“筹算”。清代著名数学家梅文鼎、戴震等人曾加以研究。戴震称其为“策算”。王贞仪也从事研究由西洋传入我国的这种筹算，并且写了三卷书向国人介绍西洋筹算。她在著作中对西洋筹算进行增补讲解，使之简易明了。王贞仪介绍的纳皮尔算筹乘除法，当时的读者认为容易了解，但与当时我国的乘除法筹算的方法相比，显得较繁杂，因此，数学家们没有使用西洋筹算，一直使用中国筹算法。今天的读者把中外筹算乘除法视为老古董，采用的是由外国传入的笔算四则运算，这种笔算于1903年才开始被使用，故我国与世界接轨使用笔算的历史只有100年。

　数学家的励志故事 篇3

　高扬芝(1906-1978 )，江西南昌人，从小学习勤奋，特别喜欢数学。

　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由于学习成绩优秀，1930年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上海大同大学担任数学教员，后成为教授、数学系主任。在课堂教学中，她遵循《学记》中所说的：“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所以，高扬芝的数学教学一贯是兢兢业业、讲求实效，深受学生欢迎。

　高扬芝长期从事数学分析(旧时叫高等微积分)、高等代数和复变函数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她深知，高等数学比初等数学更加抽象，外行人常常把它看成是由冷酷的定义、定理、法则统治着的王国。因此，高教授常常告诉学生，数学结构严谨，证明简洁，蕴含着数学的美。它像一座迷宫，只要你潜心学习、研究，就能寻求到走出迷宫的正确道路。一旦顺利走出迷宫，成功的愉悦会使你兴奋不已，你会向新的、更复杂的迷宫挑战，这就是数学的魅力。

　她在上海大同大学工作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自身潜在的科研天赋很快被唤醒催发。经过刻苦钻研教材，结合教学实践，她撰写出论文《Clebsch氏级数改正》，1935年在交通大学主编的《科学通讯》上连载，得到同行好评。解放后，她又著有《极限浅说》《行列式》等科普读物多部。

　高扬芝是中国数学会创始时的少数女性前辈之一。1935年7月25日中国数学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举行成立大会，共有33人出席，高扬芝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这次年会上，她被推选为中国数学会评议会评议，后连任第二、三届评议会评议。1951年8月，中国数学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了规模空前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高扬芝出席了大会。她是这次到会代表63人中惟一的女代表。20世纪60年代，她被选为江苏省数学会副理事长。

　数学家的励志故事 篇4

　徐瑞云，1915年6月15日生于上海，1927年2月考入上海著名的公立务本女中读书。徐瑞云从小喜欢数学，读中学时对数学的兴趣更加浓厚，因此，1932年9月高中毕业后报考了浙江大学数学系。当时，浙大数学系的教授有朱叔麟、钱宝琮、陈建功和苏步青。此外，还有几位讲师、助教。数学系的课程主要由陈建功和苏步青担任。当时数学系的学生很少，前一届两个班学生共五人，她这届也不过十几人。

　当时苏步青才30岁，看上去十分年轻，因此徐瑞云的同学中有人认为苏步青是助教，可是听完一堂课后就不住地赞叹说：“想不到助教竟能讲得这么好。”这件事引起知情者的哄笑。徐瑞云在陈建功和苏步青的教导下，勤奋学习，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她的考试成绩经常是满分。1936年7月，徐瑞云以优异成绩毕业了，被浙大数学系留校任助教。1937年2月，26岁的徐瑞云与28岁的生物系助教江希明喜结伉俪。新婚三个月后，徐瑞云夫妇获得亨伯特留学德国的奖学金，双双乘船漂洋赴德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徐瑞云有幸被德国著名的数学大师卡拉凯屋独利接受，由他担任她的数学博士指导老师。当时有不少学生想请他作导师，他都没有同意。而徐瑞云这位东方女士因学习勤奋，数学功底扎实，成了卡拉凯屋独利的关门弟子。徐瑞云主要研究三角级数论。这门学科起源于物理学的热传导问题的傅里叶分析的主要部分，是当时国际上研究的热门之一，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

　徐瑞云为将来能在分析、函数论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废寝忘食，广撷博采，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图书馆里。1940年底，徐瑞云获得博士学位，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数学博士。她的博士论文“关于勒贝格分解中奇异函数的傅里叶展开”，1941年发表在德国《数学时报》上。

　完成学业的徐瑞云夫妇，随即离德回国，于1941年4月回到母校，双双被聘为副教授，正式登上在战火硝烟的大后方培养人才的讲台。在艰苦的条件下，陈建功和苏步青没有中断在杭州时共创的函数论和微分几何两个数学讨论班，这是一种教学相长、遴选英彦的科研形式，徐瑞云也参与其间。1944年11月，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参观了浙大数学系和理学院，连声称赞道：“你们这里是东方的剑桥!”这更加激励了徐瑞云的勤奋工作。她这时教的学生曹锡华、叶彦谦、金福临、赵民义、孙以丰、杨宗道等，后来都成了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1946年，31岁的徐瑞云提升为正教授。

　1952年，徐瑞云调入浙江师院，被任命为数学系主任，从此全身投入了艰苦的创建数学系的工作中。在她的领导下，没有几年功夫，数学系已初具规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第一届本科毕业生约有三分之一考取了研究生。他们系也成为全国同行的楷模，进入全国同行前列。徐瑞云在建设数学系的同时，没有忘记科学研究。她翻译了苏联那汤松的名著《实变函数论》。译本于195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数学家的励志故事 篇5

　苏步青1902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虽然家境清贫，可他父母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学。他在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可量，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苏步青上初三时，他就读浙江省六十中来了一位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数学，而是讲故事。他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使他终身难忘。

　杨老师的课深深地打动了他，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药剂。读书，不仅为了摆脱个人困境，而是要拯救中国广大的苦难民众；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找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求新生。当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一迷上数学，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苏步青只知道读书、思考、解题、演算，4年中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现在温州一中（即当时省立十中）还珍藏着苏步青一本几何练习薄，用毛笔书写，工工整整。中学毕业时，苏步青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甘心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数学家的励志故事 篇6

　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1777—1855年)是德国19世纪著名的数学家、理物学家。高斯不到20岁时，在许多学科上就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对于高斯接二连三的成功，邻居的几个小伙子很不服气，决心要为难他一下。

　小伙子们聚到一起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道难题。他们用一根细棉线系上一块银币，然后再找来一个非常薄的玻璃瓶，把银币悬空垂放在瓶中，瓶口用瓶塞塞住，棉线的另一头也系在瓶塞上。准备好以后，他们小心翼翼地捧着瓶子，在大街上拦住高斯，用挑衅的口吻说道，“你一天到晚捧着书本，拿着放大镜东游西逛，一副蛮有学问的样子，你那么有本事，能不碰破瓶子，不去掉瓶塞，把瓶中的棉线弄断吗?”

　高斯对他们这种无聊的挑衅很生气，本不想理他们，可当他看了瓶子后，又觉得这道难题还的确有些意思，于是认真地想着解题的.办法来。繁华的大街商店林立，人流如川。在小伙子为能难倒高斯而得意之时，大街上的围观者越来越多。大家兴趣甚浓，都在想着法子，但无济于事，除了摇头自嘲之外，只好把期冀的目光投向高斯。高斯呢，眉头紧皱，一声不吭。小伙子们更得意了，他们为自己高明的难题而叫绝。有人甚至刁难道：“怎么样，你智力有限吧，实在解不出，就把你得到的那么多荣誉证书拿到大街上当众烧掉，以后别再逞能了。”

　高斯的确气恼，但他仍克制住，不受围观者嘈杂吵嚷的影响而冷静思考。

　他无意地看了看明媚的阳光，又望了望那个瓶子，忽然高兴地叫道：“有办法了。”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面放大镜，对着瓶子里的棉线照着，一分钟、两分钟..人们好奇地睁大了眼，随着钱币“铛”的一声掉落瓶底，大家发现棉线被烧断了。

　高斯高声说道：“我是把太阳光聚焦，让这个热度很高的焦点穿过瓶子，照射在棉线上，使棉线烧断。太阳光帮了我的忙。”

　人们不由发出一阵欢呼声，那几个小伙子也佩服得连连赞叹。

　数学家的励志故事 篇7

　小欧拉帮助爸爸放羊，成了一个牧童。他一面放羊，一面读书。

　爸爸的羊群渐渐增多了，达到了100只。原来的羊圈有点小了，爸爸决定建造一个新的羊圈。他用尺量出了一块长方形的土地，长40米，宽15米，他一算，面积正好是600平方米，平均每一头羊占地6平方米。他发现他的材料只够围100米的篱笆。若要围成长40米，宽15米的羊圈，其周长将是110米（15+15+40+40=110）父亲感到很为难。

　小欧拉却向父亲说，不用缩小羊圈，他有办法。父亲不相信小欧拉会有办法。心想："世界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但是，小欧拉却坚持说，他一定能两全齐美。父亲终于同意让儿子试试看。

　小欧拉见父亲同意了，站起身来，跑到准备动工的羊圈旁。他以一个木桩为中心，将原来的40米边长截短，缩短到25米。跑到另一条边上，将原来15米的边长延长，又增加了10米，变成了25米。经这样一改，原来计划中的羊圈变成了一个25米边长的正方形。

　父亲照着小欧拉设计的羊圈扎上了篱笆，100米长的篱笆真的够了，不多不少，全部用光。面积也足够了，而且还稍稍大了一些。

　父亲感到，让这么聪明的孩子放羊实在是及可惜了。后来，他想办法让小欧拉认识了一个大数学家伯努利。通过这位数学家的推荐，1720年，小欧拉成了巴塞尔大学的大学生。这一年，小欧拉13岁，是这所大学最年轻的大学生。

　数学家的励志故事 篇8

　德国著名大科学家高斯(1777～1855)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高斯在还不会讲话就自己学计算，在三岁时有一天晚上他看着父亲在算工钱时，还纠正父亲计算的错误。

　有一天高斯的数学教师情绪低落的一天。对同学们说：“你们今天替我算从1加2加3一直到100的和。谁算不出来就罚他不能回家吃午饭。”

　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小高斯拿起了他的石板走上前去。“老师，答案是不是这样？”

　老师头也不抬，挥着那肥厚的手，说：“去，回去再算！错了。”

　高斯却站着不动，把石板伸向老师面前：“老师！我想这个答案是对的。”

　数学老师本来想怒吼起来，可是一看石板上写了这样的数：5050，他惊奇起来，这个8岁的小鬼怎么这样快就得到了答案呢？

　高斯解释他发现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古时希腊人和中国人用来计算级数1+2+3+…+n的方法。高斯的发现使老师觉得羞愧，觉得自己以前目空一切和轻视穷人家的孩子的观点是不对的。他以后也认真教起书来，并且还常从城里买些数学书自己进修并借给高斯看。在他的鼓励下，高斯以后便在数学上作了一些重要的研究了。

　数学家的励志故事 篇9

　陈景润一个家喻户晓的数学家，在攻克歌德巴赫猜想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创立了著名的“陈氏定理”，所以有许多人亲切地称他为“数学王子”。但有谁会想到，他的成就源于一个故事。

　1937年，勤奋的陈景润考上了福州英华书院，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主任留英博士沈元教授回福建奔丧，不想因战事被滞留家乡。几所大学得知消息，都想邀请沈教授前进去讲学，他谢绝了邀请。由于他是英华的校友，为了报达母校，他来到了这所中学为同学们讲授数学课。

　一天，沈元老师在数学课上给大家讲了一故事：“200年前有个法国人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6=3+3，8=5+3，10=5+5，12=5+7，28= 5+23，100=11+89。每个大于4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奇数之和。因为这个结论没有得到证明，所以还是一个猜想。大数学欧拉说过：虽然我不能证明它，但是我确信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它像一个美丽的光环，在我们不远的前方闪耀着眩目的光辉……”陈景润瞪着眼睛，听得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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