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理学故事

故事教学是幼儿教育中的一个效果极佳的教学方法,幼儿教师要努力通过故事教学培养学生的素质与能力,下面这些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几篇。

1：智慧是第一生命

数日前，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来访。有朋自远方来，沏上一杯香茗。述说别后之情，其乐融融。

席间，友人忽问：“何为世间之贵?”我说：“我曾听一位大师说过，诚信是第一财富，正法是第一坦道，实语是第一妙味，智慧是第一生命。”

友人说，为什么说智慧是第一生命呢?人的健康才是一切的支柱。你不见广告上说——朋友，如果你有1000000财富，后面的那些“0”分别代表金钱、美丽、地位、名誉、快乐、家庭等，而前面的那个“1”则是代表了健康。有了这个“1”，后面的那些“0”才有了意义。你想，即使腰缠万贯，富甲十方，或高官厚禄，事业发达，或貌如天仙，多才多艺，如果是体弱多病，终日离不开药物，这样的人生岂不也是黯淡无光?

我说：“我觉得人生在世，健康固然十分重要，但如果活在世上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奋斗的目标，没有朋友之间深刻的情谊，生活的质量就差了。人之所以烦恼横生，之所以对人生困惑茫然，并不是因为没有健康，而是因为没有智慧，因为没有了悟茫茫人生的真实相。纵观古今中外，凡圣贤哲人，无不是胸襟恢巨集，慧思迭出。即使有人体弱多难，亦能恬淡豁达地直面人生，谁又能说这样的人生无价值呢?”

人的生命并不在乎是否一定要孔武有力、健步如飞，而是在于是否每一天都活得很值得。

2:收获前，先学会付出

一个年轻人向父亲征求意见：“我想在咱们这条街上开店赚钱，得先准备些什么呢?”

父亲说：“你如果不想多赚钱，现在就可租两间门面，摆上货柜、进一些货物开张营业。如果你想多赚钱的话，就先得准备为这条街上的街坊邻居们做些什么。”

年轻人问：“我先做些什么呢?”

父亲想了想，说：“要做的事很多，比如，每天清晨可以扫一扫街上的落叶，还有许多家庭需要得到一些帮助……”年轻人听了觉得很奇怪，这些跟我开商店有什么关系呢?虽然心存疑惑，但他还是去做了，他不声不响地每天打扫街道，帮邮差送信，给老人挑水劈柴，渐渐的，这条街上的人们都知道了这个年轻人。

半年后，年轻人的商店挂牌营业了，让他惊奇的是，来的客户非常的多，很多人舍近求远，拄著柺杖，赶到他的店里买东西。他们说：“我们都知道你是个好人，来你的店里买东西，我们特别放心。”

仅仅几年时间，年轻人就成了拥有资产千万的企业家。有一天记者采访他，问他短短几年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收获时，他想了想说：“在收获前，先要学会付出!”

3:尊严死，生命最后的抉择

正如著名作家史铁生所言，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但随着医疗手段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生命支援系统投入使用，“活着还是死去”成了一个全新的命题。据卫生部统计，一个人一生中在健康方面的投入，60%——80%都花在了临死前一个月的治疗上。那么，在生命的尽头，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在过度治疗下“苟且地生”，还是选择更安适地死?其实，死亡权与生命权都是人的基本权利，或许，只要忠于了自己身体和内心的需求，弥留之际的求生和求死都值得尊重。

2011年3月，时年58岁的王明达被查出肺癌，当儿子王光亮带着父亲的胸透片子找到主治医生时，主治医生很直接地说：“癌症晚期了，已经发生了骨转移和脑转移，治疗的意义不大。如果条件许可，你们也可以表表孝心，住院化疗。”

其实不用主治医生明说，王光亮早已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都要竭心尽力挽救父亲。为了他能过上好日子，文化不高的父亲在市机械厂勤扒苦做几十年，终于熬到了他结婚生子生活稳定。三年前，为了解除他的后顾之忧，父亲退休后又学着煮菜、烧饭、帮他带孩子。所以，无论从为人子的孝道来说，还是从顾忌亲朋好友的口舌来看，他都必须尽力而为。

于是，王光亮拿出了所有的积蓄，租房到医院附近陪伴父亲。有人设身处地为他着想，极力劝阻他放弃无谓的化疗，换用保守疗法，让父亲顺其自然地尊严死，但王光亮果断拒绝，并这样解读自己的决定：“一个人连生命都快没有了，尊严、自由、快乐这些矫情的字眼又有什么意义?他只需要生命!”

王光亮的做法让父亲王明达感慨之余又分外抗拒，明知做任何治疗都于事无补，王明达不希望拖累儿子，也不想遭受化疗那份罪。他变着法和儿子闹，软硬兼施，但最终还是没能拗过孝顺的儿子。

在父子俩的纠结对抗中，各种器械和药物一点点地进入到王明达的体内。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王明达与老天讨价还价的依靠只有一根一米长、小拇指粗的管子。它穿过王明达的鼻子 *** 肺，每隔一会就能吸出满满一管痰。当痰被吸出时，王明达就能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起初，他能醒两三个小时，后来只能醒几分钟，而在他清醒的宝贵时间里，他也疼得左躺不是，右躺不是，坐起来也难受，只能疯狂地扭动身体转移痛苦。

这样的痛苦让一向温和的王明达慢慢地脾气也大了，常常忍耐不住地冲儿子王光亮发火。每每此时，王光亮都尽力避开父亲的“锋头”，尽量不与父亲计较。但有一次，王光亮实在忍不住，劝说了句：“爸，你就不能坚强一些吗?” 已经疼得脸部完全扭曲的王明达看着儿子，艰难地叹了口气：“爸爸到这个程度了，坚强和不坚强有什么区别?”

但对王光亮而言，这样的“坚强”显然是有区别的。因为那些先进的医学装置和药物，生命以“秒”计算的父亲最终挨过了那年的春节。除夕之夜，下著大雪，昏迷的父亲醒来后对他说：“过年了!我祝你们幸福!”

春节过后，王明达在重症监护室中再也没有醒来。他走后，那句新年祝福成了王光亮最好的心理慰藉——如果没有抢救，他是得不到父亲这句祝福的。所以，尽管最终人财两空，王光亮丝毫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三分之一里的人生百味

从医三十多年，于忠学经历了至少2000例死亡，也见证了形形 *** 的人生谢幕方式。有人誓死与病魔抗争却终究人财两空;有人寻求解脱却被“押”进ICU;有人在斗争与妥协中左摇右摆至死缠绵病榻;还有人，一咬牙一跺脚，将生死悉数交与自然……

作为专业人士，每天跟肿瘤作斗争的于忠学深知，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好不了，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能好，只剩下三成多是给医学和医生发挥作用的。但病人一旦进了医院，一切都变得分外无奈。

在那些癌症病人最后的时刻，于忠学听到过各种抱怨。有病人对他说：“我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现在我才琢磨过来，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我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我死的心都有。”

还有病人说：“就像电视连续剧，医生导演完每一集，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

本能地“求生恶死”，是许多人在罹患绝症后做抵死抗争的直接缘由。

于忠学接诊的最新一例病症，足以说明问题。

患者是名77岁的老人，在生命尽头的近十天光阴，老人心衰到不能躺着呼吸，只能趴在桌上靠输氧维系。痛苦时老人不断地询问读研究生的孙女能否让她早些离开这个世界，不做过多的治疗。老人信佛，一度以佛教中很多僧人也是以这种方式圆寂来支撑自己的想法，但在疼痛没有发作的时候，哪怕只喝得下一口水，老人都会坚强地对孙女说：“乖乖，我好像好些了，你等我好些了再离家返校好么?”

除了求生的本能，癌症患者中少数病愈的幸运儿也是众多绝症患者奋起斗争的力量。于忠学救治过一个女患者，八年前得了癌症三期，手术后不幸住进了ICU。但女子一直坚信自己能好，躺在ICU的病床上，女子咬牙扛下了所有的痛苦，她始终告诫自己要坚持：“孩子还未成年，我要活下去。”后来，她真的挺过来了。重获新生后，她说：“我们抗癌要做个智者，面对生死更要做个智者。尊严死毕竟是最后的选择，之前还是应该积极争取‘活’。”

幸运儿终归只是少数，所以有时候，于忠学会直接对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这张病床就换上了新床单，人离世了。

对这样的现状，于忠学既理解又无奈。当医生告诉家属病人的病情时，家属会综合多方面因素帮病人做出决定，一些病人甚至到生命的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而受制于现有医疗制度，作为医护人员，医生能做的常常只是听从家属意见，决定下一步方案。有时处理稍欠谨慎，没准便会惹祸。

这样的事例于忠学见过很多。患病的老人不想抢救，子女要抢救;患者子女中，老大签字不抢救，老二来了要告医生……因此，出于自我保护，医生只能尊重家属的意愿远远胜过尊重病人的意愿。甚至发展到现在，最后决定拔管子了，都是医生告诉家属怎么操作，然后由家属自己动手解决。

死亡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百样人生。所以，于忠学时常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微笑胜过一片安定”。他要求他的同事多给机器旁的病人梳头、擦身体，抚摸他们，哪怕病人已经没有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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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没有父亲的人，从小他就没父爱，所以他一般不写他的父亲。

史铁生简介

史铁生（1951—），北京人。初中毕业后于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三年后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北新桥街道工厂工作，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

初期有的小说，如《午餐半小时》等，带有暴露“阴暗面”文学的特征。发表于1983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既是史铁生，也是当时小说创作的重要作品。它在多个层面上被阐释：或说它拓展了“知青文学”的视野，或称它在文学“寻根”上的意义。在“寻根”问题上，作者表达了这样的见解，“‘根’和‘寻根’又是绝不相同的两回事。一个仅仅是，我们从何处来以及为什么要来。另一个还为了：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关于后者，他认为“这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诞，去为精神找一个可靠的根据”（《礼拜日·代后记》，华夏出版社1983年版）。

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另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他把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这种对于“残疾人”（在史铁生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续关注，使他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命若琴弦》就是一个抗争荒诞以获取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

著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短篇小说《命若琴弦》，散文《我与地坛》等。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别获1982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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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史铁生

我在新年的头上专程去一次北京，为的是和史铁生做个谈话，用在《收获》的专栏上。本来早该去了，因为年底忙乱，因为他和我的身体都要挑一个恰当的时候，还因为我说的等2001年再去飞机栽下来也是21世纪的作家啦。反正我是去了，谈了，回来了。

我和史铁生谈的话题是"生存还是不生存"，也就是"爱与死是永恒主题"中的那个"死"。我相信我俩对死的心得要比别人多一些。去的那天正好是他生日，本来要打开的话头因客人的来访未能展开。那样也好，死总是排在生的后面的，明天再谈。当日晚上我们去一个叫孔乙己的饭店吃饭。来接他的是《人有病，天知否》的作者陈徒手等哥们，到了那里还有我热爱的姜文和他的朋友。反正就是一桌子的人吧，在中国式的环境中，祝贺一声他的50大寿就开始吃了。他那天抽烟，喝一点点酒，说一点点话。他说一上午不敢动弹，把精力攒下来了。他说座山雕也是50岁。他说要健康不说长寿了吧。

这些年，我到北京必去望望史铁生。在他那里坐两三个小时，吃顿饭。他们夫妇邀我住他们家，我总推辞了。我来去匆匆，住下本可以多说话，可是他的身体禁不住客人的打扰。他的截瘫，他的肾脏萎缩，用他的话说，发动机和轮子都坏了，维持身体的运行很累。每周两到三次的肾脏透析，不由分说地打断他的生活和思维。

除了他的体力精力，除了同情他不能多抽烟，我和他的谈话与常人无异。谈得很快乐。残疾其实并不缺少什么，只是不能实现罢了。他常常想得比人们深入透彻，他有自己的理由和节律。他是小说家，我喜欢读他作品的一个最大的理由是，他的想法和文字明净，不曾神神鬼鬼牵丝攀藤。他的手总是温暖的，宽厚的。他是能超越智和愚的。他不作状，而是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他把自己看轻了，才能去爱自己，爱世界。

史铁生通常并不抱怨，他知道感恩，知道在生的命题下诸多奥义。别人用腿走路，丈量大地。他从腿开始思想，体察心灵。他常常纠缠在那些排遣不开的命题，时间长了，成为习惯和乐趣。他的想法都是经过推理论证的，有明晰的线索可寻。可是，听他说话的人，因为自己的好腿好肾，常常哼哼哈哈的，懒得跟从他的思维。他更多被阅读的是《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命若琴弦》。那样的故事只有他能写。读时候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读史铁生的文章，和他谈话，都不会越读越狭隘。他肾亏却没有阴湿之气。他很艰难地从生存的窄缝里走出来，带着豁然开朗的喜悦。我常是站到自己之外，有一种嘲弄自己之流的快乐。他不是，他完整地保存自己，依然快乐。经过那道窄缝之后，快乐肯定不再张扬，应该称为喜悦了。他是用喜悦平衡困苦的人，不容易破灭。许多游戏和他无缘，他不再迷失，可以观赏自己，观赏上帝的手艺。

我最后想说的是陈希米，他的妻子。她是"我们上海人"，在北方久矣。我永不能忘记的是她的笑，那是天使的笑容。天使的笑，是那种忘忧的笑，忘我的笑，来去自由的笑，让看见的人也喜悦的笑。没人比她笑得更美好。我看资料，孩子一天笑上150次，成人可以一天不笑一次。她常常笑着，灿烂又本分地笑着。有了她的笑，那个凝重的50岁的史铁生再没有装扮殉道者的理由和必要了。生活就是这样，一会儿笑盈盈一会儿沉甸甸。

我这次去北京，是由妻子陪同护送。也许下次到北京去见史铁生，我也要坐个轮椅了。我们将讨论轮椅的牌子，谈论足球的伟大，言说一些好笑的事情。我可以负责地说，本人即便已经坐上轮椅，依然可以春心荡漾，可以不依不饶，可以尖酸刻薄。当然，更可以在一个个深夜，摆放好自己，默读史铁生的文字，感受生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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