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因何跻身“世界一流”？

有“教会大学之首”之称的燕京大学，在成立9年后因在国民政府教育部考试中的优异成绩被广为大众褒奖，并美国加州大学的学术水平调查中被列为全亚洲最好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

? 作家冰心、许地山、凌叔华，演艺界孙道临，物理学家袁家骝，医学界声名显赫的曾宪九、吴阶平、吴蔚然……这些为人民大众耳熟能详，为学界所推崇称赞的人物，都曾经是燕京大学的学生。

仅存的38年时间，近万的毕业人数，57个两院院士、二战受降仪式上派出的3名记者，1979年随邓小平访美的7位代表团成员……传奇的燕大给各行各业培养出了最尖端的人才，集所有优点于一身，在今日的北大清华都无法与之相比。

?当然，这个“世界一流”中的传奇也必定有其特殊之处。

1/ 与国际接轨——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

燕京大学是民国时期的一所综合性教会大学，是三个教会学校合并成的，在司徒雷登正式上任之前和几个教员一起决定用北京古城命名为“燕京大学”。来自祖国各个省市、世界各国家的教师和学生齐聚在这里，凝聚成新的集体。不分国界地域，多元的文化早就成为了燕京大学的一个特色，甚至在燕京的校园里走过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国际化”氛围。

哈佛大学，名副其实的美国一流大学，不少人一听到“哈佛大学”这个头衔就已经由衷赞叹了。不仅是在今天，当时的哈佛大学在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名气，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学校，不管是教学还是研究方面和其他学校相比都有极大优势。

然而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的结缘还要追溯到那笔巨额的霍尔基金。20世纪初期，燕京大学的渐渐崭露头角，而办校之初学校的资金完全满足不了今后发展的需要。

最初的校址在北京东南角的一个盔甲厂，也就是汇文学校原来的地方。那是个平房，不仅小得可怜，骆驼、马车、运货的要出城都要通过那里，吵得不想是静心学习的地方。“学生不到百人，也没什么教员，所有教员加起来只有两位中国人，很多西方教员不符合大学教员的条件，更何况经费有一半都是落空的……”当时的一位老师包贵思回忆道。

为寻找合适的新校址，向美国托事部提出申请后，司徒雷登每天亲自骑着自行车或是毛驴在西直门附近察看、选址，最终选定了清华大学对面的一块地。布道管理委员会曾提供的5万美元经费几乎全都用在了修缮校址上，现款所剩无几，学校的运作也很拮据，校长司徒雷登回忆起那段到处访友筹集资金的经历时说这就像在水底为码头修建基础，他的皮箱上贴满了到各地的标志，因为用得时间太久，皮箱已经十分破旧。外界看来燕京蒸蒸日上，而其中的艰辛，也只有局中的人知道。

? “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初担任校长时，司徒雷登这样说。

就在一筹莫展之时，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死后的遗嘱分配讯息传来，遗嘱规定的“1/3的遗产必须用于资助由英美人管理下的亚洲或巴尔干地区各国教育事业”也自然让燕京大学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正在筹建艺术系博物馆和化学实验室的哈佛大学也同样盯上了这笔巨额的霍尔基金，为了争取这笔基金，哈佛也极力迎合霍尔的遗愿——“发展外国土地上教育事业”，开始准备成立东方研究机构，寻求合作伙伴。对于霍尔基金有共同需要、办学理念相同、地学术研究潜力大的燕京大学无疑成了哈佛合作的首选，加上燕京大学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优势，合作一促即成。1925年9月， “哈佛燕京中国研究学社”就此诞生，时隔三年后获得了马萨诸塞州的正式注册。

?燕京和哈佛两所学校似乎有着异乎寻常的默契，不仅迅速拿下了霍尔基金，学术发展也精进了不少。霍尔遗产这项专项资金带来的优厚待遇，哈佛燕京学社的学术范围，吸引了大批的名人学者加入到其中，成为了郭绍虞、郑振铎、孙楷弟这些文学大家工作、奋斗过的满席情思的故地。

“承蒙哈佛大学的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美好的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是不胜感激。”

——司徒雷登

学社成立后不久，它专属的汉和图书馆就成为了哈佛燕京学社的绝对亮点。很多明清时期的孤本善本都存于此地，大部分买了两份，一份留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一份在哈佛大学。1925年馆藏1万书籍，仅四年后就增长到了14万册，1933年时竟达到了22万册。这个集东西方文化与一体的图书馆，很快就成了世界研究东方学的资料中心、西方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学东亚图书馆，也当然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学子们用之不竭的宝藏。

1928年起，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就开始相互派遣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洪业和博晨光都是被哈佛聘为教授的第一批燕大教师。之后的岁月中，燕京大学派往哈佛的学者里又涌现出了一大批名人志士：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先秦史专家齐思和，后曾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蒙元史专家翁独健，后来成为燕大的最后一任校长，之后又担任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副所长；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郑德坤……燕大的阵容中又增添了新的力量。

2/ 学识至上——严格的教师选聘制度

燕大在聘任教师时，个人的种族、国籍、政治观点、宗教信仰这些常被拿来将人们划分成不同等级的方面完全不重要。不管是司徒雷登还是其他的校领导都明白，燕大需要的是学识渊博、思想活跃的学者，而不是种族优越的政治家。未名湖畔的这片土地，永远只向有学识的人开放。

“文明不是民族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如果把各个民族的文明融合为一体，那么就能加深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同古老的中国文化合作，以帮助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司徒雷登这样解释燕大聘请教师的原则。

后来成为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黄华曾经在回忆录中提到，燕大图书馆里有很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音译本，到处洋溢着自由的气息。

最初的燕园教师是各教会组织委派产生的，直至司徒雷登担任校长后不久，向纽约托事部提出申请，才获得了聘任教师的自主权。之前那些派来的神父，不符合教员资格的，不能再在燕京大学教书。有评价说燕大的教师聘任制度“标准谨严，开全国基督教大学之先声”，这说法看似夸张，实则名不虚传。1922年，燕大新的教职员等级资格标准颁布，代表燕大传统的六个级别也就此确定下来（正教授、副教授、襄教授、讲师、助教、助理）。在严谨的条件要求下，当时只认定了4名教授，足可见“燕大教授”含金量之高。

燕京大学很快成了名师云集的地方：国文系钱玄同、周作人，历史系梁启超，社会学系吴文藻……各路高手汇集，加之“经世之学与纯粹理学并重”的想法，原本薄弱的文史教学开始突飞猛进，燕大也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冰心在人燕京大学语文老师时留的第一个作业是一个1000~2000字的自传，收上来之后找每一个学生谈话，再给他们打分。按照冰心女儿的话：“这是当时少有的，要结合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本来就不一样。”

如今已99岁高龄的管玉珊，从燕京大学化学专业的毕业后，因为在体育方面懂得很多，曾经被司徒雷登聘任为体育老师，在解放后又担任了北京体育总会副主席。看似专业不对口，却蕴含了燕大学科设置的良苦用心。

“这个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司徒雷登曾经找他谈话说，“因为我知道，你是念化学的，你化学的分数还不错，但是我们需要自己的学生把科学加到体育中去。”他的语气平静而又诚恳，“运动生理学、身体机动学、运动心理学，这都是别的学校所没有的课程，就是因为没人教，所以我希望你仔细考虑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一年之后，已经成为燕大体育教师的管玉珊被送到哥伦比亚大学，专修运动科学。这在同时期其他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也因此成为了燕京大学的特色之一。

独立报人俞颂华评价燕大哲学系教授张东荪时曾提到：“讲学上不受任何的拘束，并且他可放言高论，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可以发表其独特的见解。”

?“燕京的教学研究都是高标准、高质量的，至于我本人在教学研究上则几乎什么都没干，我的职责就是尽量给教师以自由空间，让他们尽情发挥。”司徒雷登回忆录中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伟大人物的谦虚，但也正揭示了燕大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师资力量。试问怎样强大的师资才能让一个大学的校长放心只负责“给教师以自由空间”？古往今来，唯燕大有如此实力。

虽然中美人士、英、法等国的学者们有很多在燕大任职，学校建设的经费也大多来自美国的个人捐赠，但多数的教师、院系主管都是中国人。为了提高中国教师待遇，使其与外籍教师同工同酬，司徒雷登决定从燕大自筹的经费中出钱。他从小就和中国小孩一起玩，说杭州土话，也喜欢中国的风光，对中国感情很深，他坚信“中国人同样优秀”。192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回来的吴文藻教授月薪360元，和校长挣钱一样多，更达到了普通工人工资的20倍。各领域的佼佼者们在高薪资的激励下，自然全力投入研究。到了20世纪30年代，燕大已经建成了1个研究院，3个研究所，4个学院和19个科系，被公认为最好的文科院校之一。

3/ 通识教育——独特的课程和学生管理

《圣经》必修课、强迫参加宗教仪式似乎是每个教会学校的定式，1920年之前的燕大也不例外，但强制的仪式无法抵挡学生们对基督教的日渐厌倦，系不住学子们反叛的心。

终于燕大的教育中将宗教形式渐渐淡化，基督教信仰全靠学生们的自愿，再次回到中国的司徒雷登年轻而血气方刚，认为向父辈那样一成不变地传教只会碌碌无为，转而投入到世俗活动中的传教中。少了那些条条框框的约束，基督教反倒渗透到学生们的举手投足间，影响了学生们的一生。1925年燕大神学院索性改为宗教学院，针对中国社会的特点开设了一些有特色的课程，诸如“中国基督教史”、“基督教与中国社会问题”，拉近了基督教与学生们的距离。

燕大从来就不是个墨守成规的学校，最初分成的语言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职业教育四个组别课程前后修改了好多次，时代的需要变了，燕大课程也调整得很快。新闻系、社会学系都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为了适应实业发展的浪潮，燕大马上设了畜牧专业，同时农学、畜牧学、家禽饲养等大量和实业相关的课程进入到同学们的视野。到1923年开设家政专业时，育儿、营养学这类新课又加入到燕大的课程规划。燕京大学的课程似乎一直在完善和调整之中，永远没必要担心它会落伍。

1935年，学生为了支持抗日爱国，学生自治会罢课到南京请愿参加全国抗日爱国行动，正在美国筹款的司徒雷登被电话召回学校。他坐船到中国，船一靠岸，司徒雷登就问接他的人：“这次咱们学生代表参加了没？”“去了”

“倘若他们没有去，证明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不久后司徒雷登在大会上说，目的就是顺应时代，为社会培养人才。

然而纵使课程千变万化，自然科学课程和英语却从来没变过，一直是最先考虑的。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自然不必多说，学校鼓励在日常教学中用英文授课，甚至毕业生进入国外的研究生院都已成为了非常容易的事情。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学同样是燕大的特色，不仅因为完善的实验室和各种教学服务的仪器设备，更是要求每个学生亲手操作实验、撰写报告。曾被社会诟病为“贵族化”、“低效率”的师生比例1：3也显现出了特有的优势，从那时起，就注定自然科学在燕大不再是枯燥的数学公式，死记硬背的定理，而成了自己动手的成果，无数难懂的道理就完整地呈现在一次次操作中。实践教学的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燕大的自然科学研究一直在各教会大学中领先就是最好的证明。

? 学生们在燕大度过的几年里，自主选课的范围很大，甚至后来宗教课也变成了选修，毕业和成绩评判第一次和学分联系起来。

? 成绩评判严格地划分成六个档次：2分（优秀）；1.5分（良好）；1分（中等）；0.5分者（及格）；0分者（不及格，但可补考）；-0.5分（不及格，不可补考）。按照燕京大学“本科生只有修满148学分，并得分148以上者才可毕业”，毕业生的每门课的平均成绩至少也要在中等以上，能毕业的学生，成绩都不会差。

? 4/ 燕京精神——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 “就我个人的心绪而言，我同成千的燕京校友之间的友谊使我有着说不出的愉快。中国生活中的一个美好传统就是师生关系融洽。”

朝夕相处，共同探讨问题，早就让教授和学生们的关系无比融洽，甚至过年包饺子的时候都是聚在教授家里。

? 很少有人知道，司徒雷登的初担任校长的就职典礼只有极少人参加。是因为抗议二十一条时，燕京的学生很积极，很大一部分学生被捕，而6月8号司徒雷登就职演说这天，正巧是他们被释放的日子。除了毕业生之外，学生们都去欢迎这些英雄归来了。被晒了台的新校长却处之泰然，后来还接见了这些学生：“考虑到他们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国计民生的混乱状况，整个来讲他们是顶着风浪前进的，表现出了远非我能预见到的顽强性格和精神。”

? 这位“新校长”也曾说顶着风浪前进的学生们充分证明了中国青年的优秀品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精神力量，而日后的教育更把精神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燕大实施的是开明教育，它是最真正实践大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位燕大校友这样评价。

司徒雷登本身是传教士，燕京大学有神学院，这并不妨碍生物系的学生们讨论着进化论、无神论的问题。

冰心的文章《爱与同情》中曾提到：“司徒雷登当校长时，他对学校每一个人，敲钟的，扫地的，校务的，每个人的名字他都能叫出来。”冰心对于燕大的深厚情感，女儿吴青现在还记忆犹新。

从创办“最有用的学校”的目标出发，“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宗旨，踊跃奋进、探求真理、服务同群、为国效忠……博雅塔旁，未名湖畔，燕京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燕大教员、学子们。

钱穆在燕大任教时间不常，却已感受到和以前任教的小学、中学的“迥异”之处，洪业的得意门生周一良、侯仁之在晚年回忆起燕大时，也不减当年的情深意浓。

“从我和司徒雷登握手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和燕京大学这四个字捆绑在一起了。”张澍智教授在初入燕京大学时才十八岁，这所学校的魅力就深深吸引了她。

? 传统文化的熏陶与西洋文化交融在这里，丝毫没有冲突。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早就渗入了燕大教员、学子们的血液里。校长负责制下的现代管理模式，高校的行政工作，就连教学辅助和后勤队伍也深受燕京精神的影响，教职员工更是将敬业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洪业为考证勺园历史，曾十年如一日地搜集书籍、手稿、诗词、绘画史料，“课外暇时，检阅抄录”，还不辞辛劳地进行实地考察，他常走动于假山、池塘、松树丛之间，沿着水道找水源，拿纸笔做图案，记录下勺园在建筑之前的风景，终写成《勺园图录考》一书。

? 当学者陈远的《燕京大学1919-1956》发售的时候，燕大昔日的校友又聚在一起，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校园文化影响下，他们已成了各领域的****，知识也丰富了很多。时隔多年后，这些国家栋梁们，包括陈远都还忘不了当年在燕大的学术氛围和欢愉的记忆。

? 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销，却成了历史上的丰碑。

? “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

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

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

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

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

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

——燕京大学校歌

鲁迅

周作人（1885.1.16～1967.5.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秋瑾

（1875～1907)民主革命家。女，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绍兴人。官绅家庭出身，通经史，工诗词，善骑射击剑。光绪三十年(1904)抛儿别女，东渡日本留学，办《白话》杂志，创"共爱会"、"十人会"。翌年三月，回绍省亲，筹措学费，参加光复会。七月又赴日，会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任评议员、浙江分会主盟人。同年冬回国，在《中国女报》鼓吹民主革命，又先后在绍兴、湖州女校任教，并在江浙一带联络会党，建立秘密组织，武装起义。三十三年(1907)初，接任大通学堂督办，联络会党，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约期分头于浙皖起义。七月六日，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牺牲，秋瑾于七月十三日在大通学堂被捕，十五日凌晨慷慨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后由好友吴芝瑛、徐自华按其遗愿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亲笔为秋瑾写了"巾帼英雄"4个大字及楹联一副。为纪念秋瑾，绍兴建"秋瑾烈士纪念碑"于古轩亭口?

王曦之

303～361，又作303～379，307～365，321～379)晋代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酓(今山东临沂)。西晋末，随晋室南迁，慕会稽山水，定居山阴。后随从王导去建康求学。学成，初为秘书郎，后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又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任内，关心民众疾苦。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上已节)，与谢安、孙绰等修禊兰亭，畅饮赋诗，撰写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后因与扬州刺史王述有隙，耻为其下，遂称病辞官，自誓永不出仕，尽山水游弋之娱。其书法博采众长，被誉为"书圣"，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传世作品有《丧乱帖》、《奉桔帖》等20余种。?

蔡元培

（1868～1940)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字鹤卿，号孑民。绍兴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早年任绍郡中西学堂监督。后在沪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校，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与陶成章组织光复会，任会长，并加入同盟会。嗣后留学德国。1912年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曾与吴玉章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后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科学与民主，主张文学革命，反对北洋军阀，同情学生爱国运动，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京大学成为五四运动的摇篮，后被迫辞职。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一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后又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司法部代部长等职，延揽和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晚年主张抗日，不满当局的黑暗统治，与宋庆龄、杨杏佛、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7年上海沦陷，移居香港，力主国共合作抗日。1939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毛泽东致唁电，称誉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有《蔡元培全集》行世。?

马一浮

中国学者、诗人、书法家。名浮，字太渊，后字一浮。号湛翁，晚号蠲叟、蠲戏老人。浙江绍兴人。生于四川成都，六岁返籍。早年应县试，旬列榜首，又至上海习英、法、拉丁文。十九岁与谢无量、马君等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介绍欧美学说。旋应清政府驻美使馆之聘，赴圣路易斯任学生监督公署文牍，其间游历英德，博览《四库全书》，潜心儒家经典。贯通文中哲，融会儒释道。倡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之说。抗战时避难所地江西、广西有《秦和会语》、《宜会会语》之作。1939年于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任主讲，撰有《复性书院讲录》六卷，并刊行诗集《避寇集》。1942年起辍讲，专家刊记得宋明理学著作。建国后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浙江文中馆馆长，全国政协特邀委员。著作辑为《马一浮集》。

钱三强

1913～1992)核物理学家。原籍湖州，生于绍兴。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次年赴法国留学，在约里奥·居里夫妇指导下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发现铀核三分裂现象，深化了人类对核裂变的认识。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德巴微物理学奖。先后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1948年和夫人何泽慧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1954年加入中国***，参加中国科学院和中科院学部及我国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的组建，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所长，计划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副院长、学部委员，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浙江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等，是全国人大代表。1992年6月28日在北京病逝。毕生致力于科学技术事业，特别是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原子弹、氢弹研制，作出了卓越贡献。

竺可桢

（1890～1974)地理学家、气象学家、教育家。字藕舫，又名绍荣、烈祖、兆熊。绍兴上虞市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及唐山路矿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191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开大学。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国际百科全书》编辑室主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等职。1936年4月任浙江大学校长，立"求是"为校训。抗战开始，带领浙大师生西迁，途经赣、湘、粤、桂，到达遵义。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以其卓越的治校才能使浙江大学不断发展壮大。1949年前夕，拒绝去台湾，只身潜赴上海，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协会名誉理事长等职，还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和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主任等职。1962年加入中国***。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始终坚持"求是"精神，为研究解决我国水土流失、沙漠治理、盐碱土改良、沼泽开发和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等问题，脚踏实地，调查考察，足迹遍及全国除西藏、台湾外的所有地区，对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74年2月6日逝世，著有《竺可桢文集》。浙江大学塑有竺可桢铜像。

周建人

（1888～1984)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原名松寿，字乔峰，笔名克土、高山等。鲁迅三弟。绍兴人。早年从事教育、出版工作。1932年12月，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调查、揭露国民党迫害政治犯的罪行，参与营救***员和爱国志士。1945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948年4月加入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后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委会副主任。1949年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省长，第九、十、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4年7月29日病逝于北京。著有《科学杂谈》、《进化与退化》、《鲁迅回忆录》、《鲁迅故家的败落》，译有《生物进化论》、《生物学与生问题》、《优生学》等。

许寿裳

（1883～1948)教育家。字季黻，号上遂。绍兴人。早年就读于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学日本，与鲁迅相识，后成挚友。曾主编《浙江潮》。三十年(1904)冬，加入光复会。宣统元年(1909)回国，在杭州任教，1921年任教育部佥事、科长、参事和普通教育司司长，此后历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中央研究院干事兼文书处主任和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1912年起，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成都华西大学。鲁迅逝世后，珍视鲁迅文稿和遗物的征集保护，积极筹备出版《鲁迅全集》、筹建鲁迅纪念委员会，并多方筹集鲁迅纪念文学奖金。1945年任台湾编译馆馆长、执教台湾大学。1948年2月18日，在台北寓所惨遭暗杀。著作主要有《章炳麟传》、《鲁迅年谱》、《中国文字学》、《俞樾传》、《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

马寅初

（1882～1982)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绍兴人。幼年随家迁回祖籍嵊县。光绪二十七年(1901)入天津北洋大学，后赴美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中国银行总司券、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政府立法委员会委员长、金陵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重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重庆大学教授、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教授等职。抗战期间，因抨击四大家族而遭国民党政府监禁和软禁。1949年后，历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遭到不公正的批判。1979年9月恢复名誉。1982年5月10日病逝于北京。主要著作有《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经济学概论》、《马寅初演讲集》、《中国关税问题》和《新人口论》等。

邵力子

（1881～1967)政治活动家、学者。原名夙寿，字仲辉，笔名景墨、闻泰。绍兴陶堰人。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曾任上海大学代校长，提倡革新文学，主持上海《民国日报》，辟《觉悟》副刊。1920年5月，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转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加入中国***。1925年任黄浦军校秘书长，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1926年蒋介石反共后，接受陈独秀、瞿秋白建议脱离***。1927年后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中国公学校长、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驻苏大使和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后，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应邀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出版有《邵力子文集》上下集。

陶成章

（1878～1912)民主革命家。字焕卿，笔名汉思、巽言，化名起东、会稽先生。绍兴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学日本，倡导革命。翌年离日返沪，参加革命活动。三十年(1904)与蔡元培等组织光复会，翌年五月与徐锡麟、龚宝铨等人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三十三年(1907)皖浙事败，避居东京。后下南洋，先后任新加坡《中兴日报》、仰光《华光日报》主笔、记者。三十四年(1908)在日本主编《民报》。宣统二年(1910)与章太炎重建光复会，任副会长。翌年又到南洋募款，支援国内武装起义。回国后在沪建立光复会秘密机关锐俊学社，积极筹划光复杭州、南京。浙江光复，被推举为省临时参议会议长。1912年，被陈其美指使的人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著有《浙案纪略》、《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陶成章集》等。为纪念陶成章烈士，建陶社于绍兴东湖，孙中山等莅绍，曾专程到陶社致吊，后毁于战火，1982年陶成章殉难70周年时重建

任伯年

（1840～1895)清代画家。初名泣，又名润颐，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字伯年，以字行。绍兴县人。自幼得父指授，14岁去上海扇庄学徒，画技大进，未成年即有名声。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克绍兴，他参加太平军为旗手。太平天国失败后，留居家乡，又流寓宁波，得名师任熊、任薰教授，于同治七年(1868)二月随任熊去苏州。中年后长居上海，以卖画为生。其画师法陈洪绶、华岩，擅画人物、花鸟，重视写生，勾勒、点簇交施互用，别具一格，成为"海上画派"重要创始人之一。与任熊、任薰、任预并称画坛任门"四杰"。有《三友图》、《蕉荫纳凉小像》、《八仙祝寿》、《祝福》、《蟠桃会》、《关河一望萧索》、《钟馗》、《倒骑驴图》等名作。

徐锡麟

（1873～1907)民主革命家。字伯荪，别号光汉子。绍兴东浦人。早年从事教育活动，光绪二十九年(1903)赴日参观，在留日学生民主思想影响下，立志革命。三十一年(1905)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同年九月与陶成章、龚宝铨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培养革命志士，并以开展军体为名，购买大批武器，图谋起义。翌年，为掩护革命活动，捐资入官，赴任安庆，先后任陆军小学堂会办、安徽巡警处会办与巡警学堂会办、陆军小学堂监督。后与秋瑾约定，三十三年(1907)七月中旬在皖、浙两省同时起义。事先被清政府觉察，遂趁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际，提前在七月六日发难，枪杀巡抚恩铭，被清军包围，寡不敌众而被捕。审讯后惨遭剖腹挖心酷刑，大义凛然，从容就义。

徐树兰

（1838～1902)近代图书馆事业开创者。字仲凡，号检庵。绍兴县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授兵部郎中，后改知府，补用为道花翎盐运使，因母病告归，致力于建闸筑塘、平粜赈济等地方公益。光绪二十三年(1897)，倡捐巨资，在府城创办绍郡中西学堂，任校董。同时，捐银3万余两创古越藏书楼，又捐入古今中外书籍7万余卷。光绪三十年(1904)正式开放，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供公众阅读的图书馆。开办后，又每年捐钱1000元，作馆内工作人员工资及经费。

赵晔

生卒年待考。东汉学者。字长君。绍兴人。早年为县吏，奉檄迎督邮，耻于斯役，弃官去犍为郡资中(今四川资阳)拜经学大师杜抚为师，学习"韩诗"。一去20年，音讯全无，家人误认为他已亡。回乡后，闭门著述，写就《诗细》、《历神渊》和《吴越春秋》，后蔡邕到会稽，读其《诗细》、《历神渊》，以为优于《论衡》，惜此书已佚。《吴越春秋》原书12卷，今存10卷。前5卷叙吴，起自太伯，迄于夫差；后5卷记越，始于无余，终至句践。从少康封庶子无余于会稽起，比《越绝书》更详细地记述了句践战败，向吴称臣，3年后回国，具体部署复国措施，终于灭吴称霸的过程。该书糅合正史、稗史、民间传说等资料汇集而成，虽非正史，却可补遗缺，后人注释《史记》、《文选》、《水经》等书，引用了该书不少记载。

王守仁

（1472～1528)明代哲学家、教育家。幼名云，字伯安，号阳明子。先祖世居山阴，后徙余姚，幼年全家迁回山阴。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遭廷杖，贬为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后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但不予铁券与岁禄，乃回山阴，辟稽山书院讲学，又立阳明书院于西郭门内，环坐听讲者300余人，前后讲学5年余，创"致良知"学说。嘉靖六年(1527)起用为原官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翌年，因病上疏乞归，卒于归途南安舟中。穆宗隆庆初，谥文成。其故宅原在城区光相桥侧，后在王衙弄新建府第，人称"伯府"，墓在绍兴城西南花街鲜虾山。生平著作由门生辑成《王文成公全书》，共38卷。其中《传习录》和《大学问》是其主要哲学著作。其学说对后世影响巨大，且流传至日本，朝鲜及东南亚。?

徐渭

（1521～1593)明文学家、书画家。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山阴布衣，或署田水月。绍兴人。20岁中秀才，屡应乡试不第，曾任塾师小吏等职。37岁时，闽浙总督胡宗宪招为幕僚，对抗倭军事多有策划。曾一度精神失常，因误杀继妻下狱7年，经同乡张元忭营救释放。此后，纵情山水，游历南北各地，以鬻书卖画代人撰文谋生。其画，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为明中期水墨写意画派创始人，对后世画坛影响极大。书善行草，涉笔飞动，纵逸恣肆，气韵畅旺。还写过大量诗文，曾参与编撰地方志书。能操琴，谙音律，73岁时贫病死去，草藁简葬，凄凉而终。族人将其葬于绍兴木栅姜婆山。其著作有《四声猿》、《南词叙录》、《徐文长全集》、《徐文长佚稿》、《徐文长佚草》等。

姚长子

（1522～1555)明代抗倭英雄。绍兴独山村人。是位连名字也不为人知的贫苦农民，因身材魁梧高大，人称姚长子。嘉靖三十四年(1555)一股倭寇由诸暨流窜绍兴柯桥，正在田间作业的姚长子，挥稻叉只身与寇搏斗，寡不敌众，执为向导。他佯装带路，引寇到柯桥四面临水的化人坛，用方言告诉乡人："等我过桥，你们就把前桥、后桥均拆掉。"村人按其吩咐，断敌退路。倭寇知道中计，便将他剁成肉酱。官兵与村人赶到，将被困的130余名倭寇尽歼。乡里为纪念姚长子，将"化人坛"改名为"绝倭涂"，前后两桥分别命名为"得胜桥"和"万安桥"，并在绝倭涂上建3间砖木结构平屋的"姚长子纪念祠"和一座高6?5米的"姚先烈绝倭纪念碑"，文学家张岱写了墓志铭。?

王端淑

生卒年待考。明末清初才女。王思任次女，字玉映，号映然子，又号青芜子。绍兴县人。自小酷爱读书，过目不忘，尤精史学。诗文诸体，靡不涉笔，与人论文，终日不倦。其父赞道："生有八男，不及一女。"成年后，与钱塘丁肇圣结为伉俪，曾随夫寓居京都。清世祖闻其才名，欲将其召入宫中教授嫔妃公主，被婉言谢绝，并举家南归，一度居于青藤书屋，后迁居杭州吴山，吟诗作画，著书立说。其画、诗、词俱佳。工画花草，风格疏落苍秀。著作颇丰，著有《吟红集》30卷、《玉映堂集》、《史愚》、《留箧恒心无才宜楼诸集》、《历代帝王后妃考》，辑有《名媛诗纬》、《名媛文纬》、《秋虫赋》、《荷赋》、《菊赋》等。享年80余岁。?

章学诚

（1738～1801)清代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原名文酕。文镳，字实斋，号少岩。绍兴人。幼年资质鲁钝，记忆力弱，被人视为"朽木"。但他"好深湛之思，隆冬盛夏读书，恒至午夜不倦，每有所得，辄笔之于书"。对文史有浓厚兴趣，立志追求学问。26岁肄业国子监。28岁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乾隆四十二年(1777)应乡试中举，翌年中进士。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在保定、定州、归德等地书院讲学。乾隆三十七年(1772)起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一生穷困潦倒，从32岁起，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生活，十分拮据。他学识渊博，史学理论有独到见识，因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负。他刻意编辑12年的《史籍考》也未问世。《文史通义》生前只刻印了篇目，道光十二年(1832)其次子首次刊印了8卷。去世120年后由刘承干搜集整理出版了《章氏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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