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命-第十章

这一章作者选用三段很熟悉的经文来反思个人追求属灵成长的流弊，对自我塑造提高警惕。

真的倚靠，不是假的虔诚

可10：17－27

这个故事的一般理解是这个人很热心遵守了所有诫命，不过他很富有，也很爱钱，耶稣抓住他的弱点，让他变卖钱财，戳中死穴，他只好知难而退。若是这样，随后门徒的两次"希奇"就很不合理，对于"人钱多，很难放下，难进天国"这样简单的道理表示希奇？

我们重新回到经文中。一开始这个人就跑到耶稣面前，问如何才能承受永生，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都是信神的人，如果这个人问我们常理解的信耶稣得永生的永生，答案应该是"你要信我"，所以这里问的永生，是在问怎么样才能成为义人。他们的信念来自哈巴谷书"惟义人因信得生"，义人：讨神喜悦的人，耶稣回答"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意思是关于良善，义人这些的标准都来源于神，你应该去问神，而非问我，问夫子，即你问错问题也问错人了。 蒙神悦纳是神的工作，不是你靠自己做些什么可以换取的。

对于这个人的问题如何承受永生，耶稣还是回答了，"你还缺少一件。。。"耶稣不是说你还要多守一条诫命，而是说你还 欠缺 一件事。你不是要加多一样东西，而是要舍弃一些东西。这个的理解根据上文的推断，不在乎钱财，比较合宜的理解，作者认为应该从犹太教的背景入手。守诫命是要花钱的，每逢节期要献祭，定时赒济穷人，兴建会堂等，他们有一个观念，认为一个人的灵命高低是以这些行为来判断的，因此诫命守得越全面，花费越是庞大。对于犹太教徒而言，钱财是他们讨神喜悦的本钱。 耶稣对于这个人的挑战就是放下你的本钱，不再倚靠你的行为就可以了。 这个人放不下，不是因为他贪财，而是因为他一直依靠了钱财，以钱财这些东西来讨神喜悦。例如法利赛人，他们也是如此，靠守律法。我们是否也是一直依靠行为来讨神喜悦呢？有这样的思维呢？我们要明白信心的增长，生命的成长全赖于神的工作。

我是儿子，不是受雇工人

路15：11－32

浪子的比喻是我们熟悉的，在这之前有两个比喻失羊和失钱的比喻，我们观察比喻中的同与不同。

我们细想一下最基本的问题：父亲是什么时候失去这个儿子的，失去了为何又不去寻找他？如果耶稣想强调父亲寻找小儿子，应该花更大的篇幅去描写， 而耶稣花更多的篇幅去描述小儿子的反应，这应该是耶稣想要强调的。

小儿子回来，自知罪大恶极，没脸见父亲，表面看很有觉悟，真心悔改，但他接着说"把我当作一个雇工"，这样就不用面对父亲，不用交代自己的荒唐往事，只须努力工作，自食其力便行。从负面可以这样想，经文也没有交代。不管背后动机如何，当小儿子说出这样的话时，父亲就已经失去了这个儿子。当父亲面对小儿子，没让他把最后一句说出口，父亲给他戒指和衣服，重新做回儿子，这是无条件的接纳。父亲绝不容许他放弃儿子的身份。我们犯了罪也是这样，想回转，但是不敢接受神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总是以为要做些什么才可以。

大儿子：一直没做过儿子

29节：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体现了大儿子的心态，在父亲家的表现良好，勤勤恳恳，目的是来赚取父亲的欢心，是雇工的心态。这个父亲一下子失去了两个儿子。

这个比喻是说给法利赛人听的，在法利赛人看来，税吏和罪人是没资格挨近耶稣，听他讲道。比喻在一开始就强调了失而复得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现在浪子回头了，人人都该开心，父亲也开心，而你这个大儿子却不开心，实在是不合理。但在现实状况中，反而是大儿子的反应是正常的，这就是比喻的独特之处。

我们再想想，为何父亲不去寻找？

透过比喻的编排就是要让我们看到 钱，羊和人都是不晓得自己回家的 。如果父亲不接纳，小儿子是回不了家的，一个罪人可以回到天父的身边，全因神的接纳。如果父亲要计较，那么我们都难以达标。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不是雇工而是儿子的身份，我们在父家里干活的态度会是什么样？不再是要努力干活讨主人喜悦，而是这些牛羊都是我的，我要照顾好他们。

向神祈求，不是向神行贿

太21：12－17记载耶稣洁净圣殿的经过。本身做买卖是利于那些前来敬拜神的人，不是因为这个行为，那么耶稣真正发怒的原因是什么？

这篇经文有扇形结构。

12耶稣进了　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作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13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 它成为贼窝了。”

14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

15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 说：“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

16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 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 吗？”

17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

12与17节首尾相对，一出一入，交代背景。13与16相对，引用旧约经文间接道出发怒原因，14与15节赶出做买卖的人，取而代之的是小孩子，仿佛他们就是神喜欢见到的留在圣殿里的人。

我们先看耶稣引用的经文，13节这里的贼窝不是说把圣殿变成了作奸犯科的巢穴，做坏事是在外面的，这里是指变成了藏身之所。贼窝一句来源于耶7：8－11

“看哪，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犹太人不听从神的话，十诫犯了一条又一条，然后他们到圣殿敬拜说"我们可以自由了"，献祭本来没有错，如果献祭取代了真正的虔诚，顺服，这样的心态就有问题了。

另一句引用16节祷告的殿，出自赛56：6－7

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作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原文作“我”）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贼窝指的是犹太人，祷告的殿指的是外邦人，犹太人不听从神，外邦人刚好相反，很想亲近神，形成强烈对比。 外邦人原本没有资格进到圣殿，但因着神的恩典，他们可以来到圣殿，求神怜悯。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不是说神的殿有一种祷告的仪式。祷告是指乞求神开恩怜悯。来到神面前的方式不是献祭，一种宗教礼仪，而是依靠神的恩典。

另一句引用的是诗8：2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在诗篇8篇里全文来理解神的美透过这样的画面来呈现：虽然人很渺小，但是神授权给他们去管理万物；在战争场景里，神透过婴孩击败了敌人。婴孩什么都不能做，只会哭，哭就是寻求帮助，就是祈祷向神来呼求。耶稣赶走了做买卖的人，让瞎子，瘸子小孩子留下来，他们是无法医治，最无能为力的人。 原来神希望圣殿是那些真正倚靠神，承认自己不行的人来敬拜来呼求帮助的地方。

法利赛人利用圣殿为自己累积功德，以为这是圣殿的用途。我们也会陷入这样的思维，以为要参与很多的服侍，做许多的属灵操练，原因可能是弥补过失，讨好神，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但是发现始终做不好，就觉得失落，如果我们是这样，我们就跟法利赛人没什么区别。真正的生命再造必须经过内在的改变，而祷告就是一个途径，而祷告的态度必须纠正。

以上是文章的摘抄和总结，希望能对阅读者有帮助。

召命是生命的觉醒，而不是头脑上的知识。

年来，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学术界开始重估中国传统经济，特别是明清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彭慕兰、弗兰克等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力主“明清经济发展论”，如彭慕兰《大歧变》一书认为中国在1800年前一直在领跑：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认为1840年前世界上白银产量的二分之一都流人了中国，如此强大的白银吸收能力说明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为清代才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其成就超过唐宋时期。目前史学界对彭慕兰和弗兰克的批评已有黄宗智、秦晖等长文刊布，极具说服力，本文不再置评。因此本文论域限定在中国传统经济。主要讨论这样三个问题：一是能否找到一个科学的评价尺度以资比较(包括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二是按此尺度如何判断宋代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三是如何解释宋代如此发达的工商业文明为何未能带动宋代社会实现近代转型。

一、从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看

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 为了找到一个进行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的共同尺度，我们需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人手。这条共同道路若从生产力角度看，无非是手工劳动逐步发展到机器生产；若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则是封闭体制(自然经济)向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的逐步演进。本文关于经济体制演进方向的认识得益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他在出版于1969年的《经济史理论》中认为，现代经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而此前出现的“习俗经济”(如村社共同体经济)和“指令经济”(如封建领主的采邑经济)则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古代经济形式。这是从经济体制着手的科学分析，非常精辟，但缺少了生产力这个维度。推动着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不断演进的生产力，来自劳动技能的积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机械的出现。所以考虑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或日方向，还必须加上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发展这个维度。我们将上述两个维度(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涉及的四个要素进行排列组合，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经济类型：

1，手工劳动+封闭体制=传统经济(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 2，手工劳动+开放体制=原始工业化经济(由古代向现代经济的过渡形式) 3，机器生产+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现代经济) 4，机器生产+封闭体制=计划经济(前苏联、东欧模式)如果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横坐标，把经济体制的演进作为纵坐标，这四种经济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由上可知。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大致是从封闭的古代自然经济，中经原始工业化阶段之过渡，逐步迈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演进轨迹，这也许体现了东西方各类经济体演进嬗变的普遍规律和共同方向。各国经济发展会因地理环境、资源禀赋、自然和人文环境种种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变化无穷，但是地无分中西，人无分南北，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都要走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诉求，却是古今一理。中外皆同的。显而易见，仅就经济层面而言，谁要发展，谁就应该朝高效率的机器生产和开放的市场经济这两个方向走。从亚当·斯密开始，中经马歇尔、凯恩斯，直到今天的新古典综合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现代经济学的充分发展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由此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就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而言，无论唐宋还是明清，哪个朝代更接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那么这个朝代就更先进，更有发展前途。推而广之，不论是纵向比较(如明清和唐宋比较)，还是横向比较(如18世纪的中国江南和英格兰)，都应该从这两个维度即机器生产和市场体制人手。

二、“为市场而生产”：原始(早期)工业化进程的首次启动

宋代，正处在汉唐和明清之间。汉唐的立国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气息浓厚；宋明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已然处在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原始(早期)工业化进程得以启动。

就欧洲而言，早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分布在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小型手工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为从资金、企业主、工人、技术乃至市场等方面，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美国学者门德尔斯为此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在他看来，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原始工业化和工厂(机器)工业化这样两个阶段，所谓原始工业化进程就是“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为与早就存在的家庭手工业相区别，原始工业化进程由区域经济内同时并存的三种要素构成，即乡村工业、外部市场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由于城市是批发商人的基地，技术、资本密集，城市甚至通过商业资本参与、支配乡村地区的某些手工业生产，这样城市就构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第四个要素。其后不久，德国学者P，克里特等人进一步把原始工业化定义为“其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为区问市场或国际市场进行大批量的工业商品生产的农村地区的发展”。其意义在于把人口作为第五个要素引入了原始工业化理论，而且由此引发出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孕育的历史过程及其内部机制。

我们认为，构成原始工业化进程的五个要素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一个要素就是“为市场而生产”。门德尔斯、克里特等人对市场的强调，应该说是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考察相一致的。所谓为市场而生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盛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市场的扩大，包括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都在急速扩大。而在海内外市场不断扩大的历史环境中，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在时问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就是在规模和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煤铁革命的发生和民营矿冶作坊中雇佣劳动的出现。北宋以铁产量的激增和灌钢法的推广为标志。迎来了我国冶铁铸造业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期。这个变革是由煤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如炼铁、烧瓷)所激发的。史实表明，北宋河东(今山西)、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为了和原先的木炭(时称“软炭”)相区别，宋代出现了“石炭”、“矿炭”等词来专指煤炭。

煤炭采掘业的兴起既缓解了传统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铁的产量，同时又因炉温和冶炼效率的提高而推动了铸造技术的变革，特别是以“生熟杂镖”为特征的灌钢法的大面积推广，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必然结果的农具和各类工具之熟铁钢刃化等，这些重大进展构成一幅宋代煤铁革命的壮观景象。

早在1959年，柯昌基先生即据神宗元丰年间苏轼的《徐州上皇帝书》指出，徐州附近利国监所辖“三十六冶”中已经产生雇佣关系。据苏轼所言，这36个民营铁冶作坊各有百余名工人，已具手工工场气象；各冶炉主“藏镪巨万”：政府关闭河北市场(“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冶户皆有“失业之忧”：不久取消禁令，“使铁北行”，冶户“皆悦而听命”，可见这是商品生产，且已拥有区间市场。而总数达三四千名的冶铁工人多是“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反映他们已经不同程度地脱离土地，而且多半已从政治统辖关系中游离出来。至少在受雇为工期间，无论对地主、对国家，均不受人身依附关系之束缚。

二是川蜀地区民营卓筒井的兴起和雇佣工人的经济斗争。北宋仁宗庆历年间，首先出现在四川井研县的卓筒井，标志着钻井技术从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的过渡。它在钻井工艺上，首创“冲击顿挫法”，由熟铁钢刃所制的“圜刃”应是世界上第一个深井钻头，开近代凿口钻井技术之先河：在井壁成型技术上，首创“套管隔水法”，所用竹制套管(此即卓筒井得名之由来，卓、竹，一音之转)显然是明清木制导管和近代铜制导管的前身；在取屑工艺上，首创“活门式扇泥筒”：在汲卤工艺上，有“无底而窍”的汲卤筒取代原先的皮囊，入水自开，出水即闭。这些重大创新从各方面奠定了近代深井钻探技术的基本原理，因而被科技史界誉为现代“石油钻井之父”。

正因卓筒井从本质上改变了大口浅井的陈旧技术，在开凿成本、卤水质量、生产效益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所以一经出现便迅速传播，短短二三十年间就遍布于川南陵州、嘉州、荣州一带，“连溪接谷，灶居鳞次”，数以千计。盐业史专家郭正忠先生依据神宗熙宁年间陵州知州文同的奏疏，证明四川井盐业中不仅同样存在着雇佣关系，而且还发生过为改善工作条件的经济斗争。据文同奏疏所言，当时井研县即有百余家筒井作坊，每间作坊分别雇佣“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这数千工匠多数来自“他州别县”，已与土地脱离关系：其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即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雇期间如对工作条件或待遇不满意，就互相串联，集体抗议，所谓“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如无改善即与井主“豪者”算账，索取工资，所谓“算索工值，偃蹇求去”；再另谋高就，所谓“又投一处，习以为业”，显然他们是来去自由的。

三是陶瓷业的商品生产性质及其日趋扩大的海内外市场。陶瓷生产在宋代进入成熟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宋代瓷窑遗址，遍布全国l7个省份130余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窑性质。特别是福建路的德化窑和晋江、厦门等地瓷窑，以及泉州磁窑，安溪、南安、同安等窑，则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销瓷器的生产基地。在有罗盘导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多年沿海上丝路进行实地考察，于1979年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在第二章中介绍了宋代瓷器在新加坡、印尼雅加达、越南西贡、印度迈索尔邦和马德拉斯邦、巴基斯坦的班布尔遗址、西亚伊拉克的萨马腊遗址，以及北非埃及的福斯坦特等地区的分布实况。这说明宋代陶瓷业就其主体部分而言完全具备商品生产性质，而且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四是数万纺织机户的涌现和包买商惯例的形成。宋代“机户”一般系由家庭成员充作劳动人手，专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质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也有少数机户实行雇工生产。据漆侠先生估计，北宋各路约有10万机户，数量可观。问题是这些机户除少数在城市外，多数分布在乡村，他们的产品需要中间人将之集中起来，运到市场上去，才能真正成为商品，于是包买商就出现了。《永乐大典》所载“陈泰冤梦”就是反映江西包买商的一个典型事例，时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2世纪70年代)。冤主陈泰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乐安、金溪等地的机户发放生产性贷款(“贷出本钱”)，到夏秋之际再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之后向外运销。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驵主”、“甲首”作为放钱收布的代理人。仅乐安一地就“积布至数千匹”。从“如是久矣”看，这种做法早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续相当时日了，并非偶发事件。这种做法在其本质特征上已与明清“账房”无异，均属包买商惯例。郭正忠先生指出，在两浙丝织业、四 JIl绫锦业中，也有“收丝放贷”、“机户赊账”以及“预表丝花钱物”等惯例，这说明宋代包买商分布地域广泛，江西、两浙、四川等地都可以见到他们活动的身影。

通过以上的简要勾勒，我们看到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全方位的。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纺织等业在内的手工业各部门一度呈现出全面繁荣态势：民营手工业全面崛起，除铸钱、军工等少数行业外，其主导地位已确立无疑，并程度不同地拥有区域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海外市场；其间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包买商惯例亦在顽强生长。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为近代工业的发生准备条件的时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降临提供历史前提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前近代化时期。如果这个势头能够保持两三个世纪不被打断的话，必将为其后的工厂(机器)工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三、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经济基础、科技条件和社会环境

现在我们要问，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诸般条件，宋代社会是否具备呢？我们的认识是“三缺一”，即四个条件中具备三个，还缺一个。

一是在人口增长(北宋徽宗时人口达到一亿，较汉唐增加一倍)的压力下，耕制革命的发生，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为原始工业化进程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人口增长速率超过耕地面积的扩大速率，产生了大批无地或少地农民，他们被迫另谋生计，大量进入城市和工商业领域。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则为这些非农人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应。根据笔者的计算，宋代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粮食大致在4000斤上下。比汉代提高一倍，比唐代提高30％，与1984年每个劳动力生产4379斤大致相当。这个成就的取得，与宋代耕作制度的变革有关。大约在两宋之交，即12世纪上半叶，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苏皖平原和福建沿海，还有江西中部的吉泰盆地等农业区，一年两熟的复种制作为基本的耕作制度得以肯定下来。粮食产量的提高也为经济作物的种植腾出了更多的耕地，东南地区地狭人众的情况也在逼迫当地农户寻求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如苎麻、桑梓、茶叶、甘蔗、果树、蔬菜，甚至药材、花卉等。当产地周围存在着相应的市场时。生产者的着眼点自然会从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向它的交换价值，于是专业茶农、蔗农、果农、菜农大批涌现，商品性农业由是而发展起来。

二是煤铁革命的推动和海内外市场的扩大，导致手工业内部技术革新的兴起，这可视为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内在动力。诸如炼钢工艺中灌钢法的推广，冶铜工艺中胆铜法的发明，金属加工工艺中“旋作”(即简易车床)的使用，掘井工艺中以“卓筒井”为代表的小口深井技术，纺织工艺中脚踏纺车的推广和轴架整经法的使用，造船工艺中水密舱的发明，还有航海罗盘的使用，造纸业中竹茎等硬纤维软化技术的成熟，以及印刷工艺中雕版的推广和铜版、活字版的发明等，都是其时之茕茕大者。如此巨大的科技进步和工艺革新，显然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内在动力。从中不难看到宋代工匠从手工劳动逐步走向机器生产的精巧构思与卓绝努力。 三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城市性质嬗变和市民阶层初兴，此为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社会条件。自中唐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转移率的提高导致累世相承的主仆名分趋于瓦解，乡村主户经济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导致行政统辖权与土地所有权基本分离，而地权集中与地块分散的背离则迫使部曲庄园制经营方式日趋衰落。在这样一些经济变革趋势的推动下，宋代农民之主体确已挣脱了昔日部曲、宾客、徒附、私属、奴婢、佃4 F,Z类的农奴地位，并日趋普遍地获得了迁徙和退佃等权利。他们一旦脱离土地，流入城市或矿区，就有可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正如我们前面在矿冶、井盐业中所看到的那样。

与此同时，都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宋代不仅城市数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胀，而且随着城市商业意义的增加，城市性质发生嬗变。汴京、临安作为首都已是百万人口的世界性大城市，虽然仍是政治、军事中心，但其工商业依然极为繁盛。苏州、扬州、成都、鄂州等一批城市，或因处在经济发达地区，或因位于交通孔道，逐步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更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少量的生产性工商业城市，如前述浙东金华可以认为是纺织城镇；前述徐州附近的利国监可以视做冶金城镇，还有常聚十余万矿冶工匠的江西铅山场、广东岑水场亦属此类性质；前述四川井研县亦有数万井盐工匠，这是盐业城镇：举世闻名的江西景德镇有陶工数千人，这是陶瓷城镇。至于广州、泉州、明州还有北方的板桥镇等则是新型港口城市，泉州至“以蕃舶为命”，南宋时“生齿无虑五十万(口)”。

城市的增多及其商业意义的增长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流动，加快了城郊农民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的步伐(如茶农、果农)。同时城中兼营工商业的官僚、地主也在增加。而城市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还有服务行业的发展则为雇佣关系的成长提供了肥壤沃土。作为这一切的重大结果，便是城镇(含矿区、港口)市民阶层的勃兴。两宋文献中的“富商巨贾”、“冶家”、“磨户”、“茶焙主”，还有“行老”、“市头”(以上为一方)，以及“杂作工匠”、“稗商细贩”、“百姓绣夫”、“游手末作”(以上为另一方)等，就是这个阶层的基本成分。就是被人视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之重要表现的市民、矿工斗争，宋代亦有端倪可鉴。前述井研县“佣身赁力”之盐工一不如意就“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可算经济斗争；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安徽舒州宿松矿工汪革“以铁冶之众叛……有众五百余”则是武装斗争性质了。众所周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结合是近代工业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雇佣关系发展和市民阶层初兴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视为原始工业化赖以启动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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