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如此大的区别？

1、基层结构不同。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中国差序格局的这种以自己作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最主要的是“克己复礼”。

西洋社会“团体格局”是先有了一个共同的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西方的道德观念源于宗教，提出人对人的互相尊重权利，团体对个人也必须保障个人权利。

2、社会秩序的维持方式不同。

中国是礼俗社会，中国的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

对西方社会来说，社会秩序的维持是靠法治，需要有形的权力机构去维持社会规范，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约束。

扩展资料：

中国社会和西洋社会的区别从新冠疫情的防控也可体现。

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中民众对自我隔离做出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安安分分待在家里，做好自我隔离，即使出门也会较为自觉地戴上口罩；西方社会中的部分民众以个人自由为由出门聚会、不戴口罩、反对隔离。

传染病发生时，在家隔离和防止传染他人，就是中国社会中所认可的“礼”，是一种合适的社会行为规范，因此大部分人都会遵守。对西方社会来说，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是行政权利要求民众去做好自我隔离并防止传染他人。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方面的不同点有哪些？

　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共同点西方国家宏观调控具有相同之处：目标都指向经济发展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实现充分就业、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等，都以间接控制为主，手段都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国际收支政策等。宏观调控的职能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针对各种市场失灵，西方国家主要采取下列调控手段：　　第一，不完全竞争市场。针对垄断、寡头、垄断竞争等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缺陷，西方国家政府宏观调节的具体作法有：　　国有化。政府接管行业的所有权或将其国有化，一旦拥有垄断性企业的所有权，可以根据公共利益来决定产量和价格。　　管制。在电讯、电力供应等行业中，平均生产成本随生产规模下降，在只有一个厂商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最大限度的规模效益，于是形成自然垄断。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采取价格管制，规定其索要价格，并给予被管制行业的消费者提供补贴。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不同点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有三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宏观调控。　　英、美两国很早就开始较大范围介入经济生活，但干预程度较低：基本限于以律法规范市场运作，同时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虽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节，但注重保护企业家的创业积极性。国家没有全国性的经济发展指导计划和明确的产业政策。当然，英美两国宏观经济调控亦有差别，如企业国有化的程度不同。1978—1985年英国国有企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9%，美国仅为1.3%；同期国有企业投资占国内总投资的比重英国为15.19%，美国仅为3.7%。　　日本的市场经济带有浓厚的政府主导色彩，计划性很强，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指导性与权威性相结合，经济计划仅具指导性，但政府按企业服从计划的程度给予奖惩。二是民主性和合理性相—致，政府通过各种审议制度来保证决策合理。三是连续性和针对性相统一，每一计划的问世都以前一个计划的实施情况为基础，并随发展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四是预测性，政府拥有庞大的机构收集信息、预测行情，作为制定和调整计划的依据。与日本相似，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经济计划手段实施最早，机构最健全，经验最丰富，以企业大规模国有化为重要特点，国有企业几乎涉及所有重要经济部门和领域。据统计，1978—1985年，法国国有企业占国民生产总值10.7%，远高于英美等国家。　　20世纪的德国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前提下国家宏观调控，实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保障。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侧重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稳定和提供社会保障，干预程度和能力强于英美模式，弱于日法模式。国家也制定了经济计划或纲领，但基本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宏观调控侧重于总量平衡、调节收入分配和促进地区之间平衡发展。国家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参与经济过程本身，对一些特定企业采取保护、补贴的政策，即使违反经济规律也在所不惜。同时通过货币政策等间接干预经济。为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德国建立了西方各国中独立性最强的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　　三、西方国家宏观调控比较的启示　　通过对西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比较，可以获得以下的重要启示：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市场经济的变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目前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我们建立的将是现代市场经济，是存在多方面市场失灵的市场经济。因此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建立有效率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第二，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必须充分发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调节与宏观经济调控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在市场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必须任由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而积极不干预，只有当市场难以或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才能代之以宏观调控。即使像法国、日本这样的宏观调控力度较强的国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亦起着基础性作用，宏观经济调控以间接调控为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根深蒂固，市场力量远未得到充分释放，加之历史上有计划经济的传统，政府有干预经济的惯性和冲动。因此，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要把计划经济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市场经济下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等量齐观。在体制转轨时期中国需以“双轨调控”来实现宏观经济稳定。　　第三，必须充分注意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模式。具体来说，影响宏观经济调控模式选择的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和历史文化传统。　　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主要因素之一。日本的市场经济正是在特定的国情条件下，在追赶欧美的长期过程和状态中，形成的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基本框架是：经济计划+产业政策+行政指导，体现出强烈的宏观干预色彩。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该充分借鉴后发国家日本的经验，在建立宏观调控体系中充分注意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建立追赶型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后发优势，扬长避短。　　政治体制的不同也会造成宏观调控的差异。宏观调控的主体是政府，因而不同的政权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宏观经济调控。以美国为例，由于联邦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不适合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强度调控而适合于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比较下之，法国做为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拥有广泛的权力，有利于国家推行经济计划化和对宏观经济进行广泛干预。中是一个集权制历史悠久的国家，强调等级制度和中央权威。我国在建立宏观调控体系时必须考虑到国家政体的特点，充分调动传统政治体制的积极因素，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见，中国不适合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历史文化传统是决定一国宏观调控模式的重要因素。历史文化范畴十分广泛，除各种正式的社会制度外还有大量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在文化中是约定俗成的，对经济行为起着潜在的决定作用。非正式制度更接近于特定的文化内核，集中体现社会特有价值，因此稳定性较大，更难改革。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等级，强调集权，不利于自由主义精神的广泛传播。中国目前不具备建立英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文化传统，国家必须对宏观经济进行强有力调控，以推动转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顺利过渡。

西方发达国家民主选举和政党制度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现代民主制度（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方面）充分展示了它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也清楚地表明一切政党组织都把民主选举作为取得执政地位的唯一合法途径。无疑，发达的现代民主制度大都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体上与我国是有区别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片面性。但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已相当完备、完善、成熟，其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的实践和发展过程，一些理论、方法和经验，其运行方式和操作技术，为人类社会的民主政治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的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游戏，但其民主的外壳或具体形式，往往并不反映阶级内容，仅仅具有工具或手段的性质。我们完全可以批判的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的一切有价值的、合理的东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国的民主选举尚处在发展过程中，政党与选举制度方面尚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完善。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给了我们许多的启示和有益的参考。

（一）关于政党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政党在选举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党的运行方式和执政方式，政党与议会、政党与法律的关系，以及政党的法制化等等。这对于我们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改善党在民主选举中的领导方式，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如何发展完善我国的多党合作，如何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选举等方面，提供了一些可资参考的东西和多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如，西方政党不能直接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即便是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其纲领、政策也必须通过国家形式，通过议会中其成员的多数地位，经法定程序成为全社会的规范，政党对国家的实际的领导是隐蔽的，其形式是法律所规范的。以法行政，以法治国，政府政策法律化。每每由执政党对全国各方面需要由政府解决的问题，系统而突出重点地亮出其治国之策；每届政府将其政纲的各部分经法定程序制定为法律，最终使本届政府的政纲转化为同届议会的立法体系。再如政党法制化，国家通过代议机关的立法活动，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并规范政党的存在和活动方式：法律规定政党的组建、政党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政党的经费来源及其使用，政党违反宪法和法律后的矫正和制裁等。随着我国政治制度的健全，反映我国政党体制、体现中国***和民主党派的地位，全面规范政党行为的我国的《政党法》或《政党活动法》也完全有可能出台。

（二）关于政党在选举中的技术问题。西方国家政党在选举中的技术问题，如怎样提名候选人，如何组织竞选活动，各党派议员名额的分配，党派议员与地区议员的产生和比例等，对我们更好地解决诸如怎样保证提名候选人的公正、公平，如何引进竞争机制搞活搞好选举，如何解决地域代表制与界别代表制的矛盾，如何合理确定各党派、各界别、各方面的代表比例等，有许多可借鉴的东西。民主选举的运行方式和操作技术，本身只是一种工具，其工具性决定了它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政党所用，也可以为工人阶级政党所用。比如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代表一半由选区选举产生，一半由各政党、联盟在全联盟范围内竞选、依得票多少按比例分配，这对我国解决两种代表制的矛盾无疑有重要启发。再如对待竞选问题，尽管我们很多人对选举引入竞争机制已似无疑义，也意识到竞选对提高代表和鼓励公民政治参与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仍有许多同志对其可行性或操作性持怀疑态度，或认为中国文化是含蓄内向的，不欣赏出头露面和个人咄咄逼人的竞争。其实只要看看我们周围同是儒教文化传统的韩国、日本的情形，就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误解。重要的已不是论证是否需要竞争，而是探讨如何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引导竞争行为。

（三）关于民主选举的形式问题。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民主的形式当然相当完美。形式是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反作用于内容，好的内容要求以好的形式表达出来，好的形式可以更好地体现内容。在选举制度上，形式与内容几乎融为一体，交互作用。我国民主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选举制度、民主制度有必要而且有可能采取较完善的表达形式。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看，没有民主的具体形式就不会有民主，民主的形式（包括程序、规则、方法等）是非常重要的。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选举制度的巨大努力，有很多都是从改革、完善具体形式展开的，任何忽视民主制度表达形式的思想都是不利于人大建设和选举制度的发展的。在提名候选人、酝酿正式候选人、候选人介绍、选举的程序、差额选举等很多方面，有许多具体的形式需要进一步规范、完善。

（四）关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从民主制度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对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法制的原则必将反映到政治领域，市场经济倒致的经济主体和利益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也必将反映到政治制度方面。后者反过来又反作用于前者。党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搞活、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选举制度，有步骤地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这是经济基础与上屋建筑关系的自觉运用。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主义民主所需要的经济文化条件也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本身的自我发展和完善也需要一个长期渐进的发展过程，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党必须***民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五）关于对选举过程和结果的分析。显然，我们对民主选举的研究与分析是很不够的。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过去的有些观点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理解。如我国民主选举的参选率和投票率是非常高的。参选率高固然说明人们政治参与的热情，说明代表产生的广泛基础。但参选率适当降低也未必是坏事。高参选率的背后是否掩盖了部分选民敷衍草率、不负责任的现象。由于选举制度、机制、技术尚不完善，有的选民对候选人缺少足够的、全面的了解，难免出现斟酌、权衡后仍然难以选择的情形（这种情形在选举制度已十分完善的西方也很普遍），与其敷衍应付，不如弃权。这是对自己神圣权利的尊重，也是一个国家民主选举制度和公民民主意识成熟的反映。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完善提名机制、增加选举透明度、改革候选人介绍方式、调动选民参选热情等方面，作大量的工作。再如选举结果理应是人民意志最集中最直接的反映，当然应该是最合理的、最能反映“民意”的。西方分析家一般是从选举结果判断选民的政治意愿、价值取向，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政策走向、趋势等；我们却总是首先分析各种比例、结构（包括政党代表之比例）是否合理，显然是我国选举制度尚不健全、尚不合理的一种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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