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科学家邹承鲁最早合成胰岛素，但是由于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没能获得诺贝尔奖”

今年是中国科学家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44周年。1965年9月17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经过6年多的艰苦工作，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一种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作为中国人的骄傲，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距离最近的一次。它和“两弹一星”研究一样，也是中国人在科学领域的面子———不但证明了

中国人是聪明的，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还证明了中国在科研领域可以和西方发达国家相竞争，甚至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

40年来，围绕这项工作，已经出现过数以千计的各种形式的报道。但是，在这个为期六七年的研究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其中，被探究得最少的可能是1960年前后的“大兵团作战”。

以科学家为中心

人工合成胰岛素课题于1958年12月底正式启动。由于工作非常艰难、工作量非常大，而自己既缺乏有机合成经验，人手又不够，所以刚一开始，课题的首倡者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就先后请求与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教研室合作。有机所不肯加入，而北京大学很快就同意了。经过几轮磋商，1959年3月，生化所和北大化学系签定了合作协议。刚刚于1958年由生化所协助建立的复旦大学生物系生化教研室也想参加胰岛素合成工作。生化所不太愿意，只同意让它参与做一点天然胰岛素的制备工作，没把它列为正式的协作单位。

北京大学的相关工作由有机教研室主任邢其毅教授、研究组组长张滂教授领导。他们和陆德培等4位青年教师、季爱雪等4位研究生一道，带领有机专业的十多名应届毕业生以毕业论文的方式开展合成研究。而生化所则建立了由邹承鲁、钮经义、曹天钦、沈昭文等人分别负责的5个研究小组，他们各带了一批年轻的科研人员，分头探路———因探路成功而一直延续下来了的只有由邹承鲁负责的天然胰岛素拆、合小组和由钮经义负责的胰岛素肽链有机合成小组。

经过一年的探索，到1959年底时，他们虽然未能像早期计划的那样完成胰岛素工作，但也已获得拆、合天然胰岛素等几项重要的成果。这不但基本解决了合成工作大的路径问题，还给一些领导干部造成了该研究只剩了“堆肽”技术活的印象。

北京大学开展群众运动

就在这时，“反右倾”运动迎面扑了过来。就像“大跃进”运动导致了胰岛素人工合成课题的提出一样，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也影响了胰岛素工作的研究方式。作为直接的导火索，它给胰岛素工作带来了一种富有时代特点的科研方式———“大兵团作战”。

很多年以来，北京大学一直处于时代的漩涡中心，这一次，又率先响应了上级的号召，最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1959年底，在新调来的系党总支书记的领导下，化学系的学生对自己的老师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批判他们信心不足、固步自封、按部就班、有名利思想、走白专道路、奉行“爬行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本位主义，在科学研究方面搞神秘论，把科研工作进行得“沉沉闷闷”、“冷冷清清”，等等。

批判结果之一是胰岛素合成工作的领导班子被彻底改组：原来的***中，张滂被开除出胰岛素合成队伍，留下来的邢其毅也因为“对合成胰岛素不积极”而不再对这项工作具备发言权。改由1958年才毕业留校的一位青年教师负责业务工作；1960年4月时，又有十多位同学提前3个月毕业，作为“会战组”党支部委员加入了领导班子；新来的系党总支书记直接领导他们。在这些缺乏科研经验的新班子的指挥下，北大化学系及少量生物系“革命师生”共约300人“参加了这场科研大战”，一大批“连氨基酸符号还不认识”的青年教员和三、四、五年级学生成了胰岛素研究的“尖兵”，成了“科研的主力军”。他们“从无到有，从不会到会”，“不懂就学，遇到困难就学毛主席著作”。

在这些人看来，合成多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把两段多肽倒到一起，就叫合成了一个新的多肽———也没问是否发生了反应，具体产物是什么东西。”邢其毅等“老”科学家和原来那些比较“右”的青年教师当然不太认同那些做法，但他们不敢说，只能根据组长、小组长等人的指示执行属于自己的工作。于是，北京大学的进展奇快，“仅用两个星期就完成了4、7、5、5四个肽段”；再花两个星期，到1960年2月17日，就“用两种方法同时合成了胰岛素A链上的12肽”；随后，于“4月22日合成了A链”。

受北大化学系群众运动的激发，1960年1月下旬，“在整风反右倾的基础上”，生化所也开始大量抽调工作人员支援原有的两个研究小组。经过几次“苦战十昼夜”，他们也在4月20日前“合成了B链30肽”。

复旦大学加入竞争

正当北大化学系和生化所的科研“竞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复旦大学生物系横空杀了进来。1960年1月30日，在上海市委、上海市科委和复旦大学党委的支持下，复旦大学生物系某党支部委员组织了六七十位师生(其中2／3是一至三年级的学生)，开始另起炉灶，单独筹划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3月25日，“为了迎接市工业会议的召开”，他们“进一步大搞群众运动”，组织了120名师生——包括复旦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四个年级所有的大约80名学生——“边干边学”，热火朝天、不分昼夜地进行胰岛素合成。其方法和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所做的类似，都不对中间产物作分离和鉴定，只是拼命往后赶。当时的生物系生化教研室主任沈仁权副教授比较内行，但她被搁到了一边，对这项工作没有发言权。于是，复旦大学所报出来的进度也非常快，“在4月22日完成了B链30肽”。

1960年4月19-26日，以稳定基础研究工作为重要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在上海举行。在这个会议上，由中科院生化所、北京大学化学系、复旦大学生物系三个单位所主演的胰岛素合成戏剧达到了高潮：它们先后向学部大会献了礼，分别宣布自己初步合成了人工胰岛素B链、A链以及B、A二链！北大的代表还乘飞机把自己合成的A链带了过来。听到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聂荣臻、郭沫若等领导兴奋异常，他们不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还于当天晚上在中苏友好大厦为全体相关人员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只留了拆、合小组的杜雨苍和张友尚在实验室里进行人工胰岛素A链和人工胰岛素B链的全合成工作。聂荣臻和大家一道都在那儿等着，要求他们一出成果，马上敲锣打鼓过去报喜。新华社也已经写好了报道稿———标题为“揭开生命现象的神秘面纱我国对人工合成蛋白质已建功勋”。一切都只等他们的好消息。但直到宴会结束，垂涎欲滴的他们也没有离开实验室。

4天之后，拆、合小组仍没能合成人工胰岛素。这时，复旦大学又爆出喜讯：他们首次得到了具有生物活性的人工胰岛素！上海市长随即在人民广场宣布了这件大喜事。消息刺激了北京市委，他们给北大发指示，说：咱们搞北京牌的胰岛素；中国那么大，搞两个胰岛素也不算多；可以互相验证。要求北大也进行B链合成，也单独合成胰岛素。于是，北京大学只好于1960年5月1日“又开辟了第二个战场”，成立了新的B链组，大搞B链的合成。

科学院开展“特大兵团作战”

上海市委和北京市委的竞争也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带来了很大压力。为了在竞赛中胜过高等教育部，在院党组正、副书记张劲夫、杜润生的亲自督促下，1960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决定亲自挂帅任总指挥，组织了由有机所党总支书记边伯明任副总指挥，生化所所长王应睐、有机所代所长汪猷、生化所副所长曹天钦任正副参谋长，生化所青年科技工作者李载平任具体指挥，生化所党支部书记王芷涯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指挥部，指挥生物化学所、有机化学所、药物所、细胞生物学所、生理研究所等五个研究所进行“特大兵团作战”。在当晚举行的“第一次司令部会议”上，生化所党支部提出，“要以20天时间完成人工全合成”。王仲良要求抢时间，在“半个月内完成全合成”。最初不肯参加这项工作的汪猷接着表态：“既然分院党委决定，我们立即上马……半个月太长，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就这样，在有关领导“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拿不下来就摘牌子”的敦促下，科学院上海分院开始了风风火火的群众运动。

5月5日，相关研究所共派出344人参加这项工作。他们打破了原有的所、室、组的正常建制，组成了一个混合编队，下属多个“战斗组”，统一安排。战斗组组长一律由青年人担任，原来担任组长的研究员改当组员；生化所一个肽组的组长甚至是一位连多肽都未见过、新近从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过去的进修生。他们“采取了一日二班制的办法”，建立了工作流水线。虽然有很多人并不愿意放下自己手头原有的研究转到这项工作中来，但既然党的领导干部在亲自指挥这项工作，他们也普遍表现得很积极。很多人“每天除了几小时的睡眠，其他的时间都在试验台旁度过”；“有人甚至把铺盖搬进实验室”，根本不怕有毒的药品，根本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些工作骨干“甚至两天不睡”，以至于领导下决定“必须……安排骨干分子的休息睡眠”。

可胰岛素人工合成毕竟是基础科学研究，和军事斗争、工农业生产有一定区别。在这里，“一个人卅天的工作等于卅个人一天的工作”并不成立。这么多人忙了7天、15天、20天、一个月，依然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50天后，人工合成的A、B链终于“正式进行会师”，可非常令人遗憾，“总的情况是人A人B(编者注：人工合成胰岛素A链、B链)全合成没有出现活力”。不但如此，在随后的20天内，“合成A链进行三次人A天B(编者注：人工合成胰岛素A链、天然胰岛素B链)测定，结果均无活力”。

王应睐一直心怀整个国家的生化事业，对这种费钱、费力而不讨好的研究方式急在心上，早就想将其停下来。1960年7月底，他终于鼓起勇气向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领导反映了自己的想法，强调人太多没有好处，专业不对口的在里面起不到什么作用，还是应该减少一点，让队伍精干一点，都是熟悉业务的人，这样进展会更快。张劲夫和杜润生与科学工作者是比较贴心的，发动大兵团作战一段时间后，见效果不明显，就认真考虑了王应睐的建议。

于是，“1960年7月，杜润生同志指示说，大兵团作战，搞长了不行，应精干队伍”。随后，“经过三天大会，总结辩论，生理、实生、药物三个所下马，留下生化、有机两个所”。剩下两所的参与人数也逐渐减少，到年底时，生化所只剩了“精干队伍近20人”，“有机所……只剩下7人”。

在交了上百万元的昂贵学费后，科学院的大兵团作战就这样偃旗息鼓。

1960年，北京大学化学系、生物系参加胰岛素工作的学生没有正常的暑假，直到10月份他们还在继续工作。终于又合成了三批人工合成A链，自己测试有活力，于是把它们送到生化所。但到那儿之后，它们又失活了！10月下旬，生化所决定派杜雨苍和张友尚过去“学习”。果然不出所料，北京大学所用的测试方法是不规范的！谁也不知道他们“合成”的究竟是什么，惟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不是胰岛素A链！60万元的巨额经费已经用尽，结果又如此不如人意，而且人员伤病还相当严重———其中，有3个学生被严重烧伤；有60多个学生得了肺结核———工作当然无法进行下去了。连总结都没做，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大兵团作战就这样鸣金收兵。

复旦大学生物系的情况与北京大学的类似，也是因为经费等问题而于1960年下半年停止。

“大兵团作战”阶段所获得的产物，除有机所还留了一点用于继续提纯和分析，后来还陆续整理出了几篇论文外，其他单位七八百位科技工作者和学生轰轰烈烈、辛辛苦苦忙了好几个月，所收获的恐怕就是失败的教训了。

作为那个时代所独有的科研方式，“大兵团作战”本身是很值得关注的。轻视原本就非常少的专家，由领导干部直接指挥不懂行的群众用搞运动方式做研究，这是中国人在科研方式上的独特创造，也确实实践了当时一些领导所设想的“无产阶级的科学道路”。但遗憾的是，在胰岛素工作中，这条研究道路行不通。

脚踏实地终获成功

“大兵团夹击胰岛素”遇挫之后，国家也已进入调整时期。在“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开始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于是，有机所的一些研究人员表示要再次“敲锣打鼓”把这个课题“送还生化所”，而生化所的绝大部分参与者也心灰意懒，希望下马这个课题。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情况也类似。但聂荣臻、王仲良、张龙翔、汪猷等多级***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在他们的要求和命令下，中科院和北京大学的胰岛素工作分别持续了下来，只是把队伍精干到了总共20多人——北大最少的时候只剩两个人，而中科院方面也只剩了一二十人，他们大部分都为早期的参与者——工作方式也恢复到了以前冷清、缓慢而脚踏实地的状态。

在国家科委的撮合下，1963年底，北京大学化学系和中科院有机所、生化所又开始重新合作———北京大学化学系主要负责合成胰岛素A链前9肽。又经过两年时间，到1965年9月17日，他们取得了人工胰岛素结晶，终于完成了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换句话说，在研究人员和研究方法都基本恢复到了先前走所谓“资产阶级的科学工作道路”时的状态后，他们成功了。

在逆境中坚守的事例有哪些

英国的剑桥大学在世界上是顶尖的一所大学，能去剑桥大学的学生必定是非常优秀的，你们都知道剑桥大学都有哪些优势专业吗？一起跟随看看吧！

1.建筑学

　录取比例：平均12录1

　A-level：A*AA

　全部学院：没有特殊科目要求，部分学院：AS/A-level数学或物理

　剑桥建筑系通常被认为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建筑学院之一，师生比例很有优势，支持服务也非常到位。很多学生毕业后继续进行专业培训，另外一些进入创意领域或研究。剑桥建筑系在保持卓越的研究方面历史悠久，比如建筑历史与哲学、环保设计、建筑和移动图像、城市设计和交通规划、灾难救援等。

　 2.计算机科学

　录取比例：平均8录1

　A-level：A*A*A

　全部学院：要求A-level数学 部分学院：要求A-level第二门科学或数学

　剑桥是计算机科学研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周围有超过1，000家科技公司和实验室，为学生的学习和就业提供了良好保障。毕业生在技术行业和商业领域都十分受欢迎，一半人进入计算机行业，1/5人读研、教学或搞科研，还有很多人轻松在软件、硬件、游戏行业、金融、通讯和商业方面找到工作。

　 3.工程学

　录取比例：平均7录1

　A-level：A*A*A

　全部学院：要求A-level数学与物理 部分学院：要求第三门数学/科学/技术科目，STEP

　剑桥工程课程非常独特，你可以有众多的选择，来培养当代工程实践需要的分析、设计和计算机能力。2016年，剑桥工程毕业生平均起薪达到?31，500，大多进入主要的工商业领域，并且大受欢迎，比如说作为莫特麦克唐纳的工程师、谷歌项目经理、MIT航空研究助理教授、Atelier One的项目工程师等。

　 4.医学

　录取比例：平均5录1

　A-level：A*A*A

　要求所有申请者有A-level化学、生物/物理/数学中的一科，多数申请者要有至少三门科学/数学A-level，一些学院会指定科目。

　剑桥医学本科对智力和专业能力要求非常高，可以提供严格的医学培训，让学生具备成为当代医生需要的沟通、临床和人际能力。毕业生的就业范围从医院到社区，非常广泛，包括一般医疗、医药、外科手术、精神病学术领域。大多数英国毕业生进入NHS工作，大约40%成为全科医师。

　 5.法律

　录取比例：平均5录1

　A-level：A*AA

　所有学院：没有具体科目要求 有帮助的科目：A-level写作类科目

　剑桥法律本科（其他地方称为LLB）主要涉及英国法，但是也有机会学习其他法律体系，包括民法（罗马法）、 欧盟法和国际法。还会学习法律的理论和社会方面，比如说法学和部分犯罪学。剑桥法律系毕业生有资格担任法庭律师或辩护律师，就业范围包括公务员、地方政府、商业公司、银行、国际组织。其他人留在学术领域，或从事行政、管理、政治或金融类工作。

　 6.商科

　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是英国最受欢迎的商学院之一；贾奇商学院开设了会计、金融、管理、创新创业、市场营销等各个方向的硕士和博士课程，在最近的《金融时报》排名中，其MBA以及金融硕士课程都排名英国第2。

　 7.心理学

　剑桥大学心理学专业其心理学系已经有100多年的研究和教学历史，还成立了专业的心理学实验室，所开设的课程也都获得了英国心理学会的认可。

　 8.数学专业

　剑桥大学的数学系分为两个科系，分别为纯数学和数理统计 Pure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DPMMS） 和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Theoretical Physics （DAMTP），其中，DPMMS还有一个统计分支机构叫做统计实验室。

　前者涉及的内容多是纯数学类的理论课程，比如向量，矩阵，线性代数，代数几何，逻辑集合论，微分几何等，这些内容也被划分为不同的学习等级： Part IA， Part IB， Part II， 和Part III （MMath/MASt）。

　后者则更偏向于数学技术结合物理推理的应用和发展，对于DAMTP已经有50年的传统，学院内的教授和研究人员在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学方面也进行着世界级的卓越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数学系的位置，紧邻着艾萨克·牛顿数学科学研究所 （Isaac Newton Institute for Mathematical Sciences） 和贝蒂和戈登·摩尔图书馆 （Betty and Gordon Moore Library），这对于热爱并喜欢研究数学的同学们提供不少的资源。

弯腰拾起的尊严

很久以前，一位挪威青年男子漂流到法国，他要报考巴黎音乐学院。考试的时候，尽管他竭力将自己的水平发挥到最佳状态，但还是未被录取。

身无分文的青年男子来到学院外不远处一条繁华的街上，勒紧裤腰带在一棵榕树下拉起了手中的琴。他拉了一曲又一曲，吸引了无数人驻足聆听。饥饿的青年男子最终捧起自己的琴盒，围观的人们，纷纷掏出钱来，放在了琴盒里。

一个无赖鄙夷地将钱扔在青年男子的脚下，青年男子看了看无赖，最终弯腰拾起地上的钱递给无赖说：“先生，您的钱丢在了地上。”

无赖接过钱，重新扔在青年男子的脚下，傲慢地说：“这钱已经是你的了，你必须收下！”

青年男子再次看了看无赖，深深地对他鞠了个躬说：“先生，谢谢您的资助！刚才您掉了钱，我弯腰为您捡起。现在我的钱掉在了地上，麻烦您也为我捡起！”

无赖被青年男子出乎意料的举动震撼了，最终捡起地上的钱放入青年男子的琴盒。

围观的人群中有双眼睛一直默默关注着青年男子，就是刚才的那位主考官。他将青年男子带回学院，最终录取了他。

这位青年男子叫比尔·撒丁，后来成为挪威小有名气的音乐家，他的代表作是《挺起你的胸膛》。

当我们陷入生活最低谷的时候，往往会招致许多无端的蔑视；当我们处在为生存苦苦挣扎的关头，往往又会遭遇肆意践踏你尊严的人。针锋相对的反抗是我们的本能，但往往会让那些缺知少德者更加暴虐。我们不如理智去应对，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展示并维护我们的尊严。那时你会发现，任何邪恶在正义面前都无法站稳脚跟。

有的时候，弯下的是腰，但拾起来的，却是你无价的尊严！

在逆境中成长的事例二：没什么能阻挡你成功

他很不幸，出生刚刚8个月，就因一场疾病失去了光明，使自己彻底陷入了黑暗的世界，以至于长大后，在他的脑海里竟没有一丝影像和颜色的记忆。除了无边的黑暗，他什么也看不见，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花儿有多美丽，甚至连看一眼自己的妈妈都成了平生最大的奢望。

他的童年是苦涩的，没有人能体会他的内心有多么自卑，有多么脆弱，有多么痛苦。他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最不幸的人，别人一生下来，就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看见世上的一切，而自己连爸爸妈妈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因为看不见，他常常被碰得鼻青脸肿，常常被摔得头破血流，常常被别人嘲笑和欺负……他不知道自己将来还要面临多大的痛苦和磨难，未来对他来说实在太可怕了，他的眼里一点儿希望也没有。

每每看到他孤独、绝望、无助的样子，母亲的心就碎了。从内心讲，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呢？可是，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只能接受现实，扬长避短，把孩子培养成一个能够独立生活的人。母亲忍着眼里的泪水，鼓舞他说：“孩子，虽然你看不见阳光，但你可以让自己的心里充满阳光；虽然你不幸失去了光明，但你还有双脚、双手、鼻子、耳朵和嘴巴，更重要的是你还有一颗聪慧的脑袋，你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甚至取得事业的成功。”

妈妈的话让他幡然醒悟，尽管他看不见任何东西，但他的触觉和听觉非常好，记忆力也相当不错，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长处，过跟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于是，他开始主动配合妈妈，跟着她学穿衣服，学走路，学煮饭，学做家务，学读书，学写字等。虽然他付出了常人数倍的努力，承受了常人不能承受的痛苦，但他最终学会了行走和照顾自己，他非常开心，也渐渐找到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在母亲的教育和引导下，他的性格变得乐观而坚强。有一次，他跟着奶奶到外地去玩，一群不懂事的小孩追着他喊：“小瞎子，看不见！小瞎子，没出息！”奶奶听后心里十分难受，想找那些小孩的家长算账，但他微笑着对奶奶说：“奶奶，算了吧，我本来就是瞎子，他们没有说错，就让他们这样叫好了！”

8岁那年，父亲给他买了一台电子琴，他欢喜异常，爱不释手，每天都要弹上好几个小时。他的音乐天份极高，一首曲子练习几遍，就能准确地弹奏出来，并且还能弹出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歌，音符和节奏都很到位。母亲十分高兴，还专门给他请了一个音乐老师。但是，随着课程的繁复，学习的深入，难度的增加，他开始懈怠了。毕竟练琴是辛苦的，枯燥的，泛味的，更何况他还只是一个几岁大的孩子。

见此，母亲问他：“你喜欢练琴吗？”

他点点头说：“喜欢。”

母亲说：“既然你喜欢，就应该坚持到底，做到有始有终，不要一遇到点困难就想到退缩放弃。如果你不能坚持，怕苦怕累，那你做别的事情也会如此。这样下去，你就会一无所长，那将来能干什么呢？”

他听后，惭愧地拉着母亲的手说：“妈妈，对不起！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从那以后，他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始终如一地做一件事情。十几年后，他终于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明星。

他就是集作词、作曲、演唱、乐器、模仿、主持等众多才艺于一身，被誉为艺界奇才的盲人歌手杨光，2007年他获得了《星光大道》的年度总冠军，2008年他受邀参加了北京残奥会开幕式演出，同年还参加了春节联欢晚会演出，2010年他又参加了广州亚残会开幕式演出。一路走来，杨光用歌声告诉大家，虽然他看不见阳光，但他的心里充满了阳光，只要自己不抛弃、不放弃，没有什么能阻挡你成功。

在逆境中成长的事例三：一个格外芳香的苹果

他是天生的侏儒，身高只有100厘米。

1962年12月28日，他出生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他的到来不仅没给家里带来欢乐，反而给父母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家里人对他的未来充满了忧虑。因为他患上了罕见的“成骨发育不全症”，这种病人体内钙质无法固定在骨骼上，因此骨头有如玻璃般易碎，也就是俗称的“玻璃娃娃”。

他的父亲擅长吉他和电子风琴，受家庭的影响，他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对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7岁那年，他在电视上看了一场钢琴音乐会，着迷到神魂颠倒的地步，向父亲提出自己也想要一台钢琴，父亲满足了他的要求。

但是，一个手脚无力，行动不便的人，要想学习钢琴谈何容易。每次他都要依靠别人抱着才能上下钢琴座。有一次，父亲刚把他抱上座位，有事临时出去了，他一不小心，从座位上摔了下来，脚被摔成了骨折。

心疼他的父亲建议他学点别的，可是他死活不同意，就认定了钢琴。无奈之下，父亲想出办法，在琴上安装了一个特殊的辅助器，使他的脚较容易牵动钢琴踏板。虽然如此，他还是在练琴的过程中经常出现意外的情况，以致于经常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但他却不管不顾，凭着顽强的毅力，近乎疯狂地练琴，这一练就是五年。

他13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父亲获悉一个剧团急需招聘一个丑角兼配角，觉得他很适合，于是送他去了。剧团内有一个名叫布鲁内的小号演奏家，在跟他合作几次之后，发现他在钢琴方面有着特殊的悟性，就推荐给打击乐演奏家洛马诺重点培养。在两位音乐家的悉心培养下，15岁时，他推出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闪光》。优美的曲子震撼人心，轰动法国音乐界，使他一夜之间成为“巨星”。

他第一次公开演出时，先是在台前离观众最近的地方，站了足足3分钟。最后，他笑着问：“都看够了吧？”在全场发出会意地笑过之后，才开始表演。听完他的演奏，观众被他的音乐震憾了，先是短暂的沉默，继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先站三分钟，他说：“很多人是因为好奇我的身材才来的，先让他们看个够，才会仔细听我的演奏，才能看到我灵魂的高度。”

置身于神奇的音乐世界中，他忘却了残缺肢体带来的痛苦，变得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对于取得的成绩，他仍然不满足，坚持每天练琴的时间增加到11小时，每年的独奏音乐会超过180场。有时，超负荷的训练量甚至令他的指骨折断，他也在所不惜。他的钢琴越弹越好，名气越来越大。1987年，他推出的另一张专辑《乐曲》，成为他音乐行程中决定性的转折，让成为世界级钢琴大师，他的足迹遍及纽约、米兰、东京、巴黎等著名音乐城市。所到之处，都是一片赞誉之声。这时，所有人都已经不再对他的奇特身材好奇了，而是带看钦佩的心在仰望他灵魂的“高度”。

然而，再伟大的人物也有沉浮之时。自《乐曲》出版后，他的事业开始落入低潮，因为焦急，有一次甚至晕倒在酒吧的阶梯上。苏醒过来后，他说：“我的骨头那么脆弱，这次却竟然一点伤都没有。我告诉自己：时间还没到，上帝还不想让我去死。”

乐观的心态让他对未来仍充满信心，坚持每天练琴11小时以上。果然，过了不久，他的事业又迎来了辉煌的时刻，不仅签约了新的唱片公司，而且出的唱片一张比一张好，广受欢迎。尤其是与另一名法国爵士乐手格拉贝蒂合作的唱片销售量突破10万张。

有人曾经问他成功秘诀，他引用一位哲人的话说：“世上每个人都是被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优秀和缺陷并存。有的人缺陷比较大，那是上帝特别偏爱它的芳香，而我就是那个格外芳香的苹果。”

1999年1月，他因肺炎病逝于纽约，年仅36岁，他留给人间最后的一句话是：“如果我真的高大，那是矮小成全的！”

他就是法国的贝楚齐亚尼，世界钢琴史上最著名的侏儒，一个乐观向上，勇于接受命运的挑战，克服身体的巨大障碍，奏出人间最美妙乐章的残疾人。他的身材虽然矮小，但他灵魂的高度，足以让世人仰视。

在逆境中成长的事例四：诺贝尔奖得主是差生

他学习成绩很稳定，从上学第一天开始，总是在倒数几名徘徊。

整个小学生涯，都没有特别擅长的科目，以致于今时今日采访他当年的同学，大多数人对他都没什么印象，太普通了，成绩也不好。好在有一个同学还记得他——每次考试成绩出来，他的脸上都是阴天。

小学的几年中，他被生物学深深吸引，甚至在学校养过上千只毛毛虫，看着它们变成飞蛾，这算是他给人最特别的记忆，只因在当时引起老师同学的强烈反感。

15岁时就读于伊顿公学，如愿读上生物课，这是他最喜欢的课程，但是，他的生物课成绩在250个男学生里面排名倒数第一，其他理科成绩也牢牢垫底，被同学讥笑为“科学蠢材”。当学科的成绩是最后一名的时候，还梦想将来要做这个学科的科学家，确实让人觉得荒谬可笑。

他的老师加德姆写了一份报告：“我相信他有成为科学家的志向，但以他现在的表现来看，这真是万分的荒谬可笑”。这位教师还觉得他“无法明白最简单的生物学事实”，继续教他“简直是浪费彼此的时间”。

尽管自己成绩很差，老师也认为坚持下去没有希望，但他自己没有放弃，继续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哪怕不能成为科学家，也要满足自己的爱好。

中学毕业申请牛津大学时，由于成绩不佳，他被古典文学研究系录取。招生主任找到他，跟他说，牛津可以录取你，不过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马上来上学；第二，你不要学习入学考试的科目。

也就是说，牛津大学录取他的条件，是不允许他研究生物专业，或许在老师看来，以他的成绩，真的不适合做科学家。不如去学习他所有成绩中看起来相对还不错的古典文学，这或许是老师对一个孩子的关心，坚持固然重要，但错误的方向，只会让人离成功越来越远。

但是，他仍然对生物学情有独钟，在牛津大学学习一年的古典文学后，他申请转入生物系，再次被老师拒绝，老师听闻过他的生物成绩，不愿意他的加入。尽管不被人们相信，他还是坚守自己的爱好，曲线选择了动物学研究，这跟生物学，有莫大的关系。

这一次，不仅仅是老师，连一直支持他的母亲，也反对转系，在母亲看来，英国的古典文学，是世界出名的专业，放着这么好的课程不学习，选择一个冷门的动物学，还是他成绩很差的专业，简直是一件疯狂的事。

他有点倔强，一如既往坚持自己的意愿，拗不过的家人，只得放任他的选择，如愿所偿，他终于开始自己喜欢的科研生涯。此后的时间，他把所有精力交给了生物研究，可是，他还是“太笨了”。一批的同学，有的生意兴隆，有的出版了小说，甚至在生物研究的专业也有同学出了成绩，只有他，还是默默无闻，不知道在折腾些什么。

喜欢的兴趣，而不是成绩的指引，让他能顶住所有的压力，最终在生物学领域“化茧成蝶”，1958年，在完成博士学位时，他从蝌蚪细胞提取出完整细胞核，成功克隆了一只青蛙，一举成名，被称为“克隆教父”。在牛津读完博士后，他又在加州理工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从1971年开始，他一直在剑桥大学工作，如今，79岁的他现在仍坚持全职工作。2012年，他以在细胞核移植与克隆方面的先驱性研究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奖”。

约翰·伯特兰·格登，曾经最差的学生，64年以后的今天，成为公认的同时代最聪明的人之一，在他现在工作的剑桥大学办公室，还挂着当初老师给予的那份最差报告，他用此告诉自己：面对爱好，即使失败也不要放弃。

喜欢，就坚持奋斗下去，哪怕你是最差的那一个，无关成功，因为喜欢，便是最好的理由。

在逆境中成长的事例五：一根大头针把他送上了银行家的宝座

一位哲人说得好：“小事永远是大事的根，每一棵生命之树的衰荣都可以从它的根上找到答案。”细节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只看见大事而忽略小事的人是无法获得事业上的成功的。

法国著名银行家恰科生前常向年轻人回忆过去，他的经历总是令闻者沉思起敬。

早在读书时，恰科就立志要当一个银行家。开始时，他鼓起勇气到巴黎一家最有名气的银行去碰运气。结果吃了一个“闭门羹”。但这个年轻人并不气馁，他又去了其他几家银行，都被拒之门外。几个月之后，恰科又去了开始的那家银行，并且有幸见到行长，再次遭到拒绝。当他慢慢地从银行大门出来时，突然发现脚边有一枚大头针。想到进进出出的人可能会被大头针扎伤，小伙子马上弯腰拾起了大头针，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旁边的垃圾桶里。

到家后，奔跑了一天的恰科躺在床上休息。他先后求职52次，可连一次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尽管命运对自己这么不公，可第二天恰科还是准备再去碰运气。在他离开住所关门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信箱里有一封信。拆开一看，天哪！原来是那家赫赫有名的银行寄来的录取函。原来，恰科昨日拾起大头针的一幕被行长看见了。他认为精细小心正是银行职员必须具备的素质，于是改变了原先的想法，决定录用这个小伙子。凭着这枚小小的大头针，恰科走进了银行的大门，凭着一颗对一根针也不会放过的心，渐渐得以在法国银行界平步青云，后来成为法国的“银行大王”。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在人生的道路上，千万莫忽视琐碎的小事！

望采纳，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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