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王利器的人生经历

1912年，王利器出生在四川江津一个富裕家庭中。父亲王章可是前清官员，参加过四川保路和反对洋教活动，在乡里颇有威望。老人家性喜读书，在家里购置了不少书籍，用有光纸印刷的洋版书，如赫胥黎《天演论》、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等；有用毛边纸印刷的土版书，如钟云舫《振振堂集》等。

王利器从小就在父亲的藏书楼上游玩嬉戏，耳濡目染之下，不仅激发了一生不懈的读书心，也培养出高过同辈的不凡手眼。

王利器的启蒙老师，是清代秀才刘昌文先生。在老师那里，他从《四书》、《五经》学起，到《古文观止》、《声律启蒙》、《幼学琼林》、《赋学正鹄》、《白香词谱》，后来又学习《纲鉴易知录》、《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先是死记硬背，等上了路，就开始试着提笔做文章，学习对对子、做诗、做四六、做律赋等。十三年的私塾教育为王利器日后的治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20多岁的王利器考入江津中学，正式接受现代教育。入学之初，三年级一位同学去世，学校举行追悼会，王利器代表一班新生送了一副挽联：

逢君却又别君，叹砥砺无缘，红树青山人已去；相见争如不见，恨文章憎命，素车白马我方来。

这副挽联文字典丽、对仗整齐，当时追悼会上送挽联者不下百余副，多有大人先生之妙作，但相形此联均略有不及，一时竞相传诵、声名鹊起。

王利器三年级时，适逢蜀学名家吴芳吉到江津中学当校长。吴芳吉是个非常勤学的人，每天早晨三点钟就起床读书，也要求全体学生同时起床自习。正是这样的严师督导，培养了王利器后来每天工作十个小时，积年不缀的审慎态度。当时，吴先生的校长办公室兼寝室正好在三年级学生寝室的对门，王利器经常和同学过去请益，发现吴先生案头总是放着两部书：一部《淮南鸿烈集解》，一部《杜诗镜铨》。受其影响，王利器也买了部《淮南鸿烈集解》来读，自己试着用水彩画红色来断句。 初中毕业后王利器进入重庆大学高中部，授课老师都是大学本科的教授，向宗鲁先生讲《清儒》，陈伟谟先生授英文，郭坚白先生讲代数，何鲁先生讲几何。当时，何鲁、文伯鲁、向宗鲁三人很是有名，人称“三鲁”，“三鲁”中就有二鲁在王利器所在的高中班上授课，王利器受益良多。

不久后，东北三省被日军侵占，北大、清华、交大受时局影响都没有在重庆设考区。王利器于是西上成都，考取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川大学前身为著名的尊经书院，名师宿儒，汇聚一堂，蔚为蜀学中心。中文系以张颐为首，有龚向农讲《三礼》，林山腴讲《史记》，周癸叔讲词律，向先樵讲《楚辞》，祝屺怀讲《资治通鉴》，李培甫讲《说文》，赵少咸讲《广韵》，庞石帚讲《文心雕龙》，萧仲纶先生讲《诗经》，曾宇康先生讲《文选》……王利器游艺于众多名师之间，读书治学。

大学三年级时，向宗鲁先生从重庆赴四川大学任教。向宗鲁是一代名师，曾在成都存古学堂与蒙文通、彭云生、曾宇康诸先生共同学习，他对王利器的帮助很大。后来战事日深，四川大学为避敌机轰炸迁校峨眉，向宗鲁安排四年级学生写毕业论文。王利器写出了《风俗通义校注》一文。此一专著，不仅反映出他此时业已熟识校勘之法，具有了很丰富的典籍知识，而且也标志着他慢慢走上了校勘、考释古籍这条艰苦的学术道路。

上世纪四十年代，王利器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傅斯年先生，从此踏上了治学新阶段。问学古人、对策时贤，成了他在中央研究院的主要生活。而作为傅斯年唯一的一个研究生，入学三年之后（即1943年），他提交出一份优秀研究成果——《吕氏春秋比义》，共二十四册，约莫两百万言，荣获当时教育部颁发的最高奖。 1941年11月11日，王利器正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里闭门读书，忽然从四川峨眉传来了乃师向宗鲁先生逝世的惊人消息。噩耗传来，王利器悲痛不已。这时，远在巴县龙凤场小湾的向师母牟红仪女士也拍来了电报，希望王利器能去一趟峨眉，把向宗鲁的灵柩送到故里安葬。王利器立刻拿着电报向导师傅斯年先生请假，辞别赴川。

到了峨眉后，见过向先樵、程天放诸先生，办过交涉，学校补发了一个月薪水约三百余元，另发派一个校工老史陪王利器一道扶灵去小湾。但是，学校补发的微薄薪金仅够从峨眉到江津北岸中渡街的费用，包括租船费在内，而从中渡街到龙凤场小湾，还有好几十公里的旱路，因为要雇用不少挑夫，走这段旱路所需的费用将比水路行船更高。王利器把心一横，一行人在平羌江畔登上了船。船入大江，从道土罐过鱼叉寺，一路险象环生。历尽艰难到达目的地宜宾。这时，后面的路费又成了问题。

在此之前，王利器曾为重庆一个财阀写过墓志铭，获赠了一笔为数可观的润笔之资。他将这笔钱作为股金与几个朋友合伙在江津开设了创业银行。为解燃眉之急，王利器索性搭乘小火轮到江津，把全部股金抽出作后面的路费，又在横街子找到经营烟业生意的亲戚赵楚翘打点劳力。不久，他们组织起一班三十六人的苦力队伍，或抬灵柩或挑书箱，与老史和太公等会合后，浩浩荡荡地上路了。

见过师母和太老师，安置好灵柩，布置好了灵堂，此事才算完结。这段历时一个多星期，行程近五百多公里的艰难旅程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王利器忆起晋荀息的一句话：“死者反生，生者不愧。”时在成都的庞石帚先生听闻这件事，写了寄调《木兰花慢》以记之：

傍青峰望远，乱云外、故人稀。似海燕飘零，荒椽愁寄，残社须。征衣。对花溅泪，梦羌村、何地浣尘缁。眼暗黄垆旧影，鬓添明镜新丝。

峨眉。多事买筇枝，山鹤怪眠迟。剩灯床乱帙，礼堂谁写，穗帐空披。凄凄。一棺水驿，费侯芭、双袖万行啼。魂断平羌月冷，夜深来鉴虚帷。

词中以侯芭负土起坟，安葬杨子云事为典故，盛赞王利器“行芳而名高”。

浩劫过后惊人成就1945年毕业后，王先生被母校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聘为讲师，兼任光华大学教授。他把《淮南子》作为必读之书。每有所思，辄于书眉页脚之间兴酣落笔，积年来倒也颇有所得。有一次，他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殿爵所长之邀前去讲学。交谈之间刘殿爵问及“磬龟无腹”一语的出处，王利器很快根据《淮南子·览冥篇》找到了答案，令刘先生钦佩不已。

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王利器应北大之聘，回校任教，在中文系讲授校勘学及《史记》、《庄子》、《文心雕龙》等专书。此后他一面教学，一面研究，1956年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下属的文学古籍刊行社工作。

1957年，王利器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还受到了多次的批判。一大家子从北大教授所住四合院中被赶出来后，积存多年的三万余册古书，其中有敦煌卷子、宋元善本、明清佳刻等，被抄没一空，几十年来抄录的数万张卡片也荡然无存。然而王利器却仍然一心著述。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利器先生平反了。当别人还在抚今追昔、感时伤世之际，王利器已经开始对自己旧稿的整理工作。他笑称自己是浩劫中的老运动员，也是人生路上的老运动员，要“将寿补蹉跎”，以勤勉不懈之功尽量挽救虚度的大好光阴。

于是，在学术殖荒之年，王利器竟陆续交出了十余部书稿：《文镜秘府论校注》、《九籥集》、《郑康成年谱》、《李士祯李煦父子年谱》、《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等，其数量之大，质量之高，涉及面之广，在当时几乎无人能及，引起世人的惊叹。

许多学界同仁跟王先生开玩笑，说他这几年丰收了，成了“两千万富翁”，意思是说他发表的著述众多，起码有两千万字之多，堪称富翁。这个特殊的称谓迅速流传开来，一时传为美谈。但他之所以有此成就，是因为他甘愿在陋室书斋中闭门而读，与前贤往圣神意交接，也是因为他拥有如深渊大泽的心境，舍得抛下浮名抛下功利，投身平凡琐碎却扎扎实实的事业。正如王利器的字“藏用”和他为自己书斋起的名：“善藏其书，所以善待其用”。 “文革”之初，王利器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打击。他的一家从北京大学教授院被赶出来，家藏3万余册古籍也全部没收（其中不少是稀有的珍本书，如敦煌子、宁元刻本等），有的甚至被江青和康生巧取豪夺，归为已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先是说他走“白专道路”，是“反动学术权威”， 被关了三年多“牛棚”；后下放文化部“五七干校”，名为“接受再教育”，实为劳动改造，虚度了四年。他总以道家人生态度处世，“呼我为牛吾应之，呼我为马吾应之”，才幸免于更大灾难。

在向阳湖，王利器由于年纪偏大，下地干活少一些，多数时间留在食堂烧开水，他总算没拖垮身体。有时星期天自由活动，他便去甘棠买点付食，打打牙祭；有时从王六咀上船，花二毛钱过一次摆渡去咸宁县城，也挺有意思的。令王利器伤感的，是连里抓“五一六”期间，天天斗，“逼供信”，甚至打人打得惨叫，搞得人人自危，彼此防范很严。

相比之下，他最难忘的，是咸宁的老乡给了文化人许多照顾。例如，当地群众并没有把一下子蜂拥而至的陌生人当作什么负担，更没有视作对立面的“劳改”对象。初到干校，没有房子住，十几个人挤住一间大房子，睡统铺，老乡为给干校分忧，就一户户腾出自已的空房；干校人不会干农活，老乡便手把手教。就连有的老乡子女结婚，也会提前通知文化人，当“上宾”请吃喜酒。要知道，这种礼遇给“五七”战士们曾带来多大的精神慰藉！而文化人却没有回报什么，说心里话，对老乡是欠了账的，事后想起来仍然十分惭愧。

干校中期，王利器和一批“老弱病残”从向阳湖转到了丹江，他被安排和大翻译家金人住在一起，据说是出于特殊的考虑，因为二人以前不太熟悉，没有“共同语言”，便于军宣队管理。那时，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正在文艺界大受批判，译者金人感到十分压抑，心力交瘁，因病危住进均县人民医院。王利器被连里安排“陪住”，照看了好几天，但由于小地方条件差，医疗水平低，刚过花甲之年的金人很快便告别人世，连死因都没弄清楚。王利器在那里还记过一本日记，可惜后来没时间整理出来。

我按次序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一、考研能不能考上好的大学视乎你个人的努力，二本大学本科生考上重点大学研究生的例子比比皆是，重庆师范大学确实重于文科，不过也有一些理工科学科做得不错，例如数学，物理等等，还有人们比较感兴趣的经济学、管理学。

二、读农业大学肯定要面对外界的偏见，不过这是人们认知程度和文化学历偏低所造成的，他们觉得农业大学毕业出来就一定是干农业方面的工作，你也知道很多农村人送孩子读书上大学无非是为了让他们摆脱世世代代当农民的窘境，上完大学回来干农活，没有偏见就怪了。不过那都是些很肤浅的认识，你是知识分子不应该纠结于这些东西。

三、想学工商管理的话就去重庆师范大学吧，管理学事实上也是偏文科的学科来的。

另外，我是10级的毕业生，我不是这两所学校的学长，关于这两间学校的具体情况我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了。意见仅供参考，至于你怎样选择最终决定权在你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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