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国民党四大家族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宋子文

宋子文(1894年～1971年)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原籍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1894年12月 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生于上海。父宋嘉树早年留学美国，一度在上海当传教士，后改营工商业，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宋子文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继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1917年回国后受盛宣怀之聘，任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秘书等职。1923年10月赴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英文秘书兼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年 8月任中央银行行长。其后调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后又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整理财务颇有成绩。1926年 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商务部长等职，负责筹措北伐军经费。蒋介石夺取国民党党、政、军大权时，他积极从财政上予以支持。1926年12月前往武昌。次年初先后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常委等职。

1927年4月，宋子文乘武汉政府派他往上海考察形势之机，与吴稚晖、白崇禧等策划反共清党，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力促蒋、汪合流。蒋介石8月下野，12月同其妹宋美龄结婚。他竭力争取美国当权人物和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1928年2月蒋介石再次上台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宋被任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随之任中央银行总裁。1929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以后又连任三届。1931年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九?一八”事变后，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2月与蒋介石同时下野。1932年宋子文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一度代理行政院长。1933年10月后，辞去政府职务，专门从事财政金融活动。次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宋赞成和平解决，与宋美龄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中央代表等进行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联合抗日作出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国民政府到重庆，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等职，拥有巨大经济实力，操纵著国民党的经济实权。1940～1942年充当蒋介石常驻美国代表，为蒋争取美援，第一次获一亿美元借款，第二次签订租借协定，获五亿美元借款。1942年10月返国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45年 4月同中国***代表董必武等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旧金山会议。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1946年 1月任国民党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0月再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竭力劝说美国杜鲁门政府出钱出枪，多方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1947年9月为蒋介石谋取退路，宋改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11月兼任蒋介石广州行营主任等职。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宋子文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是控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货币、公债以及通货膨胀等手段掠夺财富，后以开设棉业公司、垄断对外贸易等手段聚集钱财。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发国难财和战后接收敌伪产业等办法积聚起巨额财富，同蒋介石、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合称为“四大家族”，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1949年1月去法国，随后侨居美国纽约。1971年4月25日病逝于美国旧金山。

孔祥熙

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的孔祥熙，为宋庆龄、宋美龄大姐宋霭龄丈夫。青年时期经贸有术，在家乡山西太谷拥有一定资财。1927年 4月投靠蒋介石集团，并促成蒋（介石）宋（美龄）联姻，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孔主管财政达11年之久，对币制改革、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支撑抗战财政，有过一定的贡献。但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摘，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陈果夫

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CC系首脑。原名祖焘。浙江吴兴人。1892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七）生。陈其美之侄。幼年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1907年入浙江陆军小学堂，受陈其美革命活动影响，加入同盟会。1911年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武汉参加革命军，后随陈其美参加讨袁斗争。1918年起在上海经商，与蒋介石等从事交易所投机买卖。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在上海为军校招募新生兼采购物资。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掌管国民党党务，排斥***人和国民党左派。1927年春积极参与蒋介石“清党”反共。他曾几度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是第三、四、五、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他培植亲信，排斥异己，控制各级党部，竭力把国民党变成蒋介石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与其弟陈立夫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后来形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CC系。他们把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充成为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从事反对***、迫害进步人士的活动，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抗争。

陈果夫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要职：1928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1932年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

陈果夫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于 1935年控制中国农民银行。抗日战争期间在川、云、桂等省兴办和投资许多企业；抗战胜利后主持经营“党营生产事业”，接管大批敌伪资产，开办公司、银行等，还将文化、新闻、**、广播单位改为“党营”。他先后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合称中国四大家族。1949年去台湾，1951年8月25日病逝于台北。一生写有各种体裁的文字一百九十余万字，台湾当局将其编成“全集”十册。

陈立夫

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人,名祖燕，号立夫。陈果夫之弟。其二叔陈英士(陈其美)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陈果夫及陈立夫是国民党重要人物。陈立夫曾任蒋介石私人秘书，长时间主持人事及组织工作，亦是国民党党内安全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的始创人。在国民党内部，陈立夫和陈果夫的派系被称为“二陈”或者CC系。1948年陈立夫曾到美国为杜威助选，结果杜威落选，而国民党亦因而开罪上台之杜鲁门。1949年到台湾后，蒋介石为整顿在台势力，陈立夫难以在台立足，离开政坛去美国新泽西州定居，以经营农场养鸡、卖皮蛋、粽子等食品为生。晚年回台湾后也多做文化上的工作，不在政坛上有决定性影响。但因是国民党元老，仍很受尊敬。

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都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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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篇文章你参考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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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在泛珠三角经济区中心城市的定位与经济腹地拓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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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 者 李继东，胡靖

原刊期号2004/05

内容提要

一、广州都市区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发展环境

20世纪下半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重大变化。其变化表明：地缘政治时代终结，地缘经济时代已来临。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已由地缘政治时代两极化转向区域化、多极化、一体化混合成长互相影响的地缘经济时代。其基本特征是：地缘政治和地缘轴心从军事性向经济性转移，正由欧亚大陆转移到亚太地区；经济区域化、板块化、地缘因素、地理因素、区位因素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文化、文化圈因素增强影响加大；国际权力政治向国际经济政治转变。从全球地缘格局演变趋势看，世界经济的区域化、板块化的力量的对比正取代大国极性力量的对比。冷战后中国地缘轴心已移至亚太地区，地缘经济时代是广州崛起的深层背景。面对严峻的挑战，中国应高度重视泛珠三角经济区的构建与整合。在地缘上，泛珠江三角经济区的构建将对环南海经济区的经济合作、东亚走廊的形成、中华经济区的崛起、珠江大都会带的兴起及辐射以及海洋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完成中国南向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时代是21世纪广州都市区崛起展开的深层地缘背景，其实质是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地缘经济之争。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与亚太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区域也将形成。

大都会带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都市圈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形成合理的城市职能分工体系，深化和发展核心城市间的分工与协作联系。基于合作型的竞争才能体现都市圈的整体力量，并且都市圈内合作是都市圈和中心城市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大都会带则指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多核心、多层次的城市群。大都会带不是简单指一个很大的城市或大都市地区，而是指一个范围广大的、由多个大都市联结而成的城市带区域，并有一定的低人口密度区分布其间。一般认为，大都市会带具备以下特点：一是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二是有相当数量的大城市，具有与之有社会、经济、文化等密切联系的大都市区；三是通过便捷的交通走廊，各个都市区在社会经济上有紧密联系；四是具有相当规模，是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往枢纽作用。

大都会经济带已成为各国高科技产业、外贸与信息、金融的基地与创新之源。如美国大西洋沿岸与五大湖带、美国太平洋沿岸城市带、德国莱茵河谷城市带以及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带。城市带的兴起是经济发展变化的主流。现在美国的波士华城市带由波士顿向南延伸到华盛顿，纵长约450英里，宽约150英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但人口却达到4000余万，是美国金融业、工商业、科技、文化教育事业最集中的地带。美国与加拿大的五大湖沿岸城市带，其人口与经济实力大致与波士华相当。日本的太平洋城市带拥有全国大部分的人口与全国经济及科技的精华，是世界最大、最密集的城市带。英国由伦敦向西北经伯明翰、曼彻斯特到利兹的城市带集中了英国一半以上的人口与经济实力。欧洲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港与鹿特丹港向南沿莱茵河，经德国鲁尔区到斯图加特的一条城市带包罗有3000多万人口与德国、荷兰的精华。目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出现向大都会带发展的趋势，如改革开放后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唐和辽中南地区等。

大都会经济带的趋势及其对一国经济的拉动与创新已日益为一些学者所认识到。由于现代资讯科技的普及，高速高效的空运与海运的作用，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生产技术使产品的不同组成部分可以在不同成本及生产元素地区协作生产等原因，全球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和人口在空间的分布形态起了重大变化。一些地理学家如Douglass(1955)称之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城市化(Globalization 0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这个新的空间发展趋势有数个特点，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框架：(1)世界经济趋向于少数都会经济区的极化发展；(2)世界城市及国际城市网络的形成；(3)跨境地区的形成；(4)国际网络发展对都会经济区的促进。亚太地区出现的都会经济区体现了这个发展趋势。

泛珠三角经济区将加速珠江大都会带的形成。珠江大都会带将成为物质流、资金流、商品流、人才流、信息流和文化流的集成与传输、集成与辐射的中心，成为太平洋西岸继东京-大阪带之后的又一巨大城市带。港澳将扮演资本运转基地的角色和成为跨国公司进入大陆的跳板，起着顾问、合伙人的作用，促进中国区域市场与国际经济接轨，带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西江流域地区及邻近地区将迅速成为一个面向世界市场的加工出口地，并加速沿海地区经济国际化程度，吸引欧美日韩台更多的投资。在珠三角共建超级都会区，即在未来20年内，以广州为龙头，港、澳、深、珠为核心，相互依存，建设媲美发达国家城市带的一个超级大都会区。这是一个具前瞻性的宏伟蓝图。珠三角在今后20年势将成为世界第六个超级大都会带。这一都会区将涵盖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近4000万，足以和美国的东北城市带、日本京阪神等大都会区分庭抗礼。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科技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面对共同的和普遍的机遇，世界各国或地区对于资源、市场的争夺将变得更加激烈。可以说，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的另一面则意味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地方化，也即是各国或地区参与全球竞争的普遍化和激烈化。城市在相当大的范围，尤其在经济范围已经成为一国或地区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代言人”。

因此，为构建广州都市区和拓展广州经济腹地，应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大格局下，充分审时度势，用发展、动态的眼光，对所涉及的地区加以规划，以整体协调参与国际竞争，在世界经济区域化的抗衡、竞争中先行一步，由此带动和整合邻近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在泛珠三角经济区构建中，广州都市区的定位与经济腹地的拓展是其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泛珠三角经济区经济整合和外向海洋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二、广州在泛珠三角经济区域中的地位与功能定位

(一)广州作为泛珠三角龙头地位的依据

广州在泛珠三角的独特地位是确定其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的首要基点。珠江三角洲经济带，是一个包括港澳和深圳、珠海、广州在内的经济大都市会带。这个大都市会带包括3个不同的层次：香港和广州、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以及实行经济开放的其他市县。广州是广东以至华南的多功能中心城市，是广东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港、深、穗发挥多面的辐射功能，必将有力地带动整个华南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澳门是珠江三角洲和广东通向世界的另一个窗口和桥梁，对推动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拓欧洲共同体以及葡语和拉丁语系国家的市场有其独特的作用，将成为珠江三角洲西岸的战略性枢纽，成为港穗深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窗口。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如珠海经济特区、中山、顺德、佛山、东莞、江门、惠州、肇庆以及其他县市，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三角洲区内居于重要地位，在不同地区范围内分别发挥辐射作用，将与港、澳、穗、深一起组成珠江大都市会带，带动广东和华南经济的发展。

在广东能够发展成为国际大都会的城市，从目前来看，唯一具备龙头城市条件的只能是广州，其理由如下。

1.广州一直是华南地区和广东省的政治中心和省会城市，具有比较强的龙头城市的责任认同感和历史经验；并且，广州还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在世界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广州成为龙头城市很容易得到世界的认同。日益现代化的广州将完全有资格媲美埃及的开罗、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法国的里昂、荷兰的鹿特丹、葡萄牙的里斯本等世界历史名城。

2.广州具有非常好的区位条件，一直是华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在地理上，广州位于广东省的中心地带，同时又有海港。这种地理优势得天独厚，深圳和香港都无法相比。新建成的新白云机场将成为中国南方地区最重要的国际性空港，辐射能力将到达华南各省；广州同时也是华南地区最重要的列车交通中心、高速公路中心和港务中心，还将是珠三角的城市快速轨道中心。这种区位和交通上的优势使得广州成为珠三角和广东的最重要的物流中心，可以上下左右全方位辐射，带动广东和泛珠三角的各个地区。

3.广州一直是华南地区最重要的教育中心、科技中心。正在建设的广州大学城将成为广东最重要的也是最大的人才培养基地。同时，广州还拥有广东仅有的4所“211”全国重点大学和一批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因此，广州在教育和科技上具有突出的优势地位。

4.广州具有很强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在全国的各大城市中，广州的市场经济秩序应当是最正常、最公平、最成熟的，不存在贵族市场经济，也没有政策泡沫。这一点广州明显超过了上海、深圳和北京。广州GDP长期保持12%以上的速度，速度不算很快，但非常稳健。除了在服务业领域的优势非常突出以外，广州信息产业、制造业的发展也异军突起，成为新的增长点。目前广州是中国南方地区的无可争辩的信息中心，是国家3个互联网枢纽城市之一。同时广州还将建设成为华南地区最重要的轿车生产基地，与长春、上海、武汉交相辉映。

(二)未来珠三角经济整合的趋势以及广州在其中的地位

确立了广州的龙头城市地位，其他城市就可以确定与广州的合作领域和自己的区域专业化方向。这样珠三角就可以形成分工明确、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一体化经济格局。重复建设、内耗等在制度上得到根本遏制和消除。由此，珠三角才有可能产生1+1>2的区域经济效果和巨大的斯密分工效应，继续保持高速、稳健的增长态势，与完成整合的长三角经济区交相辉映。在未来的泛珠三角经济区中，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信息、文化、交通、金融、教育、物流、卫生、体育与科技的中心城市、龙头城市，作用与长三角经济区中的上海相仿，得到其他城市的拱卫、支持，尤其是得到深圳的认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适当的时候北迁广州，更名为广州证券交易所，从而推动广州成为南方地区的金融中心。这将是珠三角整合最艰难的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广州应当对成为华南地区的金融中心有所准备。另外，除了巩固已有的优势以外，广州还应该重点发展高等教育和高技术产业，将广州的4所重点大学提升为全国一流水平，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看齐，尽快缩小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天津等城市在教育、科技领域的差距。

三、广州都市区经济腹地的拓展

根据对广州上述中心城市经济的定位和地理条件的分析，未来的广州经济腹地应从以下几方面拓展。

(一)开拓西江流域

西江流域将是国际资本、产业转移涟漪效应波及的下一个地区，有助于港、澳及珠三角淘汰和转移夕阳工业、加速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

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已经开始，东南亚经济快速增长所构成的发展“潮波”和中国西南部伴随大的国际性河流即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开发所形成的经济增长“三角”，为几乎处于西太平洋中心的西江流域提供了绝好的发展机遇，在西江流域形成各种出口创汇基地和产业密集群，让西江流域成为第二条长江流域产业密集带。

西江流域欠发达地区可吸引珠江三角洲的外迁企业，并积极创造宽松的环境。珠江三角洲劳动力、土地成本已大幅度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外迁。与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区相比，这些地区的土地与劳动力还占有相当优势，在地理距离与文化背景上又相近，外来企业容易接受。虽然这些产业技术含量低，利税水平可能较低，但能直接增加就业，改善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可以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全面增长。港、澳及珠三角增长极已形成强大的辐射效应，促使产业、技术、资金、人才发生地域转移。西江流域各市如能抓住这一良机，主动接受辐射，必将有力推进西江流域产业结构调整及资源优势向商品优势的转化。

开发大西南，增强“珠江大都会带”(尤其是广州)发展后劲和对内陆扩散效应是西江流域开发的迫切要求。西江经济走廊地处西江流域中部，东靠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港、澳地区，西倚经济欠发达的桂西北、云南与贵州，是我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结合部之一。从走廊中部的梧州市向东到华南的特大城市广州约300多公里，到达香港和澳门约400公里左右，向西到广西首府南宁市约300多公里。通过加强西江经济走廊与东南亚、珠港澳、大西南等多区域的区域联系与合作，广州可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形成地域生产综合体，合理布局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地域发展系统。

西江流域开发的目标与战略是：珠江上游矿产资源，森林资源丰富；中游为中等开发地区，具有一定的开发基础；下游特别是港澳资本充足，对外信息灵通。整个流域区可成为以珠江为纽带的资源互补的经济区。具体地讲，把港澳及珠江三角洲的资本、产业和商品优势与西江流域中部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

1.建立外向型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以及部分技术密集型的“西江产业走廊”。以肇庆、梧州、南宁、柳州等大中城市作为西江走廊产业布局的展开据点，沿江两岸能供给充足的能源、原材料和各种初级产品，支持沿江产业带的兴起。产业以电子、机械仪表，纺织、食品饮料、医药、日用轻工、建材、陶瓷等为主。根据有关规划设想，具体来说，主要是：大力发展食品加工工业，西江经济走廊食品工业基础雄厚，名牌产品多；发挥制糖与造纸优势，以贵港、玉林、梧州为基地，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制糖工业基地与造纸工业基地；发挥已有的轻纺化工业优势，建立轻纺化工工业基地；开发矿产资源，大力发展以有色金属与建材为重点的原材料工业。

2.在沿江建立一系列优质、高产、高效外向型农业基地，形成热带水果、林业、经济作物、林副产品的农业地理区。按国际市场需要发挥本地区农业资源丰足的优势，组织产品及其加工品的生产，振兴出口，争取更多外汇，从而支援工业部门，振兴农村经济，最终从总体上促进本地区的发展。应该说，这方面台湾、泰国已有极好可借鉴的成功经验。西江中下游地区有一系列地势平坦、水草丰茂的沿江平原，发展农林牧副渔条件极好。西江干流沿岸大面积水域可兴办各种水产品基地，沿江两岸可发展各种南亚热带水果基地，也适合发展各种经济作物，如蚕桑、麻、药材等以及反季节蔬菜基地。目前珠江三角洲工业化程度已较高，工业、房地产与农业争地，农业逐渐退出，农业所创造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逐步下降。西江流域农业的开发，可弥补其不足。

西江流域第二、第三产业的振兴必将会对第一产业提出更高要求，农副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将大大提高。市场的需要，又将大大促进这里的农林牧副渔的生产，并会向“三高”农业发展。这里河流、铁路、公路便利，创汇农业也将会逐步增长。西江走廊毗邻港澳，连接珠江三角洲，发展瘦肉型猪场、养殖菜牛、虾、鳗、各种鱼类以及小动物出口大有可为。目前，西江走廊一带的大农业已有了一定的发展，除了成为广西的主要粮食和糖蔗基地以外，畜牧业、水产业、林副产品、水果、蔬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每年都有优质米、三黄鸡、瘦肉猪源源不断输往穗港，其他如松香和松节油、桂油、桂皮、八角、茴油、荔枝、龙眼、香蕉、沙田柚等也有较大的发展。

3.形成自澳门-广州-西江沿线的“旅游走廊”。澳门是南中国海珠江口与西江相连的一颗明珠，其城市本身就是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的天然历史博物馆。它在世界通向古老东方的旅程中占重要地位，有助于更多的日本、东南亚、西欧、北美、澳新旅客经澳门进入中国西江流域。广州及西江流域沿岸有一批国际级、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自然保护区。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利用其亚热带奇峰岩洞、湖光山色、飞流瀑布以及多彩民族风情，可建立各类旅游专线。自澳门经广州到西江中游的自然景观文化、地域文化、经贸文化、饮食文化和民俗文化相结合，可构成“西江旅游走廊”，吸引日韩、东南亚、欧美及台湾游客，形成一条新的旅游黄金专线。

(二)点轴开拓京九线，打通东部、华北经济

京九线纵贯数省，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以其为轴线，粤资和港资可由此北上渗透，在沿线培植新的增长点，培育和扶植重点产业，利用梯度格局使粤资和港资进一步辐射内陆沿线省份，形成资本、技术、人才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优化配置。广州可将低层次的加工企业和劳动密集企业北移京九沿线，发挥沿线土地、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另投资商品农业和开发丰富的旅游资源。通过两种地区的合作，广州可把其资本、市场、信息传与沿线地区形成良好的市场机制，使京九带成为其真正有效的经济腹地。

(三)建立粤闽赣经济协作区，整合闽西南、赣东南与粤东区域经济

在泛珠三角经济区内，已分别形成了广州和香港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以及厦漳泉三角洲两个经济辐射扇面，广州与港澳和台湾的经济辐射最早最集中体现在这两个扇面内。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快，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大都市会带谋求其经济长远持续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与周边地区经济的协作与整合。从地理位置看，粤闽赣经济协作区从山区向平原沿海延伸，具有地理优势、资源优势、华侨优势，有巨大的经济互补性，因此，建立闽西南、赣东南和粤东经济区，加强区域经济的交流与协作，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抉择。粤闽赣经济协作区要注意做好三个战略重点：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二是中心城市的建设，三是旅游的开发和发展。

(四)加快红三角经济区构建，形成广州的“大郊区、后菜园、后花园”

应启动粤北经济，充分利用湖南，特别是湘南地区与珠江三角洲毗邻的良好位置和珠江大都会带产业升级的大好时机，把湘南及江西赣州地区发展成为吸引广州和珠江大都会带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同时带动整个京广线腹地的经济增长，促进红三角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整个泛珠三角经济区的发展和繁荣，以此作为珠三角的“大郊区、后菜园、后花园”。红三角地区积极发展特色农业，以土地、森林、电力、气候等资源优势为基础，围绕将红三角经济区建设成为广州地区和珠江三角洲的大菜园、大果园和大花园的目标，进一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积极推动农业产业化。

湘南还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是广州和珠江大都会带的“大后方、大郊区”。地处京广线南段腹地的湖南具有接受产业转移的条件和独特优势，由于它发达的交通和农业，再加上劳动力和土地价格较低，湘南有可能使广东的一部分产业和资金越过粤北而直接向湘南转移，既可以发展层次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以发展层次比较高的工业。可从衡郴轴线、长沙-株州-湘潭轴线两个开发空间考虑对这一地区的开发。

(五)加快粤西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粤西地区的位置偏于广东大陆的西南，其南部的雷州半岛突出于南海与北部湾之间，与海南岛遥遥相望。由于地处亚热带和热带交叉地区，此地区自然资源兼有热带与亚热带的特点。

粤西地区虽然是最早的经济开放区，且是华南热带与亚热带资源开发的重点区之一，但其取得经济效果并不明显。这是因为本区经济上内在联系并不明显，缺少一个具有全区性的经济中心，在交通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为本区与珠三角海上交通十分方便，沿海大部分货流多直接集中到广州，改善其经济环境，可从区内主要几个城市着手，建设沿海到海南岛，甚至到西南、东南亚的经济带。可以发展港口城市和北部湾经济为重点，走小跳跃性开发的道路，建设茂名-阳江-湛江经济带。

参考文献：

[1]彭明朗.发展经济学与湖南经济的发展[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

[2]何其锐.两广西江流域开发研究[c].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7.

[3]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4]梁钊.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5]李继东，彭璧玉.21世纪中国地缘经济战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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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家族:

蒋宋孔陈

四大家族是指旧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封建买办统治集团。即蒋介石 、宋子文 、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

抗战开始以后，四大家族利用战争时期的新情况，极力加强官僚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大发国难财，使官僚资本迅速膨胀。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和垄断地位的加强。是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掠夺来实现的。它掠夺的对象不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

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膨胀官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的手段：

（一）发行公债。1938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18种，有的按法币和关金计算，有的按英镑、美元计算。总计法币15，192，000，000万元，关金100，000，000单位，英镑20，000，000，美元210，000，000。此外还有谷麦粮食债券。除1937年的救国公债在民间“劝募”外，其余都不公开发行，而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再由银行垫款给国民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官僚资本既发了公债财，又发了法币财。

（二）增加捐税。由于工业、商业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统税三税收入大为减少。国民政府便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的税收。国民政府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1943年十月开征食盐附加税，开始每斤征3元，到1945年1月增至60元。由于通货膨胀，从1941年下半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按田赋的正税和附加税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1942年增至4市斗。从1942年起普遍实行粮食随赋征购，征购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多数不付现款，只付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1943年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利息，还本也只是空话。从1941年到1945年6月，国民政府通过“三征”，共实收稻谷和小麦240，000，000多万石。这是对广大农民最直接最厉害的掠夺。

（三）通货膨胀。抗战开始后四个月，国民政府决定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法币发行额，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37年底为十六亿1，600，000，000元。1945年底为10，319亿元。八年中增加了738倍。实际上还不止此数。滥发钞票的结果，使四大家族的财富迅速集中，而广大人民则越来越贫困。

（四）外汇管制和买卖黄金。国民政府从1938年3月起实行外汇管制。从此官价外汇被垄断，黑市交易随之而起。伴随法币的贬值，官价与黑市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抗战期间，外汇中美元与法币的对换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12月为1:85.4，1944年12月为一比五四二点二1:542.2。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和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暴利。

（五）实行专卖制。1941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专卖事业管理局。从次年初开始，先后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政府收入大增。增收数额，1942年为47，800万元，1943年为174，700万元，1944年为18亿元左右。这一制度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国民党官员和有关机构乘机营私舞弊，套取专卖品转投黑市，从中牟取暴利。

（六）统购统销。1937年9月，在国民政府之下成立贸易委员会，该会下设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2年2月，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统购。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民政府实行低价强购，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获取重利。以桐油为例，1942年收购价比内销市场价每担差100元，1943年差1100元。

总之，国民政府用种种手段对人民实行公开的掠夺，使官僚资本在抗战期间迅速膨胀起来。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在抗战前即已开始，抗战中不但金融垄断更为加强，而且将垄断扩展到工商业的各个部门。

在金融方面，抗战初期设立了中央银行（蒋介石）、中国银行（宋子文）、交通银行（孔祥熙）、农民银行（陈果夫,陈立夫）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做为国民政府集中的金融机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孔祥熙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直接控制了四大银行，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格局，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等等，虽然说是有四大家族，但是银行是掌握在财政部手中的，中国银行原有的董事长叫张嘉敖。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1942年7月，国民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在抗战期间四行存款数额在四年中增加6桔，是各银行中增长最快的。在全部银行存款中，四行的存款占到了%80至%90，而战前的1936年只占%59。

抗战期间，官僚资本在商业方面形成了正式的公开的垄断。前述专卖事业管理局、贸易委员会、物资局等机构的成立及专卖、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是官僚资本实现商业垄断的重大步骤。此外，原属孔家系统的农本局福生庄，后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统制着花纱布的贸易。以上这些宫式机构，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组成部分，假借抗战的名义，垄断了国统区的国内外贸易。抗战期间，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设立了不少商业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陈家的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输公司等等。这类公司既有政治特权，又有极大的金融势力，具有操纵市场的垄断地位。

四大家族对于工矿业的垄断在抗战前还较小，1935年底全国官营、民营工厂资本总额中，官营部分只占%11。抗战开始后，1937年9月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扩张官营工业，吞并民营工业，实行国家垄断工矿业的机构。四大家族官营工业主要有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的两大直属系统。1944年，资源委员会下面有105个单位，兵工署下面有数十个单位。此外还有各省所办的官营工业，如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川康兴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等，单位也不少。1943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的报告，说明了官营工业的垄断地位。在国统区3700余家工业中，官营的600余家，民营的3100余家。但官营的占资本总额%69，民营的只占%31。四大家族除官营工业外，还有所谓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这类工业著名的有：以孔家为主的中国兴业公司，1939年7月成立时的资本额力1200万元，到1943年增为12亿元，为后方资本额最大的公司，它共有13个厂，经营的中心是钢铁。在宋家控制下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成立，1942年5月己完成及未完成的有18个单位，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陕西、甘肃两省，主要经营纺织业。除了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各厂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垄断企业。1942年，它的已开工纱锭占大后方全部纱锭的1/4。陈家的有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也是规模很大的垄断企业。

在农村，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根据15个省的调查，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1938年为%26，1940年为%38，1942年为%59，1944年为%25。1937年9月，国民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抗战时期棉花、蚕丝、茶叶、猪鬃、桐油等由国民政府统购统销。在征购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粮食纳入四大家族直接掌握之中。四大家族还直接占有大量农村土地，陈家的华西垦殖公司、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都是这类机构。

四大家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劳动人民的最大剥削者，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极大障碍。由于官僚资本残酷剥削所激起的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是中国革命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官僚资本正式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宋子文(1894年～1971年)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原籍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1894年12月 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生于上海。父宋嘉树早年留学美国，一度在上海当传教士，后改营工商业，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宋子文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继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1917年回国后受盛宣怀之聘，任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秘书等职。1923年10月赴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英文秘书兼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年 8月任中央银行行长。其后调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后又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整理财务颇有成绩。1926年 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商务部长等职，负责筹措北伐军经费。蒋介石夺取国民党党、政、军大权时，他积极从财政上予以支持。1926年12月前往武昌。次年初先后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常委等职。

1927年4月，宋子文乘武汉政府派他往上海考察形势之机，与吴稚晖、白崇禧等策划反共清党，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力促蒋、汪合流。蒋介石8月下野，12月同其妹宋美龄结婚。他竭力争取美国当权人物和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1928年2月蒋介石再次上台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宋被任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随之任中央银行总裁。1929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以后又连任三届。1931年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九?一八”事变后，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2月与蒋介石同时下野。1932年宋子文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一度代理行政院长。1933年10月后，辞去政府职务，专门从事财政金融活动。次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宋赞成和平解决，与宋美龄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中央代表等进行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联合抗日作出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国民政府到重庆，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等职，拥有巨大经济实力，操纵著国民党的经济实权。1940～1942年充当蒋介石常驻美国代表，为蒋争取美援，第一次获一亿美元借款，第二次签订租借协定，获五亿美元借款。1942年10月返国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45年 4月同中国***代表董必武等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旧金山会议。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1946年 1月任国民党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0月再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竭力劝说美国杜鲁门政府出钱出枪，多方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1947年9月为蒋介石谋取退路，宋改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11月兼任蒋介石广州行营主任等职。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宋子文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是控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货币、公债以及通货膨胀等手段掠夺财富，后以开设棉业公司、垅断对外贸易等手段聚集钱财。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发国难财和战后接收敌伪产业等办法积聚起巨额财富，同蒋介石、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合称为“四大家族”，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1949年1月去法国，随后侨居美国纽约。1971年4月25日病逝于美国旧金山。

孔祥熙

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的孔祥熙，青年时期经贸有术，在家乡山西太谷拥有一定资财。1927年 4月投靠蒋介石集团，并促成蒋（介石）宋（美龄）联姻，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孔主管财政达11年之久，对币制改革、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支撑抗战财政，有过一定的贡献。但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摘，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陈果夫

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CC系首脑。原名祖焘。浙江吴兴人。1892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七）生。陈其美之侄。幼年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1907年入浙江陆军小学堂，受陈其美革命活动影响，加入同盟会。1911年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武汉参加革命军，后随陈其美参加讨袁斗争。1918年起在上海经商，与蒋介石等从事交易所投机买卖。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在上海为军校招募新生兼采购物资。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掌管国民党党务，排斥***人和国民党左派。1927年春积极参与蒋介石“清党”反共。他曾几度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是第三、四、五、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他培植亲信，排斥异己，控制各级党部，竭力把国民党变成蒋介石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与其弟陈立夫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后来形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CC系。他们把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充成为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从事反对***、迫害进步人士的活动，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抗争。

陈果夫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要职：1928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1932年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

陈果夫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于 1935年控制中国农民银行。抗日战争期间在川、云、桂等省兴办和投资许多企业；抗战胜利后主持经营“党营生产事业”，接管大批敌伪资产，开办公司、银行等，还将文化、新闻、**、广播单位改为“党营”。他先后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合称中国四大家族。1949年去台湾，1951年8月25日病逝于台北。一生写有各种体裁的文字一百九十余万字，台湾当局将其编成“全集”十册。

陈立夫（1900年—2001年）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人,名祖燕，号立夫。陈果夫之弟。其二叔陈英士(陈其美)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陈果夫及陈立夫是国民党重要人物。陈立夫曾任蒋介石私人秘书，长时间主持人事及组织工作，亦是国民党党内安全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的始创人。在国民党内部，陈立夫和陈果夫的派系被称为“二陈”或者CC系。1948年陈立夫曾到美国为杜威助选，结果杜威落选，而国民党亦因而开罪上台之杜鲁门。1949年到台湾后，蒋介石为整顿在台势力，陈立夫难以在台立足，离开政坛去美国新泽西州定居，以经营农场养鸡、卖皮蛋、粽子等食品为生。晚年回台湾后也多做文化上的工作，不在政坛上有决定性影响。但因是国民党元老，仍很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