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姚雪垠靠什么写成《李自成》

创作《李自成》的源泉

姚雪垠1910年10月10日出生于河南省邓县九龙乡姚营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父亲上过开封优级师范。由于家境窘困，母亲准备在他出生时溺婴，幸为曾祖母所救。他从小爱听外祖母讲故事，由此激发了想象力和文学兴趣。

邓县地处豫西南，环境闭塞落后，水旱灾害与瘟疫频仍。加上封建军阀压迫，农民无以为生，或外出逃荒，或铤而走险。姚雪垠9岁那年，土匪攻破寨子，姚家房屋和衣物都被烧光，从此随父母逃到邓县城内县后街居住。在县城里，先读了一年多私塾，又上了三年教会办的高等小学，背诵过大量古文并习作文言。暇时爱听艺人说《施公案》、《彭公案》、《三国志演义》等书。

据《邓州市志》载，李自成曾三次过邓州，其中最后一次是1645年3月，在清军追击下，李自成残部从邓州西南下，一部分是从姚雪垠的家乡姚营村路过的，因而留下了大量关于李自成的民间故事。姚雪垠是听着李自成的故事度过幼年的，这也是他后来创作小说《李自成》的源泉。姚老说:“我幼年时听到李闯王的故事都是诬蔑李自成的，说他在河南杀得十字路上，搁金元宝没有人拾。大顺朝迅速灭亡，统治阶级把他当‘流贼’看待，在野史和戏曲中充满颠倒黑白的侮辱之词。我要做的工作就是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不是盲目随着前人的脚印走，否则就对不起古人，也对不起今人。”

创作《李自成》的体验

1924年秋，14岁的姚雪垠和二哥在信阳读中学，假期回家，走到驻马店开始步行，在泌阳县突然遇上了土匪，他们被绑架做了“肉票”，从此开始了土匪生活。后来，有个叫王三少的杆子要姚雪垠做干儿子，姚雪垠只好答应。王三少离开后，土匪薛二少又看中了姚雪垠，他只好再做干儿子。后来，这股土匪被打散了，薛二少派人把姚雪垠送回老家邓县家中。姚雪垠在土匪中生活了一百多天，他看到了土匪们的抢劫、烧房、杀人，看到了土匪们由小到大的发展，看到了土匪间讲义气，作战勇敢，看到了土匪与军阀间的争斗和激烈战斗。这一切都增强了对农民起义军感性生活的认识。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长夜》，就是写的这些生活。

正因为有过土匪和军旅生活的阅历和体验，姚雪垠才能更加得心应手地写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这是姚雪垠创造《李自成》的有利条件之一。

创作《李自成》的功力

1929年夏，姚雪垠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与此同时，在《河南日报》副刊用“雪痕”的笔名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和其他作品，这些小说写了下层劳动者受封建势力迫害致死的悲惨故事，表现了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1931年暑假，他被学校当局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的罪名开除。从此结束学生生活，在北平等地以投稿、教书、编辑为生。到抗战爆发前夕，先后发表了10多篇小说，这些作品展现了内地农村黑暗混乱的现实图景，和被压迫者奋力反抗的斗争画面。此外，他编过《大陆文艺》、《今日》两种刊物，在《芒种》、《申报》上发表杂感，还刊出散文、散文诗、文学论文多篇。由于受文艺大众化、大众语讨论的影响，1936年曾收集家乡口语，编为《南阳语汇》。

1938年春，姚雪垠去武汉，不久参加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从事抗日文化活动。在《自由中国》、《文艺阵地》上发表短篇小说《白龙港》、《差半车麦秸》。次年又在《文艺新闻》上刊出气氛悲壮的《红灯笼的故事》。后两篇曾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并被译为英、俄文。《差半车麦秸》和稍后的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之所以受到文学界的重视，是因为成功地运用活泼生动的群众口语，写出了农民在抗战中的觉醒与变化。1939年起，姚雪垠在辗转鄂、皖、蜀等地的过程中，以主要精力创作中长篇小说，写有《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新苗》、《重逢》等。这个时期，他也写了不少文学论文，如《论现阶段的文学主题》、《通俗文艺短论》、《文艺反映论》、《屈原的文学遗产》等，其中一部分曾集为《小说是怎样写成的》一书出版。此外，还印行了《M站》、《春到前线》、《差半车麦秸》等短篇集。

抗战胜利前后，姚雪垠转向故乡与童年的题材，完成了自传性长篇小说《长夜》，并写了《我的老祖母》、《外祖母的命运》、《大嫂》等一组散文。《长夜》以20年代军阀混战时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李水沫这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的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强人”形象，真实有力地揭示出许多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沦为盗贼的社会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

1948年以后，姚雪垠先在高行农业学校，继在私立大夏大学教书，同时发表了《明初的锦衣卫》、《崇祯皇帝传》等学术论著，这为他后来创作《李自成》准备了条件。

另外，姚雪垠有两次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历史书籍，丰富了自己的历史知识。一次是1925年，邓州人胡宾周是二品道员，购买了十余万册书运回邓州，建了座公共图书馆，姚雪垠从中学到了许多历史知识。另一次是1931年，姚雪垠到北平，在北平图书馆夜以继日的苦读，丰富了历史知识。这些历史知识和文学基础，是后来创造长篇历史小说不可缺少的功力。

创作《李自成》的成因

1932年，22岁的姚雪垠因失业住在开封，经常到河南省图书馆(龙亭湖畔二曾祠内)去看书，他看书比较杂，但较多的是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一天，他偶然发现记载李自成三次攻打开封的两本书，一是李光壂的《守汴日志》，二是周在浚的《大梁守城记》。这两本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多年不能忘怀。这是姚老接触明末农民战争史料之始。

抗战时期，他又接触到一些明末史料，开始动念写明末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但力与心违，徒怀虚愿。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上海的大学里教书，着手研究明代以东厂和锦衣卫为镇压工具的“特务政治”，写了不少笔记，还发表了一篇历史论文《明代的锦衣卫》。同时他开始研究崇祯及其家族的政治生活，从明武宗研究起，还曾以《崇祯皇帝》为题撰写论文，这一切为他后来在小说中描写崇祯皇帝的生活、性格和必然亡国的历史命运，奠定了基础。李自成三打开封和所得史料是创作《李自成》的最终成因。

创作《李自成》的动力

姚雪垠从1957年起创作《李自成》，到病逝前的1999年还在创作第五卷，历时42年。

姚老说:“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写《李自成》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书于196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社会上立刻引起轰动，很快被判为大毒草，那些肯定过这部书的***都有一条罪状:包庇老右派姚雪垠，吹捧大毒草《李自成》。那时，抄家焚书在蔓延，随时都可能延及他家。正在这个时候，一道‘最高指示’救了《李自成》。1966年7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看见王任重列席，将他叫到身边，指示道:‘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第二天早晨，王任重即打电话向武汉市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最高指示’。这一指示既挽救了《李自成》，也保护了我的生命，使我免遭揪斗游行、打伤、关押，只是被抄了一次家，所幸的是稿子、卡片、大量藏书没遭被毁、被烧的厄运。”

姚老在“文革”中曾经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对他的信作了批示。毛泽东当时患病很久，又患眼疾，他看了姚老的信后，立即用铅笔在胡乔木转信的报告上批道: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适时地指示保护我，特别是要我将《李自成》一书写完，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在我的一生中却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终于在1975年12月下旬从武汉来到北京，从事《李自成》的创作。”

邓国故址位于襄阳市樊城北约6公里处，邓国是西周时期诸侯国，封为侯。公元前678年被楚国灭掉。战国后期，秦昭王封公子悝为邓侯。秦统一后，邓城属于南阳郡。汉为邓县地。这里南近汉水，北接南阳盆地，地势平坦，四周开阔，交通便利，战略地位重要。

邓城土城墙略呈长方形，东墙长766米，南墙长896米，西墙长713米，北墙长858米。墙厚10至15米。墙残高3米左右，四角稍高，最高处6.3米。四面均有城门。护城河宽40米左右，现为水田。城东南角外有高约8米土台，俗称烽火台，也称阅兵台。城内有十字街道，西北角有明代建的宁国寺。邓城内外地下历史遗存十分丰富。相传城内偶有铜镞、金粒可拾，城内有时杀鸡还可取出金粒，故有“邓城不卖活鸡”之说。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秦汉及以后朝代都有，是研究历史的宝贵资料。离邓城北约3公里的丘陵地带，有两周时期墓葬群，“邓公乘鼎”和“吴王夫差”剑分别出于山湾和蔡坡墓地，出土大量青铜器。据考证，这些墓地与邓城密切相关，其中铸铭文的，就有邓、楚、吴、上鄀、蔡、曾等国器物，是研究楚文化及邓、楚和有关国家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邓城城址外围有西周至春秋早期（与邓国同一时期）较大规模的村落、作坊遗址，又有高级贵族、平民墓地，它们组成了完整的都市中心聚落群。1981年，邓城遗址被湖北省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25日，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通过发掘，发现了一些特殊遗存，出土了一批较重要的文物，为解决一些学术问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特殊遗存有卞营遗址集中分布的水井群、周家岗遗址春秋早期大壕沟及宋代火葬墓、王家巷遗址制陶作坊区的灰坑及窑址群、贾巷墓地一主一侧室加祭台的墓葬等。这在本区域属首次发现，填补了此类遗存的空白。

较为重要的文物有周家岗遗址新石器时代完整花瓣圈足陶碗、黑或红彩红陶杯，西周中期前段或西周早期后段陶鬲，宋代红绿彩花卉纹瓷枕、影青釉小鼎式瓷香炉；王家巷遗址春秋早期卜骨；卞营遗址春秋晚期陶鸟形双耳平底壶；贾巷墓地青铜小羽人等。

发掘成果进一步证实了襄阳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厚。一是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和周代遗存，佐证了邓城至迟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为古邓国都城、春秋中期至汉代为邓县县治的史实，继而将襄阳早期城市的中心圈定在了邓城区域；二是周代文化内涵的复杂性和融合性为寻找早期楚文化的来源积累了资料；三是较多大中型墓葬在贾巷、卞营墓地的发掘反映了邓城区域在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的繁荣程度，间接说明了襄阳当时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四是宋代火葬墓及具有北方窑系瓷器的发现，说明了宋代北方地区民众可能大量南迁并定居襄阳，为本区域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本次发掘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有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及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多位学者直接到发掘现场观摩和指导，进一步提高了襄阳历史文化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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