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大学的作品鉴赏

总体思想 《大学》着重阐述了提高个人修养、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与治国平天下之间的重要关系。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修己以安百姓”，并以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题。

《大学》提出的人生观与儒家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是儒家人生观的进一步扩展。这种人生观要求注重个人修养，怀抱积极的奋斗目标，这一修养和要求是以儒家的道德观为主要内涵的。三纲八目又有阶级性， “明德”、“至善”都是封建主义对君主的政治要求和伦理标准；“格物”、“致知”等八条目是在修养问题上要求与三纲领中的政治理念和伦理思想相结合。

《大学》还继承了孔子的仁政学说与孟子的民本论，《大学》里的统治者都是以“尊长”、“民之父母”的身份自居，但实际上他们还是站在剥削者的立场上这么说的，他们所谓的“爱民”、“不暴戾”只是为了维护他们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只有这样，他们无生产能力的剥削生活才能得以巩固。 结构划分 《大学》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对孔子代表的原始儒家思想作了一种体系性、结构性的概括和描述，以阐明儒家关于学习的内容、目标和为学的次序途径，旨在张扬儒家的君子修德之学和圣王的治政之道。

全文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大学之道”至“此谓知之至也”）讲的是大学之道。

首先，《大学》对儒学作了一个高度概括，提出“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项，即宋代儒家们所说的大学“三纲领”。这一概括非常准确地揭示了儒学的基本精神，也道出了《大学》的主旨。《大学》是讲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但是它按照孔子思想，不就事论事，而是将人的精神的弘扬和品德修养置于首位。“明明德”是发扬自己固有的德性，是激发求学者完善自己的自觉性，而不是用某种外在的、固定的道德准则束缚自己。“亲民”即“新民”，就是不仅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而且努力提高全体人民的道德品质，在儒家看来这是为治国平天下的伟业奠定精神基础。“止于至善”就是要将自己的道德品质和社会、国家的治理提升到最完美的地步，不达到最理想的境界绝不停止，实际上是一个无限的完善过程。

其次，《大学》提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要经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环节（即朱熹所称的大学“八条目”）。其中，修身以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者，专注于心性修养，属儒家的“内圣”之学；修身以下，“齐家、治国、平天下”，系君子之行为规范及治政之事，属儒家的“外王”之学，其意主要在彰明儒家“为政以德”的观念和“道德转化为政治”的思想。文章指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对八条目排列了次序，这主要不是规定实行中的时间先后的次序，而是确定八条目之间的关系。它指明了只有把家庭、封地管理得井井有条，才能获得经验，有资格进而治理国家；要治好家庭、封地，首先要以身作则，进行自我修养；要作自我修养就要端正思想，而不能只做表面文章，遵守外在的行为准则；端正思想就要做到真诚，心灵纯洁，排除种种私心杂念；而要意念诚实就要学习知识，提高认识，不至于陷入愚昧、偏执，从而避免盲目性；而掌握知识、提高认识能力，就要研究事物，以防止被他人之说误导。说明《大学》全面地展示了同明明德和治国平天下相关的主要方面，深刻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使儒家学说成了一个条理分明的思想体系。

再次，《大学》第一次提出“格物”的概念，把格物致知列为儒家伦理学、政治学和哲学的基本范畴，从而赋予认知活动对于修身养性的精神、心理过程和治理社会与国家的实践活动的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儒学的一个重大发展。

最后，《大学》把修身规定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一切活动的根本，这既指明天子没有特权置身于修身之外，又提出普通百姓不能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把修身当作无关紧要的事。修身就是关注自我，认识自我，审视自我，完善、发展自我。说明以修身为本就是将培育完善、发展自我的自觉性置于重要的地位，这种思想能够增强个体自强不息的、内在的精神生命力。

第二部分（“所谓诚其意者”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讲的是诚意慎独。

第二部分是逐句解释《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引用了许多典故，也作了发挥。文章在诠释中突出了《大学》这一理念：求圣人之道的关键是增强完善自我的自觉性，它从以下四方面阐发了这一理念的涵义。

首先，自我的完善是“自明”。引证的《尚书》中三段语录证明《大学》首句“明明德”在古圣人之书中都有出处，然后总结其思想是“皆自明也”。所谓“自明”即“自觉”，就是说“明明德”是自我的觉悟，是内心意识到完善、发展自身的必要性。此外，“自明”的说法还指明了“明明德”不是将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强加给一个人，而是人固有的善性的发扬和发展。

其次，道德修养是自我的无穷尽的更新过程。“新民”是为教化人民，这是力图更新他人的品质，然而引用商汤刻在浴盆之上用以自警的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阐明《大学》“新民”的概念，就把这个概念规定为自我的更新，自我的发展。其中四个“日”字的连用，则以十分有力的语气强调：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自我的更新、创造和发展，永远追求新目标和新成就，总是要有新气象和新面貌，任何时候都不要停止不前，安于现状。而“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之说清楚地指明，这种更新和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无限过程，它要求人们将追求至善的自觉性发挥到最大的程度。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是鼓励发展和创新的哲学，它为自我创造开辟了新的空间。

再次，文章指出了自我完善不是个体以冥思求顿悟，而是必须努力学习知识，增进学问，提高认识，还必须通过艰苦的磨练，在实践中不断地增长才干，养成各种优良的品质。即“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的意思。经过这样的修养和磨练，才能达到“道盛德至善”的地步。

最后，主观意识要始终保持纯正的状态。经文提出的“诚意”的概念为“毋自欺”，把自我完善的自觉性归结为一个人为善动机的纯正。所谓“自欺”就是动机不纯，有邪念，却以勉强的行为做样子，或以伪装的善行、漂亮的言辞来掩饰自己心灵上的污秽，借以自欺欺人。因此，不自欺表明行善不是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以善本身为目的。行善是自己心灵的需要，是求得精神本身的满足。所以文章说：“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又如朱熹所说：“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四书集注·大学》）所以，只有心灵的自慊，才能排除做给别人看的矫饰、虚伪的自欺行为，达到“诚意”的目的，从而从根本上保证有一种自我完善的自觉性。

文中所提出的“慎独”的理念非常重要。所谓“独”意为独处，这里是指人不知而只有己知的意识活动，是指人的真实的意念。文章把独处时的思想活动看成是对一个人能否做到诚意的一个考验。即是否真正具有自我完善的自觉性的考验。因此儒家对人们独处时的思想活动和表现特别重视。朱熹说：“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几”是指细微难辨、微妙难言、却包含了无限可能性的东西。表明独处的意识活动是一个人在人生的各种实际活动中向善还是向恶的关键所在，必须特别慎重对待。文章进一步指出，一个人独处时的思想活动虽然不为人们所知，但是它们总是要表现出来。

此外，文中还提出要保持纯正的主观意识，增强完善自我的自觉性，还必须时时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防止愤恨、恐惧、癖好、忧伤等各种情绪损害心灵的纯正和完善自我的自觉性。因为心灵一旦失去平衡，就将丧失其正确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

第三部分（“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至“以义为利也”）讲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同治理家庭和对待他人的准则相一致，由此这部分着重阐述了两个观点：

观点一：“治国必先齐其家”。在儒家看来，不能教育好家人的那些人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其理由一是在家中都不能实行仁义道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就不会讲仁义道德。因此，要首先在治家的过程中培育治国所需要的那些道德品质和才干。所以文中说：“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理由二是，统治者治理好自己的家以后，就树立了一个榜样，产生巨大的影响，整个社会都会来仿效，这就是文中所说的：“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相反，则是“一人贪戾，一国作乱”。

观点二：治国者要把家庭道德运用、推广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要以对家人的情感对待全社会的人，要在整个世界造成家庭式的秩序与和谐。文中提出，在家中对父母的孝，在朝廷中要用到对待君主；在家中对兄长的敬爱，在官场中要用到对待长上；在家中对小辈的慈爱，在治国之时要用到对待下属或百姓。文中特别强调统治者对待老百姓就像对“赤子”那样有一种怜爱、疼爱的柔情。文中正是从这种柔情的意义上解释治国者“为民父母”的传统理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儒家力图以此减弱这一理念带有的家长专制的色彩。

要求以孝悌的道德对待君主和长上，这是一种宗法主义的观念，有利于加强封建专制主义。而把人民当成赤子，则表现了一种高高在上、俯视民众的优越感和对百姓的轻视，与现代的平等和民主的观念格格不入。但是，文章竭力主张治国者应当像对家人那样，对人民有一种纯真、诚挚、深厚的爱，并以这种情感来治国，按照人民的愿望和意志来处理政务，努力使社会变得像美满的家庭那样和睦，充满温馨，这种主张虽然在封建专制社会难以实现，但反映了古人的美好的政治理想，有利于促进古代政治的改良，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当作为政治进步和革新的目标。

第三部分还论述了治国者应有的思想品格和道德品质，其中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即文中所说的絜矩之道：絜者，测度也；矩者，规矩与标准。絜矩之道就是根据“人同此心”的道理，以“将心比心”的方法，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根据孔子的规定，忠恕就是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絜矩之道对于封建专制主义和一切丑恶事物都有一种批判和抵御的作用。

关于治国者的政治道德，文章强调必须公正无私。文中非常细致地指明了特别要提防的种种妨碍公正无私的情感、心理因素：对亲近和喜欢的人不能有偏爱，对所厌恶的人不能有偏见，对所畏惧和敬重的人不能有盲目性，对所同情、怜悯的人不能有偏私。于是从中提出了一个普遍的法则：对于他人偏爱，就会看不到其缺点，而对他人有了偏见，就会看不到其优点。

此外，文章提出政治家要有宽广的胸怀，别人有才能和本领，就像自己有一样；别人道德高尚，自己要从心里喜欢。不要像那些小人，别人有才干，就妒忌他；别人有美德，就处心积虑地压制他。要举贤荐能，罢黜不善之人。文章提出了“仁者以财发人”，作为“不仁者以身发财”的对照。所谓以财发人，就是首先要善于为国生财。文中提出的生财之大道是：“生之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然后以财造福百姓，以取得他们的拥护，不能任用“聚敛之臣”与民争利。

总的来讲，《大学》所表达的儒家重治国之本的传统观念，自始至终着力阐述儒家政治学总纲，所以能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教育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 程子：“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郑玄《三礼目录》：“名为《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

孔颖达《礼记正义》：“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

孙中山：中国政治哲学谓其最有系统之学，无论外国任何政治哲学家都未见过，都未说出，为中国独有之宝贝。

春暖花开，阳春三月，沐浴着阳光，翻看国学经典《大学中庸》。虽文章简短、对仗工整、朗朗上口，旁有注解，读来仍半知半解。只怪自己才疏学浅，读书太少，囧也。

最先引起我兴趣的是《大学》第二章中“格物在致知”，读杨绛《我们仨》中，常常出现“格物致知”，钱钟书先生喜欢“格物致知”，就连出去吃饭，全家人也会对着旁桌的人“格物致知”，当时对这四个字一头雾水。

原文：“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意思是：“想要规范自己的家庭，就须先修养自己的言行。想要修养自己的言行，就须先端正自己的心思。想要端正自己的心思，就须先真诚面对自己的意念。想要真诚面对自己的意念，就须先推究自己所知的善。推究自己所知的善，就是要辨别外物与我的关系。”

读到这里，对《我们仨》一家那种温和，相爱，宽容，平静的生活状态，我毫不怀疑，只生艳羡，因为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格物致知”，在“修身”，所以“家齐”。

《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根本。其中“身”指言行而言，修身即是修养言行。言行是表现于外者，其基础则在于内心的修炼。

关于修身，杨绛先生就是我的榜样。

钱钟书是一个文化上的超人，生活上的白痴，且为人十分的呆萌，常自叹“拙手笨脚”。这还真不是自黑。

他不会大蝴蝶结。

分不清左脚右脚。

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子那样一把抓。

一到牛津，公交车还没站稳，他就急急地下车，然后摔了个狗吃屎，然后磕掉了大半个门牙。

在杨绛生钱瑗住院期间，他也是闯祸不断，钟书每次去产院探望，都是苦着脸，扮委屈状，惨兮兮地说：“我做坏事了。”

倒吓了杨绛一跳，赶忙安慰他：“怎么了？”

原来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

“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然后第二天。

“我把台灯砸了。”

“不要紧，我会修。”

“我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

“不要紧，我会修。”

这要是换做别的女人，肯定分分钟炸毛，嫌弃这个男人，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然后每一件小事，都足以变成一场大灾难。

但杨绛是谁？修身齐家之人——虽在古代多指男性，但杨绛先生巾帼不让须眉，也不愧为近百年来唯一称之为先生的女性。她的宽容大度，贤良淑德，应该得益于“修身”。

国学经典，虽难啃难读，但我愿用一生来品味其中甘甜。感谢叙事者，为我打开这扇大门——“至善”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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