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文人史诗和古希腊荷马史诗的异同

古罗马文人史诗和古希腊荷马史诗同时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在文艺理论上也基本形成了以再现说和表现说为哲学基础的创作倾向。为欧洲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仔细研究会发现，两者在文艺理论方面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古希腊人富有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古罗马人则极具现实主义与致用观念，所以古希腊人出现了较多的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而古罗马政治家相对较多。古希腊著名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最为杰出的代表。而古罗马在这方面则相对逊色的多。

史诗的观念发展

史诗，是古代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反映重大的历史时间；或以古代传说为内容，塑造英雄的形象。其结构宏大，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史诗一般可分为神话史诗和英雄史诗两大类。神话史诗，指传唱一个或多个神话故事，反映古代人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表现古代劳动人民不屈服于自然界的斗争精神和对理想的追求。英雄史诗主要描述民族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热情歌颂人民理想中的民族英雄。世界著名的史诗有古希腊盲诗人荷马的《伊里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等。我国少数上最长的史诗。 诗史，有两种含义，通常指诗歌发展的历史，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诗史还指能深刻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现实情况的诗歌。伟大诗人杜甫、陆游等人的现实主义诗作都曾被誉为“诗史”。诗史与史诗不同：诗史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内容上，一般不像史诗那样对重大历史事件作完整细致的叙写，而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社会现实；形式上，既有叙事诗，也有结合叙事的抒情诗。

西方关于史诗的观念是建立在古希腊荷马史诗范例的基础之上的, 关于史诗的研究是以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古典诗学为范式的。史诗与抒情诗、戏剧并称为西方文学的三个基本类型。西方史诗的发展脉络, 从古希腊的原创型史诗如荷马史诗开始, 到维吉尔的文人史诗创作, 秉承了希腊史诗的范例, 显示出清晰的历史脉络。一般认为文学史上对史诗、史诗性质的讨论始于欧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拉斯等古希腊哲人都论述过史诗, 但是, 直到16 世纪亚里士多德《诗学》被重新发现, 人们才开始对史诗进行理论上的讨论。欧洲的古典学在史诗研究领域积累了深厚的学术传统。18 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运动, 开启了搜集和研究民间史诗的热潮, 促进了人们对史诗的起源、流传和创作等问题上的探索。从17 世纪晚期一直到18 世纪出现了对口传史诗的搜集和研究的热潮。沃尔夫(T. A. Wolf) 《荷马引论》( Prologomena adHomerum , 1795) 表现出人们对荷马史诗产生背景的重新认识。这时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重新发现的古代史诗———《芬戈尔, 六卷古史诗》( Fingal , an Ancient E. Poem in Six Books) , 它归于凯尔特的民歌手莪相(Ossian) 名下, 可是它实际上是由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 , 1736 —1796) 撰写的。这个事件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研究民间诗歌的兴趣。人们从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开始搜集凯尔特人的史诗。在芬兰, 诗人兼学者埃利亚斯·隆洛德( Elias LÊnnrot , 1802 —1888)为他的民族找到了史诗《凯莱瓦拉》( Kalevala) 。欧洲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推动了口头传统的再发现。19 世纪中叶英国实现产业革命, 世界历史迈向现代工业社会。18 —19 世纪之交,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席卷欧洲大陆, 知识界形成颂扬民间文化、发掘民族精神的新思潮。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改变了整个欧洲的艺术、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在中欧、东欧社会欠发达地区,民族与国家不重合。斯拉夫民族和北欧诸民族, 他们将民俗学与独立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正当性结合起来。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众的诗歌之中, 因此, 对原始口头文化的发现, 开始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 从此人们开始对口传的、半口传的, 以及源于口传的文化予以重视。如德国的格林兄弟(Jacob Grimm ,1785 —1863 ; William Grimm , 1786 —1859) 便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在芬兰,《卡莱瓦拉》搜集历史开始于18 世纪, 19 世纪真正意义上的搜集已经展开。从此, 散见各地的史诗开始被搜集起来。1850 年—1860 年在芬兰开始了史诗搜集的新阶段。民俗学研究的介入是1870 年以后。芬兰学者在150 年的历史进程里搜集了许多的异文, 资料汇集于芬兰文学协会的民俗学档案馆, 形成壮观的史诗集成, 它们被陆续以芬兰语出版。 19 世纪中叶欧洲民俗学兴起, 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 又一次进入现代学者的视野,在方法论上开辟了史诗研究的新时代。19 世纪末俄国比较文艺学家亚·尼·维谢洛夫斯基(1838 —1906) 对亚里士多德以来以西方古典文学范本推演出来的规范化诗学提出挑战, 他根据浪漫主义者对民间口头诗歌的重新发现, 提出建构新的诗学的设想。他指出, 德国美学是根据经典作家的范例, 受作家文学哺育而成长的,荷马史诗对于它来说是史诗的理想, 由此产生关于个人创作的假设。希腊文学的明晰性体现于史诗、抒情诗与戏剧的序列, 这也就被当作规范。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维谢洛夫斯基所倡导的实证的而非抽象的、类型学的而非哲学和美学的研究范式, 在他以后的时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史诗研究的学术潜力并没有局限于古希腊的范例, 而是在口传史诗的领域里大大拓展了。

20 世纪史诗研究者从鲍勒(C. M. Bowra)开始, 注意到原生形态的(口传的) 史诗与拟制之作(书面文学的) 的区别, 扩大了英雄史诗的范围。帕里(Milman Parry) 和洛德(A. B.Lord) 把19 世纪以来的民族志学方法纳入古典诗学的领域, 他们在南斯拉夫发现了荷马史诗的类似物, 创立了口传史诗的诗学。从20 世纪后半叶开始, 人们在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当代社会里, 发现了丰富的活形态史诗传统, 它们既不是古典史诗, 也不是西方史诗。 欧洲古典学在过去200 年来不断为如下问题困扰: 传说中荷马时代是否有书写? 如何解释史诗的不一致性? 如果没有文字的帮助, 如此长的史诗是怎样被创作、保存的? 如何看待关于史诗产生的神话和传说? 如何解释史诗中不同时代的文化沉积现象, 如方言和古语问题。研究表明,荷马时代是否有文字, 这和“荷马问题”并无关系; 将荷马史诗的作者向前推到前文字的口述时代, 这无疑是进步, 但是, 仍然有一个固定文本的信仰妨碍人们的思想。民间集体创作的思想,催生出多重作者的观点, 短歌说, 对原型的探寻……这些都没有触及到口头诗歌的本质。帕里、洛德以来西方口头传统研究, 主要涉及民俗学的题材样式、形式、主题, 民间口头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的趋同性和趋异性, 如何界定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的经典, 以及民间艺人的表演和创作等问题。在半个世纪以来,帕里和洛德等一派学者把荷马史诗这样的古代经典, 放在一个史诗传统中来研究, 他们认为荷马史诗文本的背后, 存在一个制度化的表演传统, 指出这一传统曾经是活形态的、口头的。他们把“口头诗歌”的概念运用于荷马史诗的研究中, 试图解决荷马史诗的创作、作者和年代问题。他们把语言和文本作为主要的经验的现实, 选择表演、表演的文化语境作为荷马史诗的主要问题, 依靠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寻求古典学的新突破来欧美口头传统研究者在几个关键问题上, 对于19 世纪以来民俗学研究的许多观念进行了反思,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是跨学科的, 这种反思不仅揭示了以往的认识误区, 更有意义的是提出了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到上个世纪末, 劳里·航柯(Lauri Honko)对印度西里人(Siri) 的口传史诗的研究, 标志着西方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的转移。在他看来,史诗的范例是多样的, 他在史诗与特定的传统社区的紧密联系中发现了史诗的活力, 他提出的关于史诗的新观念, 贯彻了文化多样性的思想。由此可以预示, 21世纪的史诗研究将是多元化的。以往那种以荷马史诗为范例, 取例西方的史诗研究范式, 将逐渐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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