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秦汉统治政策的异同

秦始皇统一思想的文化政策是封建经济政治的必然要求。秦汉封建政权是建立在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孤立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和分散性,始终是一种对统一的瓦解力量。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必然存在着两种自发的趋势，一种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所导致的封建统治权利和土地所有权日益紧密的结合。受封者变为世袭领主的贵族,分裂割据势力日益猖撅，另一种是农奴化,即封建主对生产者的经济剥削和人力控制合二为一,这种趋势的发展必然导致官僚阶级的贵族化。一、文化决策中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维护统一

随着贵族化的发展,那些看起来貌似强大的封建帝国就必然瓦解。因此,加强思想领域统一是克服小农经济分散性的必然要求，秦汉之际,中国社会的政治统一已经完成,政治的统一必须同时要求思想文化的统一。秦统一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区域文化仍然起着巨大的历史作用,尤其是秦文化、齐鲁文化和楚文化。这三种文化所处的区域不同,导致了其在风俗习惯,物质器用上的不同,同时更重要的是在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上的不同。

而秦始皇的统一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上。秦始皇在加强政治法律和军事统治的同时,不得不加强其文化独裁。而其文化独裁的集中表现就是“焚书坑儒”。很多历史学家在“焚书坑儒”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上并无太大争议,主要就是说始皇扼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割裂了历史。“焚书坑儒'无论从什么角度讲都是一种空前野蛮和愚蠢的暴行,它是对战国时期`礼贤下士'之风的反动,也是对百家争鸣'学术思潮的扼杀,是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次大倒退。”这是对“焚书坑儒”文化危害的准确概述。

秦始皇的文化专制有明确的目的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秦始皇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在当时天下刚刚统一的情况下指出，各派学者确实对秦朝政治非议较多,而这各派之中又尤以“诵法孔子”的人为最多,而“诵法孔子”并不局限于儒家学派,同时他认为“坑术士'是专横暴虐的君主政治下的正常行为”。因出于政治目的而焚书进而坑儒,而不是纯粹针对文化典籍和儒士来开刀,所以我们看到焚书的结果是许多文献典籍还是保存了下来。

汉初实行郡国制,中央直辖地区仅占有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汉初不仅诸侯心中无视汉王朝,即使南越虽然表面称臣,实际上仍暗用故号。匈奴屡屡寇边,汉书载“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武帝即位之时,正是诸侯王削弱,中央威信提高之时。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巩固势必要求在思想上也要与之适应。而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根基,以阴阳五行为骨架,兼采诸家学说,建立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为大一统的刘汉王朝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作论证。这种新儒学用文教、文官制度,加强社会对人的控制,用三纲五常为核心伦理规范加强对人的思想控制,使社会的稳定性大大加强,完成了思想统一的任务。

二、文化选择中的模式相似：都确立了一个主导文化。

秦始皇所实施的一系列文化政策很显然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秦始皇是一位非常重视“法治”的皇帝,而秦朝也是一个厉行“法治”的王朝。秦始皇把“法”作为治国之本,并全面实践着法家的法治思想。秦始皇是一位“因道全法”的皇帝。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秦始皇欣赏韩非的政治学说,而韩非坚信道是“万物之始”,“是非之绝”,国家法制、治国之道、赏罚之术等,都因道而设,依道而行。

二是秦始皇相信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并根据“水德”确定了秦朝的政治模式和法制风格,而阴阳家相信一切源于道,“五德终始”则是天道运行在政治上的体现。三是秦朝的三公九卿、博士大多有法家或儒家学术背景,都相信据于道。自百家争鸣以来,关于道和天一直就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它必然被秦始皇引为其政治活动的依据。

秦始皇又是一位严格依法治吏的皇帝。他对违法的权贵、官吏严惩不贷,在很大程度上贯彻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条法制原则。在适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要触犯法律,无沦贵贱亲疏,都要受到制裁。秦始皇对官吏的依法治理是值得称赞的。由此可以看出,秦始皇是严格以法家思想为其统治思想,并依此来实施“法治”、“法吏”、“法教”的政治模式的。

汉武帝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其“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的确定,这一政治思想的确定也可以说是他对政治指导思想作出的新的选择和确定。“司马谈《六家要旨》,实际上是对汉初学术的概论”,儒、墨、名、法、阴阳、道六家中,最兴盛的是道即黄老。帝后将相虽好黄老,但由于朝廷的民主、放任态度,对各家一视同仁,都立学官,因此作为社会主流思想、朝廷政治指导思想的黄老,在组织上并未取得学术上的独尊而独揽学官。

衰而复兴、在历史上曾一度兴盛的儒家紧紧追随上来,到景帝时,儒学家己经占据了很多的博士位置,此外,博士中还有治《论语》《孟子》《孝经》的儒学家。儒家讲求“为政以德”,与法家严刑重罚的集权政治不同又倡导要用礼教整顿社会但并不绝对排斥刑法,而与黄老无为政治有别,但态度却比黄老积极的多。

儒家也就善于折衷的吸取并消化其他学派的东西。对于无为而治,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哉恭已正而南面而已矣，”不过黄老主张以无为为手段达到无为而治,而儒家则并未像黄老那样把无为而治突出为政治思想的中心,他们提倡一种道德文化的实践,实际上把无为而治视为一种境界来追求,孔子的赞叹就明显地带有慕古的理想主义色彩。

儒家与法家也有互通之处。儒家鼓吹大一统,孔子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中庸》赞颂“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法家高唱“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在赞成君主制、倡导天下一统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六家要旨》揭示他们的学术特征,说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法家“正君臣上下名分,父子贵贱之差”,也是共通的。

显然,以中庸为哲学思想的儒家学说吸取与包容了道、法学说的某些合理的东西,而没有法家刻薄寡恩的严厉性和黄老的消极性。它固然有某种保守性,在激烈的动乱中对动乱的克服发挥不了什么大作用,但是对于长期维持政权和社会秩序却有特殊的价值。对于处于统治地位的汉武帝来说,这样的儒家学说是能够为其统治服务的。

三、以文化治政时价值趋向的一致，都具有政治实用主义精神

秦始皇对各种传统文化、思想流派和政治学说的取舍主要依靠其实际政治的需要，所以，在秦朝的政治思想中汇集着百家的观点主张，例如法家，法家学说可以说是对秦朝统治思想的贡献最大。其中属于法家独特贡献的主要是法制至上的思想及一些与中央集权政体有关的具体主张，行政方式也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以法家为主”主要体现在秦朝皇帝的主要政治倾向及某些政治制度层面和常规性政治操作层面。

再如儒家，这是由儒家学说的本质和特色所决定的,主要有二一是儒家鼓吹“王天下”、“士无二王”、“定于一”、“大一统”倡导君主专制,维护等级制度,又提出了许多的调整王权的思想,其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很适合皇帝制度的需要。二是儒家学说的特长是“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这一点对皇帝来说也是极有利于维护其统治的。

在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中,对广大官吏提出了系统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其中有“宽裕忠信和平毋怨”,“慈上勿陵,敬上勿扰”,“正行修身”“除害兴利兹慈爱百姓”等,文中还大讲处世哲学,诸如“中方,名不章,外不员,”等。有些一记载与儒家经典的词语极其相似。例如在《礼记曲礼上》说“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这个思想与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大儒“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忠孝为本的主张别无二致。由上观之,儒家学说对秦朝统治思想和实际政治影响不可低估。

四、总结

秦王朝的统治思想与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就基本构成和基本取向而启一大同小异。主要区别在于,由于皇帝制度的政治指导原则尚不成熟,法定意识形态尚未确定,因此秦王朝的统治思想比较粗糙,同时又受到秦国政治传统和秦始皇及重要辅臣的政治倾向影响,其中法家思想成分比较浓重一些。

汉武帝以后,经过长期的选择,统治思想进一步完善,又确立了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但其文化政策和秦始皇一样,也是在多家思想共同影响下形成的。这主要是由于两位统治者的文化功用观相同,都是为了其统治提供帮助的。秦皇汉武对于各种思想流派和其政治学说的取舍,主要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维护大一统的统治局面。因此,可以说秦皇汉武两位皇帝的文化政策的制定都是具有政治实用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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