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宣慰司和宣慰使司一样吗?

元世祖忽必烈时将每个行中书省划分为六十个宣慰司，每个宣慰司下辖大约180个路（州）。宣慰司起着上行下达的作用，据元史记载：“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元置宣慰使司，或称“宣慰司都元帅府”，“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掌军民事务，分道管郡县，转达郡县请求于行省，传达行省政令于郡县，为行省与郡县间承转机关。如沿边地区有军旅大事，则兼都元帅府或元帅府，或兼管军万户府。少数民族地区参用土官。明清宣慰命名皆西南海少数地区土司世袭官职。辛亥革命后仍有沿用不废者。

“行省”一词，始于金代，为“行尚书省”或“行中书省”的简称。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金廷征发民夫整修黄河、北清河堤防，由于河防工地距金首都很远，中央难以遥控指挥，章宗完颜璟就命参知政事胥持国等“行尚书省事”①。所谓“行尚书省事”，其意为“代表尚书省行使权力”，也就是说，“行省”是中央临时派出的机构。

成吉思汗建国之初，官制未备，《元史·百官志》说：“惟以万户统军旅，以断事官治刑政。”及其南攻中原，始有各种官号。《国朝文类·经世大典序录》说：

既取中原，定四方，豪杰之来归者，或因其旧而命官，若行省，领省，大元帅，副元帅之属者也。或以上旨命之，或诸王大臣总兵政者承制以命之。若郡县兵民赋税之事，外诸侯亦得自辟用，盖随事创立，未有定制。

“行省”，所辖大都仅一路或数路之地，因当时中央并没有名为尚书省的机构，所以“行省”并非中央派出机构，只不过是蒙古统治者用来笼络“世侯”所假借的“名爵”罢了。窝阔台即位以后，便将蒙古以外的征服地区划为三个大行政区，分别派遣官员治理。公元1251年蒙哥登基后，改称这三个大行政区为“行尚书省”：即燕京等处行尚书省，治燕京，统哈剌温山以南金、夏故土；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治别失八里，统阿母河以东，按台山以西西辽、花剌子模故土；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治徒思，统阿母河以西花剌子模、报达哈里发故土。

燕京行尚书省乃沿金代旧称，《耶律公神道碑》说：“贞佑甲戌（公元1214年），（金）宣宗南渡，丞相完颜承晖留守燕京，行尚书省事”。但蒙古初期的行省，与金代的行省制度是不同的。

中原是蒙古汗国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随着形势的发展，蒙古逐渐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但当时的统治中心远在和林，仅仅依靠中书省所领的十路课税所来监督课税和地方行政已不适应形势，有必要在汉地设立一个权力更为集中的机构，代表中央实行对地方各级政府的监督，燕京行省就适应这种需要而不断发展起来。后来，其管辖范围逐渐扩大到整个中原地区。

燕京行省不仅掌管汉地的财富，同时还治理汉地的刑政。燕京行省长官的正称为札鲁忽赤或断事官，据《元史·世祖纪》载：

岁壬子，帝驻桓抚间，宪宗令断事官牙鲁瓦赤与不只儿等总天下财赋于燕，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其一人盗马者，杖而释之矣；偶有献环刀者，遂追还所杖者，手试刀斩之。帝责之曰：“凡死罪，必详谳而后行刑，今一日杀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复斩，此何刑也？”不只儿错愕不能对。

不只儿断狱一日杀二十八人的事，充分暴露了断事官的横暴与残忍。可见燕京行省不仅是掠夺人民财富的财政机关，同时也是镇压人民的司法机关，是蒙古朝廷统治汉地人民的常驻机构。

燕京行省和中书省的关系如何呢？从机构名称看，燕京行省称为行尚书省而不是行中书省，行省长官称札鲁忽赤或断事官，可见它并非中书省的派出机关，在太宗末年其权力日增，组织机构也逐渐庞大。

总而言之，燕京行省是蒙古统治阶级为征调中原财用、控制中原地区而建立起来的一个专门机构，并委派亲信大臣坐镇，以代表中央领导和监督汉地行政。这与金朝初期的燕京枢密院及稍后的河南行台尚书省颇有相似之处。正因如此，当忽必烈把政治中心移到燕京，解决了中央政府远离汉地的矛盾以后，燕京行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而被并入中书省了。

忽必烈即位以后，“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①。他沿袭宋、金的制度，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僚机构。这套机构与其他各朝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其特殊设置。《元史·百官志一》载：

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访司。其牧民者，则曰路、曰府、曰州、曰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于是一朝之制始备，百年之间，子孙有所凭藉矣。

自忽必烈建立这套官僚机构后，终元一代，未曾作太大的交易。这个机构的中枢权力主要掌握在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个部门手中。 它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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